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
时间：2023-06-22 18:3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叶俊杰，许尧，张国庆，2*
(1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2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300)
健康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前提条件。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2019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当前，随着我国居民社会经济条件、文化习俗、工作性质以及生活方式的明显差异，健康水平差异显著，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其健康水平堪忧。根据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9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88.5%，抑郁症的患病率达到2.1%，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是4.98%。随着对社会、经济、行为和环境因素影响人们健康的程度的认识不断增长，学者们认识到大部分健康结果是由健康以外的因素驱动的，相比吸烟和肥胖等健康问题，贫穷则会带来更多的生命损失。健康的心理状况能够提升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息晨，2019)，同时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和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邓力源等，2018)，因此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探讨居民健康问题，拓宽健康领域研究，有利于人民幸福、经济发展。
发展乡村产业，带动农村经济离不开农村地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活动能够促进长期资源匮乏的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这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现实途径，也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路径，应充分通过创业助力农村地区的多维度减贫。因此，心理健康作为多维贫困的维度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健康及其不平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我国对创业行为与健康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国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鉴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本文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后文简称CFPS)，重点对农村居民创业行为与心理健康两者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期为我国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健康中国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2.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创业者健康研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创业能够促进健康，包括城市健康、创业者自身健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健康。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城市社会创业促进健康，DeLeeuw(1999)认为社会创业是健康促进和城市健康发展成功的关键，创业者在城市政策变化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创业活动也被制度化。Shepherd和Patzelt(2015)从心理社会的角度看待健康并讨论了(企业家和其他人的健康状况)如何影响创业行为，以及创业行为如何创造(或减少)价值(通过企业家和其他人的健康)。Rietveld等(2016)研究认为企业主比工薪阶层更健康，较好的健康状况与担心企业失败阻碍新企业形成的可能性较低、对拥有经营企业技能的自信心较高以及工薪阶层对创业机会的认可度较高有关。这些健康和创业观念之间的积极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为什么健康程度较低的个人不去创业，最健康的企业主经营的公司具有最高的增长预期。Ramadi等(2019)认为医疗行业企业家精神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改善医疗保健和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医疗创业是改善健康、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Hatak和Zhou(2019)研究发现创业者应该找到方法来维持或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以促进经济上的成功和幸福，尤其是如果他们没有完成高等教育或者是一个人自雇。Ryff(2019)研究认为更长远的商业冒险之旅可能会培育出幸福感的其他方面，创业者的健康状况被认为与幸福感的体验有关。Stephan(2018)表明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是人类有效运作的核心，创业者也不例外，“幸福”的企业家更有可能坚持下去，表现得更好，高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是创业者从工作中获得的持续收益。Saraf(2019)认为心理健康、幸福感和持久的经济成果密切相关，然而，在以脆弱、冲突和暴力为特征的地区，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经常会经历长期的压力和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企业家的业绩和生活质量，并可能削弱现有的金融和商业援助计划的效益。Hämmig等(2009)研究发现在受过高等教育、担任行政职务或管理职务、从事全职工作、工作时间不定、经常加班、上班通勤时间长和工作不安全的男女中，患病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工作生活冲突都与一些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有关。职业压力与许多健康问题相关，Cardon和Patel(2015)探讨了压力对个体健康的有害影响是否伴随着对个体经营者绩效的生产性影响，研究发现自营职业者比雇员承受更大的压力，尽管压力对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但他们对收入有正面影响。Gunnarsson和Josephson(2011)研究认为小型企业创业者自我报告的良好健康状况与良好的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关联，此外，企业家们还强调，计划和控制工作和体育锻炼等策略对保持健康很重要。利益相关者方面，Lechat and Torrès(2017)通过结合职业健康和创业领域，发现创业活动会导致某些事件，这些事件既会影响小企业的平衡，也会影响其所有者与经理的平衡。Patzelt和Shepherd(2011)调查显示，除了积极情绪的影响之外，自营职业者的负面情绪也比受雇者少，这取决于他们的调节应对行为。
