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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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华，朱国平
(1.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13 2.皖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时代任务，强调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同时，结合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变革更加突出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近代以来，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将指导思想融入救亡图强探索但归于失败，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等广大阶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多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勇于探索、正视错误、推动发展、谋求复兴，逐渐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励精图治的一个完整的思想路线。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实事求是；
1941年5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干部会议上系统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1]801。1978年12月，邓小平在总结工作经验与筹谋发展规划时，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140-153，强调思想路线攸关国家方向前景。2001年7月，江泽民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时，首次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3]282。2004年1月，胡锦涛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求真务实[4]151。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21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5]，继承、发展和创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勇于承担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时代重担与历史使命。
(一)实事求是是核心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概况，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方法论，更是实践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谋划发展的指南，推动发展的准则，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尺，是思想路线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开展十余次整党整风运动，其中1941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比较重要的一次思想路线教育和反思。为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三次“左”倾、两次右倾的错误以及思想路线根源，提出理论结合实际，改造学风作风，坚持实事求是[1]799-803。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地位。2013年12月，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系列活动，习近平对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度阐述，提出继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立足于实际分析研究问题，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发展，坚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
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有规律性，在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探求基本规律是经过历史检验得出的思想精髓，并且已经被历史所检验和证实。在新时代，实事求是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精髓的核心，成为解决时代问题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二)解放思想是前提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思想创新才能破解“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历史周期困境，才能够克服静态的唯心史观、完善动态的发展史观，才能推动政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掀起了一次思想大解放，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为端正思想路线、工作重心转移作好了铺垫。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对改革开放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作了开创性的论述，代表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解放思想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色和思想精髓。2013年11月，中共中央系统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在作出部署说明时指出：思维滞后、利益固化是制约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头，中国共产党要自我革新，统筹谋划，顶层设计，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增强社会活力[7]。
解放思想首先要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形成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只有敢于解放思想，才能凝聚社会智慧、人民智慧、政党智慧，解决新问题。
(三)与时俱进是要求
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根本必需，是保持理论创新、不懈奋斗、坚守党的初心、肩负历史使命的时代回应。它更加突出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性，更加强调解决时代问题的紧迫性，更加注重推动历史进步的延续性，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政策性开放阶段和制度性开放阶段，还将面临发展性开放阶段和全球治理开放阶段；
尤其是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国内发展改革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和使命需要紧密结合中国发展实际。2001年7月，中共中央隆重庆祝建党80周年，江泽民充分肯定了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提出“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3]282。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新的指导思想，并提出“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3]537，将与时俱进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之中。2017年9月，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特别指出：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吸收解决世界经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8]。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就是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就是深化三大规律的历史。
实事求是解决的是方法论问题，解放思想解决的是认识论问题，而与时俱进则要解决历史观问题。历史是动态发展的，而非静态模型的，任何思想体系只有在解释现实、改造现实中才能发挥理论的力量；
否则只会形成思想体系的长期滞后，造成现实问题的堆积、经济系统的负载和政治系统的崩溃。
(四)求真务实是保证
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保证，是保持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的现实要求，是科学判断形势、抢抓发展机遇、务求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是发展总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紧密融合。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推动，制约发展、阻碍发展、掠夺式发展、破坏性发展等理念与实践依然大量存在。2004年，胡锦涛在讨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时，强调中国依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关键是要始终坚持求真务实[4]15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历史性决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9]。同时，回顾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了新中国、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促使中国成功加入WTO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步入新起点，正是继承和创新党的思想路线，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路线脉络。
(五)励精图治是方向
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向作出重大论述调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关注重点。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要继续坚持和创新党的思想路线，继续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保持初心和使命。2018年，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迅速在基层党组织展开，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要继续保持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5]，认真落实“四个全面”战略，科学谋划“五位一体”总布局，为民族复兴夯实基础。2022年，党的二十大对十年来的伟大变革作了系统性回顾，对未来一个时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科学谋划。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新的“两步走”整体安排，对关系重大的新发展格局、科教兴国战略、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中国建设、文化自信自强、增进人民福祉、推动绿色发展等作出了新的规划。励精图治是完整的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环节，它从解放思想开始突破认识论，以实事求是突出实践论，以与时俱进开创历史观，以求真务实创新发展观，以励精图治实现治理目标。它基本上对应了宏大历史发展基本态和基本态闭环维系，成为平乱、稳基、发展之后进入大治阶段的党的思想路线，也成为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方向。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思想路线，是时代和历史的实践反映，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励精图治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继承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励精图治表现为两个层面：小治即中国梦，谋求国家富强、达到民族复兴、追寻人民幸福；
大治即天下大同，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公平有效，建立起平等包容、兼顾各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涵盖了改革与创新时代两大最重要问题，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意义，以及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问答。
