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意图隐喻甄别、理解与翻译

孙 毅 李明明

现代社会的权力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来运作（Fairclough，1989：2）。语言的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影响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解，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政治的局势与进程。为了建立和维护合法性，国家领导人常用一些言辞技巧来支撑自己的意义体系（Schimmelfennig，2003：207-208），从而引导人们简便地获得对复杂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形态的感知和理解。隐喻是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政治世界是复杂而充满价值观的，无论在认知上还是感觉上都远离人们即刻当地的日常经验”（Thompson，1996：185），因此，隐喻是各国政要化抽象为具体、判断政治现状、阐发政治理念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重塑人们的态度，甚至有助于重构现实，因此也被认作“政治行动的许可证”（贺梦依，2011：49）。由此可见，政治与隐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隐喻是人们理解复杂、抽象政治事件的桥梁，是抽象政治思想得以表达的有力武器。总书记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更是将隐喻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政治性演讲和重大场合的书面报告均显示隐喻的痕迹，散发隐喻机制的光芒。意图隐喻理论（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DMT）是认知隐喻学术界的新生儿，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思想中，还彰显于交流和沟通上”（Steen，2011a：86），这一基本论断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贴切、形象地表达中国外交理念架起了桥梁。通过意图隐喻讲好中国外交故事，有助于传播好中国外交声音、推广解决国际问题的“中国方案”。

1.隐喻的源起

metaphor（隐喻）一词源于希腊语metapherein，意为carrying over（携带），表示“由此及彼”之意。“隐喻”的本意是将某一事物迁移至另一事物，涉及作为出发点的喻体（源域）和目的地的本体（靶域）。隐喻是我们日常交流至为重要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表达的新鲜血液。对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一书。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隐喻实现了从修辞学研究到认知研究的华丽转身，人们发现：隐喻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还寓于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活动中。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束定芳，2000：28）。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的出版标志着概念隐喻理论的创立，这是隐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这一理论不仅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彰显了其价值。由此，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和人类的认知工具，隐喻逐渐脱离了传统修辞学、语言或词语研究的束缚而成为更多学科关注的对象（赵鸿燕，2017）。

2.隐喻机制的识别

在隐喻识别方面，国内外均开创了不少隐喻识别方法。2007 年，包括认知语言学家、文体学家、语篇分析学家、应用语言学家、心理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等在内的10 位隐喻研究专家（Peter Crisp、Ray Gibbs、Alan Cienki、Graham Low、Gerard Steen、Lynne Cameron、Elena Semino、Joe Grady、Alice Deignan 和Zoltán Kövecses）组成隐喻识别小组（Pragglejaz Group），开发出一套隐喻语言识别工具Metaphor Identif ication Procedure（MIP）。其具体步骤（Group，2007：3）为：

①通读全文，了解文章大意。

②确定文本或话语中的词汇单位。

③语义甄别。

A.建立文本中每个词汇单位的语境意义，考虑其应用于文本（语境意义）情境中的实体、关系或属性以及该词汇单位的前后内容。

B.确定每个词汇单位是否在其他语境中有比给定语境意义更基础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基本意义往往：

——更为具体，它们所唤起的事物更易被感知和体验；

——与身体动作有关；

——更精确（而不是不明确）；

——是既存的比较旧的含义。

基本意义不一定是词汇单位中最常见的意义。

C.如果该词汇单位在其他语境中具有比给定语境更基本的意义，判断语境意义是否与其基本意义相反，而该语境意义可以通过与基本意义比较来理解。

④如果是，则该词汇单位被标记为隐喻。

但是，在识别隐喻的实践过程中，MIP 存在以下问题：

①MIP 仍需要作出许多决策，比如在词汇单位层面包括语言和数据转录决策，所使用的资源、词典和数据库，以及编码的决策（Group，2007）。

②MIP 的目标不是确定底层概念映射本身的精确性质，其所识别的是隐喻的语言形式，而不是概念结构。虽然Group 承认隐喻表达在话语中存在潜在映射，但从概念域到语言形式的演绎法未被采用。

③ 在识别过程中，只需找到比隐喻的语境意义更基本的意义，然后进行对比，然而，确定哪个概念域不需要该词非常困难，而将精确识别的隐喻映射合并到概念结构中可能会降低所标识词的信度（Steen，2007：284-286）。

因此，Steen 等人对其进行修正，由于改进的MIP 是在Vrije Universiteit 进行的，因此，将其重新命名为MIPVU。其具体步骤如图1（Steen et al.，2010：25-26）所示。