关于居民健康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等几个方面展开。关于个体层面，任国强等(2017)研究发现个体收入剥夺会导致较差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宋士杰等(2019)发现具有较高健康素养的居民更能抑制慢性病的健康风险。关于家庭层面，袁笛和陈滔(2019)研究发现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会降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李礼和陈思月(2018)从个人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条件两个层次，考察了居住条件对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的影响。关于社会层面，欧阳文静(2019)认为房价上涨会降低无房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李浩和袁晓玲(2018)认为生态环境质量对居民“近期健康”“心理健康”与“他评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学者关于创业者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滞后，鲜有学者关注到创业行为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持续关注，国外学者在该领域已经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已有文献仅从就业领域对健康状况进行论证，尚缺少创业行为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针对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十分有限，大多是讨论非正规就业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其次，对创业行为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机制讨论和异质性分析存在不足，不仅没有关注创业行为如何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也没有关于相应群体异质性的深入讨论。此外，居民创业类型差异是否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一样的健康效应？同样值得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使用CFPS2018最新数据实证分析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并探索其影响机制。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由于从创业的角度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较少，本文从群体差异的角度探讨了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创业行为与居民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第二，本文从经济状况和健康行为的角度考察创业行为影响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可能渠道，一方面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为更好地指导创业活动改善居民心理健康提供了现实依据。
2.2 机制分析
压力过程理论是心理学研究的常见范式，本文借鉴朱慧劼和风笑天(2019)的相关研究，运用压力过程范式构建“创业行为—压力动力机制/压力消减机制—心理健康”理论模型尝试探索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创业行为会给心理状况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比如目标实现带来乐观向上的积极情绪，目标脱离则会带来冷漠和沮丧的消极情绪。创业者往往拥有雄心勃勃的目标、期望成功、热情追求、努力和目标实现，但是创业者还必须面对失败，放弃无法实现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执着于无法实现的目标却可能促使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会导致动力丧失，进而脱离无法实现的目标。耿爱生(2014)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自评健康状况高于自我经营者。丁述磊和刘翠花(2016)认为从事非正规就业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健康状况且存在地区、性别、工作类别的异质性影响，不仅是非正规就业，受教育程度也会显著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可能存在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农村居民在进行创业行为时，通常会囿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而进行不同类型的创业选择，在不同的创业环境刺激下，创业者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这里包含了正向反应以及负向反应，负向反应包含了创业压力、创业者的情绪等，而正向反应则可能带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工作满意度、工作价值感和工作自主性对创业者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而工作强度、工作压力又有着消极的影响，最终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基于已有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图1 作用机制分析
假说1：总体上，创业行为能提升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水平。
在对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相关研究中，不能忽视社会经济地位起到的重要作用。经济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健康状况(穆滢潭，袁笛，2018)，社会资本表现为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它可能通过影响居民健康行为和情感心理过程，来对居民身体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资本对居民自评健康和心理状况都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韩雷等，2019)。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申云，朱玉芳2017)，相较于城镇地区，家庭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及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影响更大(黄倩等，2020)。程菲等(2018)研究发现，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与稳定。李建新和夏翠翠(2014)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存在于各个年龄阶段。居民健康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居民健康，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使居民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生活品质和生存质量，进而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创业者拥有更广阔的社交网络，加强持续性的正面影响可以减轻创业压力对创业者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创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对创业者的心理压力的减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工作生活冲突都与一些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有关(Hämmig et al.，2009)，自营职业者比雇员承受更大的职业压力，这对个体健康会产生有害影响(Cardon and Patel，2015)，与其他创业者相比，女性、有雇员的创业者、农民创业者面对的身体健康挑战更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带来情感障碍、焦虑障碍或抽烟、酗酒的患病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社会经济地位是创业行为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中介。
假说3：社交网络是创业行为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中介。
假说4：生活习惯是创业行为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中介。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2018年CFPS数据，即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CFPS对外公开的数据中，包含了个人工作状况、性别、年龄、抑郁状况等。2018年CFPS家庭问卷共完成有效样本14218份，成人问卷共完成有效样本37354份。本文首先根据家庭代码合并成人问卷数据和家庭问卷数据，然后剔除城镇家庭数据，保留农村地区家庭，之后保留农村家庭户主即家庭的财务回答者，在删除缺失值和无效样本后，最终样本为4570户农村家庭。