近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大致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1840—1949)、新中国成立到土地改革完成前主要矛盾(1949—1953)、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矛盾(1953—1956)、中共八大确立的主要矛盾(1956)、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主要矛盾(1981)和新时代的主要矛盾(2017)等几个阶段，但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一直围绕着“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任务在不断细化和深化，不断改善和完善。进入新时代，民族复兴就成为最宏大的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两个一百年”的再细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位一体”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四个现代化拓展到第五个现代化，针对时代问题给出理论方案。
(一)“两个一百年”的再细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发展规划均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系统而全面地谋划了“三步走”战略，即1990年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
20世纪末比1990年再翻一番，实现小康目标；
21世纪中叶基本达成现代化，提升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多维度发展指标迫切需要纳入“三步走”发展战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对“三步走”发展战略进行分解和细化，明确了：2010年GDP比2000年增加一倍，小康生活更宽裕，市场经济体制趋向完善；
到2021年，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制度建设趋向完善；
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0]。这基本上形成了“新三步走”战略，其中“两个一百年”目标描述比以往发展展望更加丰满、更加充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阐释为“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分解，确定了一系列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可实践、可检验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和谐建设、民主政治进步、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以发展的科学性解决庞大社会系统稳定性问题。党的十八大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拓展，将经济发展、民主扩大、文化进步、生活改善、生态友好等纷纷纳入“两个一百年”最新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也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更加完整的表述，提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报告主题，明确了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的承前启后阶段，对“两个一百年”进行再细化、再深化，即2020年至2035年初步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至2050年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发展目标定位上，增加了一个维度即美丽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自此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完整目标。党的二十大将新“两步走”战略的具体落实进一步分解，是对党的十九大中“两个一百年” 再深化的具体部署和安排，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尤其是在主要短板和不均衡之处发力，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美好生活水平。
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再细化到新“两步走”，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也是励精图治的过程；
既是推动发展的过程，也是民族复兴的历程。
(二)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 总布局
1975年邓小平在总结工业系统发展和展望时，明确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4-7。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0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发展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至此，确立经济建设中心地位成为改革开放最强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把握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充分解决了当时的最关键问题，相当于“一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此后，以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和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农村、城市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恢复调整了生产关系，明确了指导思想，将全国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到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来。
1979年，邓小平在文艺工作讲话中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08，首次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列。1980，邓小平在研究经济发展时提到，既要加快经济建设，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初步将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一位一体”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位一体”深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事实上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个角度确立了发展路线，是“三位一体”的雏形。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初步明确了“三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即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始终不渝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目标，力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围绕“三位一体”发展目标，制定了基本纲领，谋划了具体实施方略，最终形成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总体布局。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论述“两个一百年”时，尤其是21世纪前20年的奋斗目标增加了“社会更加和谐”的内容，将社会领域纳入总体布局中。2005年，胡锦涛在和谐社会能力提升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明确提出和谐社会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辩证一致的，“四位一体”总布局初步展现[4]273-299。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列入发展目标之中，“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完全形成。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完整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初步形成了“五位一体”总布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长时期内，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大建设之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式形成。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对新时代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提出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自此，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总布局初步形成，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奋斗历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对“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关键环节、重点方向又作出了新的部署，尤其是绿色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中地位进一步提升。
(三)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
从采集狩猎转向农耕文明，农业时代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时代转向知识文明，社会形态的演变伴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近代以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工业文明的冲击，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承受割地赔款之痛楚，在救亡图强的探索实践中逐渐明确现代化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融入五年发展规划，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保障。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届人大明确阐释“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现代化以及国防现代化。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完成，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行适当修正，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四个现代化”概括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提出“在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并结合当时实际提出“两步走”设想，即第一步，三个五年计划内健全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再经过六个五年计划，全面完成四个现代化目标，中国经济实力和工业水平走在前列[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描绘出快速发展轨迹，为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既定目标巩固了良好物质基础。1979年，邓小平同到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及现代化规划蓝图时，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进一步对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量化核定。邓小平指出，到20世纪末，力争人均GDP一千美元，达到小康水平；
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2]237-238。
2005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新四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四化”并非取代“四个现代化”，恰恰是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保持中国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条件。2012年，党的十八大更新完善了“新四化”，即工业化转变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成为时代潮流、城镇化成为经济新特征、农业现代化注重新农村建设。“新四化”适应了全球经济体系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观形势，是“四个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关键在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化，实现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创新、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深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深度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首次出现第五个现代化，将“四个现代化”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五个现代化作为前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向现代执政党转变的自我革命，更是长期稳定执政、保障民族复兴目标的政治变革。它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制度化设计，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励精图治的制度保证，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回答。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突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五个现代化统筹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