3.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心理健康。CFPS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对抑郁状况进行测量，在CFPS问卷中，存在“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的睡眠不好”等抑郁程度测度问题。本文使用CFPS数据库提供的CES-D8量表得分衡量农户的心理健康程度，其得分越高代表抑郁情况出现频率越高，心理状况越差。本文将初始CES-D8得分标准化再取其相反数，得到用于本文分析的心理健康状况综合指标，即数值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是创业行为。农户创业行为，参考尹志超等(2020)的研究，采用CFPS问卷中“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私营”作为衡量农户创业行为的标准(是=1，否=0)。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婚姻状况(已婚=1)、受教育年限(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分别赋值0、6、9、12、15、16、19)、户籍(农村户籍=1)、中共党员(中共党员=1)、医疗保险(参保=1)、养老保险(参保=1)，信心，“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赋值1～5，值越大，信心越强。家庭现金及存款(取其自然对数)，家庭规模，“您家目前住在一起的通常有几个人(包括受访者本人)？”，房屋(完全产权=1)。最后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分别用0，1，2，3表示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四个区域。
如表1所示，全部样本为4570，农村创业者在全部样本中占比8.5%，男性占比53.6%，平均年龄46.9，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442，平均健康状况为2.92，且92.4%的样本拥有医疗保险，65.9%的样本拥有养老保险。CESD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健康状况越糟糕，非创业群体CESD8得分为14.23，平均年龄为47.2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85，健康状况为2.907，信心程度为4.146，家庭现金及存款平均为6.414，家庭规模为3.983。创业群体CESD8得分为13.24，相比非创业群体，创业群体的抑郁程度更低，即心理健康平均状况较好；
创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创业群体高1.841，其次，创业群体的平均年龄更低，男性比例更高，婚姻状况为92%高于非创业群体86.1%，创业群体健康状况更好，家庭现金及存款也比非创业群体高1.089，并且创业群体对未来拥有更高的信心得分及拥有更大的家庭规模。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4.1 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
本文使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形成机制，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mentali=∝entrepi+βxi+γi+δ
其中，mental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心理健康；
entrepi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村居民创业行为；
xi是控制变量；
γi是误差项；
∝和β是待估系数；
δ是常数项。
基于CFPS2018调研数据的4570个样本，本文通过OLS模型，采用stata15.1软件实证分析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在回归方程中，除创业行为外，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经济情况、地域特征以及年龄、性别、婚姻、户口、健康、受教育年限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在表2中，模型(1)汇报了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回归结果。
表2模型(1)显示，创业行为与心理健康在5%的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创业者心理健康水平高于非创业者，假说1得到验证。关于其他控制变量，从表2可以看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随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信心、家庭资金等方面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基于性别差异，农村男性居民的心理健康显著高于女性的心理健康，主要是因为女性更为感性，更易受到外部事件影响，同时，大部分女性承担着“家庭—工作”的双重压力，导致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普遍较大，使其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此外，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显著提升了心理健康水平，关注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提升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可以缓解农村居民的抑郁程度；
年龄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呈倒U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极值点在48岁左右达到，表明年龄影响心理健康的拐点在48岁左右；
基于婚姻状况差异，已婚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婚姻关系可以带来更为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此外，拥有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拥有各类医疗保险能够减弱创业风险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表2 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
4.2 内生性讨论
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尽可能控制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等相关影响因素，以减少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不过，这仍然可能存在来自反向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即不仅创业行为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本身也可能对创业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寻找创业行为的工具变量以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有偏和非一致性。有效的工具变量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二是与内生变量相关。本文将使用个体所在区县的平均创业率(不包含家户本身的创业行为)作为个体家户差异行为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浓厚的创业氛围容易引起住在相同区县的人群体现出行为的互动效应。另一方面，创业活动的开展也受该区域的经济水平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影响农村居民的健康，但区县平均创业率在微观个体层面上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不相关，而且农村居民心理健康也无法反过来影响区域创业情况，因此能够克服反向因果问题。
表2模型(2)为使用了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创业行为对其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依然保持显著。在创业行为变量内生的假设下，表2模型(2)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第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一阶段Cragg-Donald Wald F统计值为31.933，大于对应15%临界值8.96，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为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借鉴袁微(2018)的研究，使用weakiv弱工具变量检验，报告结果显示AR、Wald chi2(1)值分别为11.770、8.870，均在1%水平上统计上显著，即本文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内生解释变量，使用 Durbin-Wu-Hausman检验，统计值为10.512(p=0.001)，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使用2SLS才能得到一致的估计。另外，比较表2模型(1)(2)中创业行为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采用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中创业行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增大，这可能是因为心理健康本身对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会产生负面情绪，加深自身抑郁程度，因此OLS模型回归结果可能会低估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