国际中心转移、大国兴衰交替与国际治理体系变革，是横亘于历史观面前的时代问题，以西方为代表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解释全球治理体系的主流理论，但中国共产党的宏大国际关系视野，为认知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共产党的励精图治不仅是要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而且致力于构建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自立、如何相处、如何致远以及应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问答。
(一)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是攸关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命运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国内治理改革的关键抉择，也为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积累了理论与实践创新经验。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思想路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励精图治及其在各个领域的细化、深化。
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即政策性开放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2年，中心任务是实现国家重心转移，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性，核心目标是逐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解放社会生产力，激活市场要素，释放市场活力，明确政府定位，简化政府职能；
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现代化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关键领域，实行渐进式改革，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农村地区率先尝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助力乡镇企业构建小商品市场体系，推动乡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逐步通过双轨制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研究判断了改革开放形势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策调整，以城乡经济改革经验助推改革重心转向城市，进一步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进入全面改革阶段。
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即制度性开放阶段，约从1992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其中心任务是实现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通过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资本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初步建构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加速改革开放作出重大决定，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经验最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导向上确定了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对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企业组织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与经济格局。2000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并作出了全面解读阐释，进一步指出发展的思路破解阶段问题。
改革开放第三阶段发展性开放阶段，约自2003年至2012年。在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后，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战略，2009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加速提量增质并攀升至世界第二，产业结构、经济格局得到渐进式调整，党的十六大系统地解读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构想，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性阶段，中心任务是渐次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内外发展推动全面建构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第四阶段即治理性发展阶段，约自2013年开始，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沿线国家广泛参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内涵上注重改革与创新，外延上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中心任务是内外并举，转型升级与改革创新并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产业合作以稳步提升经济共同体，推进相互投资稳步提升构建利益共同体，增加政治互信构建命运共同体，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并且重构世界经济链条，率先实现经济平稳复苏。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到“新发展格局”，从理论角度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从实践角度看是国内治理现代化和逐渐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的一以贯之。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共享发展观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落实“四个全面”战略时提出的，是加速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决策，在国内视阈表现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第四阶段的深入推进，是政策性开放阶段、制度性开放阶段、发展性阶段的延续和升级；
在国际视阈表现为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欧美转向亚太这一趋势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的战略西移，是中国积极主动构建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新思路、新理念。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12]；
同年，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在世界经济持续疲软、逆全球化潮流反复的形势下，中国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分享中国经济腾飞的契机，是共享多边自由的发展红利，也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多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是以中国发展预期吸引世界各国尤其是沿线各国共同分享经济红利，本质是推动建立经济共同体，进而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演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世界观
千百年来，东方以朝贡体系维系国际关系，西方国家则先后经历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三十年战争后欧洲秩序)、维也纳体系(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均势)、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雅尔塔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在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体系虽然赋予世界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和权力，但依然更多依赖大国均势以维持国际和平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经济，却不断塑造着全球治理体系及新型国际关系，凸显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方面的东方思维、中国方案与中国主张。
第一，经济共同体代替零和博弈的中国方案。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徘徊不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当前世界经济愈发面临分化、分裂、分散的危险，呈现日渐清晰的三个梯队，即维持中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构成第一梯队、经济增速低迷的发达经济体构成第二梯队和陷入衰退与持续震荡的第三梯队。目前世界经济困境表现为：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生产能力过剩、创新不足，甚至不惜发动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产业滞后、消费超后而市场狭小，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布局提升，促进经济水平提升、经济质量升级，实现经济利益共享、文化互融、民心相通，最终以经济共同体代替零和博弈。
第二，利益共同体代替反全球化的中国主张。面对危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潮流风起云涌，欧美民粹主义再次达到巅峰，英国硬脱欧、特朗普现象、意大利公投修宪等“黑天鹅”事件层次不穷，越来越多国家和公众迫使政府设置贸易壁垒，以或明或暗的反全球化措施维持国内经济增长，严重威胁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维系，严重影响开放包容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合作。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重大的转向，而中国与大多数国家愿意肩负起相应的责任，继续通过双边、多边经贸往来推进全球化，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提速、设施提档，在发展中受益，在合作中受利，以利益共同体代替零和博弈甚至贸易壁垒的中国方案。
第三，命运共同体代替大国战略均衡的中国理念。冷战之后，国际环境整体和平稳定，局部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大国战略均衡是维系“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基础，但是随着环境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水危机、外太空探索等全球性公共事务越来越依赖世界各国的协同，新兴经济体不但应该在经济增长方面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还需要在全球治理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发展方面有所作为。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率先提出“E11”新兴经济体概念，新兴经济体不但需要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更多的声音，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传递出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向更民主、更公平、更团结的方向发展。
思想是对时代问题的高度概括，思想精髓是对理论体系认识论的进一步哲学提炼。励精图治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创新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它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问答；
体现于世界格局深度调整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问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推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效互动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关键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实现了理论创新，找到了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遵循，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