内生性的问题还可能来自于创业行为的测量误差。CFPS2018访问中，访员会根据自身感受对问卷中部分主观问题进行评分，以保证数据质量。本文利用该项评分，删除了访员对“受访者的智力水平”打分小于等于2分、“受访者急于结束调查的程度”打分大于等于6分的样本，对剩下的样本重新进行了分析，表2模型(3)给出了重新估计的结果。在考虑了问卷可信度基础上新样本的回归结果与之前回归结果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测量误差问题对于本文实证结果无实质性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农民创业的特殊性，以“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私营”作为农户创业决策标准，对创业内涵的理解存在较大局限性，会遗漏部分创业行为，就农户而言，传统产业规模的显著性提高、开启新的规模化新产业和新生产等，都应该算作创业。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朱泓宇，蒋远胜，2019)，将租用土地租金达到30000元以上或农副产品总值达到25000元以上者视为创业，因此农户创业家庭样本量达到739户。表3模型(1)报告了回归结果，与表2模型(1)较为一致，反应了创业行为确实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水平。
表3 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稳健性检验
为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本文使用不同的心理健康指标进行回归，表3模型(2)报告采用了CFPS2018数据库中CESD20的OLS模型回归结果，报告结果与表2模型(1)较为一致。
为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差，本文构建个体认知能力变量加入回归(李涛等，2017)。在认知能力方面，本文结合 CFPS问卷中针对受访者进行的字词、数学和记忆力测试的分数，构造了三个维度的认知能力变量，即字词能力、数学能力和记忆力，取值均进行标准化，取值越高，则该维度的认知能力越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造了反映综合认知能力的变量，即字词能力、数学能力和记忆力得分的平均值。回归结果如表3模型(3)所示，与表2模型(1)较为一致，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创业活动具有一定风险性，老年人囿于身体素质等原因从事创业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保留年龄大于等于18岁小于等于65岁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模型(4)所示。创业行为仍然显著提升影响心理健康，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这表明随着农村居民进行创业活动，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就越大。
同时，农民创业者可能本身就是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群体，所以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由于样本选择偏差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构建反事实框架来进行缓解，以检验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是否稳健。本文将创业者群体设置为处理组，将非创业者群体设置为对照组，通过5种倾向得分匹配法的ATT结果如表4所示。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度量方法均证明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文的检验结果相一致，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倾向得分匹配
表5 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异质性分析
创业行为对不同性别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表5汇报了以性别作为分组标准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和模型(2)可知，创业行为对男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对女性统计不显著，这说明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从心理健康层面来看，创业行为对男性群体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女性创业群体较少，男性通过创业获得成就感、自豪感等可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创业行为对不同年龄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代际差异。表5汇报了以45岁作为分组标准的回归结果。从模型(3)和模型(4)可知，对于45岁及以下样本，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存在正向影响，但是统计不显著，对于45岁以上样本在1%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心理健康水平。这说明一方面青年创业者流动性资产积累较少，更易受到流动性约束，而且外在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内在的创业者强烈的事业心也会影响心理健康水平，此外，父母养育子女、父母养老责任逐渐成为影响中青年创业者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提升，家庭财富水平提高，可以抵御创业带来的风险，同时子女进入成年，家庭子女照料负担逐渐减轻，因此创业行为对中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十分显著。
本文对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基础回归结果进一步探讨，周广肃和樊纲(2018)以家庭创业是否雇佣工人为标准将创业分为机会型与必需型两种，本文将CFPS中“有无直接下属”回答“有”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回答“无”视为必需型创业，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模型(5)所示。机会型创业正向影响心理健康，但是统计不显著。必需型创业正向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相对于机会型创业，必需型创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机会型创业比必需型创业使身体更为劳累，精神更加紧张，而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居民家庭资产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对于从事机会型创业带来的风险抵抗能力更弱，而农村居民也缺乏一定的冒险精神，必需型创业恰恰满足了农村创业者的需求，稳定又能够为家庭带来一定收益。此外，在社会经济与家庭照料双重压力环境下，机会型创业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满足家庭需要，这往往代表着更糟糕的身体状况，更强大的精神压力，在农村地区，机会型创业者的精神状态更应受到社会关注。
4.4 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机制分析
借鉴程菲等(2018)的研究，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分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及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地位属于？”，本文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分别赋值1～5，该值越大，表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参考已有文献，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由受教育年限及家庭人均收入组成(穆滢潭，袁笛，2018)。此外，研究表明个体收入与健康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使用计量方法估计时往往存在内生性。因此，本文选取了“家庭人均收入”这一指标，并进行对数处理。
社交网络方面，采用问卷中“人情礼支出”进行衡量，并进行对数处理。家庭规模越大，社交网络越广，可以帮助农村家庭缓解金融约束，获得资金支持(胡金焱，张博，2014)，提高创业意愿，也可以通过与人沟通交流缓解创业压力。
生活习惯方面，本文分别采用抽烟、喝酒、睡眠时间来进行回归分析，“过去一月您吸烟吗？”(是=1)、“过去一月每周喝酒过3次吗？”(是=1)，“工作日睡眠时长(小时)”。
本文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作用检验。计算结果见表6，受教育年限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22，0.191]，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14，0.040]，均不包含0，家庭人均收入，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01，0.171]，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11，0.041]，均不包含0，验证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22，0.200]，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010，0.001]，验证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不存在中介效应，故总体来说社会经济地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社交网络渠道，生活习惯渠道，间接效应均在95%水平下置信区间包含0，验证其不存在中介效应。家庭人均收入与受教育年限组成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创业行为部分通过提升客观经济社会地位而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促进作用明显，其次，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年限的提升能够明显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以往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居民增加自身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提升健康状况(丁述磊，刘翠花，2016)。因此，假说2得到验证，假说3、假说4没有得到验证。
表6 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中介效应
为了应对成功经营企业和维持令人满意的个人生活的挑战，创业者必须保持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然而，创业工作的好处可能与高压力和失眠、疼痛、疲劳、躯体疾病和精神障碍的风险增加形成对比，如抑郁症，一个人可能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同时经历了严重的抑郁发作。抑郁症是许多创业者所经历的压力之一，随着社会进步，创业者更可能在心理社会领域而不是在身体健康方面遇到问题。
本文基于2018年CFPS数据，通过OLS模型，深入分析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抑郁程度度量户主的心理健康状况，实证研究了农户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且通过引入家庭所在区县中平均创业率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包括PSM方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对创业行为影响心理健康可能存在的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第一，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纠正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影响依然存在；
第二，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创业行为对男性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45岁以上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必需型创业显著提升了心理健康水平；
第三，创业行为影响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机制渠道至少包括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水平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渠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在创业行为与农村居民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部分中介。创业行为之所以影响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创业行为对心理健康的正向促进效应强于进行创业活动产生的负向抑制效应，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相比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创业能够带来不错的收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并且提升了他们的人力资本，这对降低他们抑郁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来说，创业活动不仅可以影响创业者自身的健康，创业者也可以通过创业活动增进他人的健康。因此，为促进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完善创业保障政策，降低创业风险，并增加创业教育培训投入，提升青年创业居民创业能力，构建合作式社会网络体系，促进创业合作意愿，缓解创业资金压力。例如应保障青年创业居民家庭的创业活动，给予正确引导和政策支持，以帮助他们成功创业。加强宣传、推广、普及教育及树立创业典型示范，推选“创业带头人”，建立分层分类创业培训供给机制，精准匹配创业需求，提升创业成功率。可以适当增加创业培训投入，优先为“年轻人”提供创业培训机会，相关金融机构适当放宽贷款门槛，简化贷款程序，提高贷款额度，在贷款创业中优先照顾；
二是随着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特别需要制定重视创业者心理健康的相关政策，比如支持创业者、企业家心理咨询业务的发展。其次，关注创业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要注意女性创业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由于经济、社会的变迁带来人们价值观念，如家庭内部夫妻角色性别分工的改变，也会影响人们的创业选择。比如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定期开展女性心理健康及创业教育专题讲座，传递性别平等意识，加强家庭内部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女性创业意愿，支持女性参与创业活动，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三是缓解社会发展不平等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与转型期，未来我国社会地位与健康不平等问题还将长期存在，因此，调整社会公共健康政策，注重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积极扩展社会地位对健康的正向作用，其次，针对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应重点关注收入分配，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对于提高人口整体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有助于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但是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文章仅利用CFPS2018横截面数据，虽然采用工具变量法纠正了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是没法做因果推断分析，未来可进一步利用多期CFPS数据组成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其次，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地区居民的创业行为会受到来自政策支持的影响，但囿于问卷缺少相关内容的调查，无法进行更精确的研究；
最后，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可能包含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文章仅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交网络及生活习惯三个渠道进行分析，未来可以从更多维度对其影响路径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