图1 MIPVU 的具体步骤

1.意图隐喻理论的产生

隐喻是指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当词的语境意义与其基本意义不一致时，隐喻便应运而生。Steen 于2015 年正式创立了意图隐喻理论。Steen（2008）认为隐喻存在悖论，因为隐喻有可能更多地是通过词义消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跨域映射进行处理的。有必要研究隐喻在何种情况下被隐喻性地处理；
而且话语意图（intention）限制了语言使用的意图，作为语言的一部分，所有的隐喻使用必然带有目的性，而且一些隐喻是被故意用到交际中的，这促成了意图隐喻的产生（Steen，2017a）。可见，DMT 对研究交际中的隐喻有重要贡献（Gibbs，2015：73），它是在概念隐喻理论与话语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调意识和交际维度，是对当代隐喻研究的极大补充，也是对传统概念隐喻的一种挑战。DMT 理论否定了概念隐喻所认为的“隐喻是规约的、自动的且无意识的行为”的观点，认为隐喻有意图和非意图之分（Steen et al.，2010），并且意图隐喻是发话人有意识的行为。意图隐喻不同于规约隐喻（Gibbs，2011a），两者的区别是在隐喻产生的五步骤框架（Steen，2011a：94）中发展起来的，前者是对隐喻的有意识使用，意图隐喻要求接受者要特别注意在线比较跨域映射，而不是把主要关注点放在局部命题上。与前者相比，后者是否需要进行在线的跨域映射有待商榷（Steen，2013：180-181）。意图隐喻使用者在交际中有意地引导接受者将其视角从正在进行的话语信息（靶域）中

转移至另一个概念域（源域），接受者会在大脑中同时激活与源域和靶域有关的信息（Steen，2013），进而通过靶域的跨域映射来重新审视源域，以提供有意识的隐喻认知（Steen，2013）。换言之，意图隐喻明确改变了话语接受者对隐喻所指对象（即靶域）的理解视角，使话语接受者从另一个概念域（即源域）来重新看待靶域。意图隐喻的源域和靶域共现于一个隐喻表达中，而非意图隐喻并不总是如此，有时需要话语接受者自行补充。后者只是谈论话题的语言手段（Steen，2015：67）。DMT 认为意图隐喻具有意识和概念映射两个特征，非意图隐喻则具有无意识和范畴化两个特征，二者的区别在于意图隐喻通过比较处理，而非意图隐喻则通过范畴化来实现。但无论是意图隐喻还是非意图隐喻，都不会脱离话语；
相反地，隐喻始终是话语的一部分。这些话语是特别细微的心理行为和社会行为，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不断转换（Steen，2011a：87），认知的无意识性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包括我们所有的自动认知操作，还包括所有的隐性知识。我们的知识和观念都基于认知的无意识的概念系统（Lakoff &Johnson，1999：12），它们存储在我们的长时记忆中，一旦受到外部刺激，我们的知觉感知系统便会自动激活与该刺激相关的认知图式。意图隐喻对源域特别关注，使话语接受者在长时记忆中搜寻所有与隐喻源域相关的图式，以便解构发话人的意图。这说明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意图隐喻产生和解读的概念基础和知识库，源域和靶域的相关认知图式在具身认知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存储于我们的长时记忆中。换言之，对于所有语言使用而言，无意识的认知使得话语中的语言使用得以心理表征。虽然人们注意到了这些心理表征，但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够意识到语言使用和话语的细枝末节。这就是为何语言使用和话语生成是无意识的。而意图隐喻所关注的正是那些在各类交际场合中需要引起注意的隐喻，它们在话语中表现出了特殊属性（Steen，2017a：6-7）。实际上，发话人和话语接受者无须知道其意识到话语中隐喻的源域促成了意图隐喻的产生，即意图隐喻的使用不需要有意识的隐喻认知，但是发话人很可能对源域或靶域属性进行搜索（Steen，2017a：15）以达成交际目的。意图隐喻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一定会引起有意识的隐喻处理，即源域与靶域的跨域比较，而非意图隐喻不涉及有意识的隐喻处理（Steen，2011b/2017b）。这说明，DMT所指的隐喻的有意识性，一方面指发话人在源域选择上的有意识性，另一方面指隐喻处理的有意识性。当语言中的隐喻被有意地使用时，才会导致思维中隐喻的产生，即意图隐喻有助于有意识的隐喻认知（Steen，2013；
Gibbs，2011a：67），而不是由于有意识的隐喻认知才产生了意图隐喻。

2.意图隐喻的功用

DMT 对意识的高度倚重是其对当前隐喻研究最重要的贡献（Kövecses，2010：663）。意图隐喻可根据交际者的实际需求随时彰显于意识层面，得以蓄意使用（孙毅、陈朗，2017：715）。意图隐喻有两种价值：对语言使用者而言，其价值在于其将语言使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源域上；
对于隐喻研究者而言，意图隐喻研究揭示出了隐喻的三维模型，它不仅关乎语言和思想，还关乎交际（Steen，2008：213）。因此，意图隐喻强调隐喻的交际功能，是发话人为实现交际意图而特意构建的。隐喻发出者试图让其接受者主动从源域的角度重新思考当前的话题。意图隐喻的这种特殊属性也为学者开展与“外交”这一独特的政治交际活动相关的研究埋下了种子。2014 版《现代汉语大词典》（翰林辞书编写组，2014：1066）将“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领导人互访、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外交活动离不开外交话语——政治家代表所属国家发表的言论，它是传达国家政治外交理念和举措的重要窗口，有其特定的表达方式和内容。由于所有的语言使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带有目的性（Gibbs，1999：42），因而每一番言论的输出必然是政治家们有意识的行为，服务于其特定的外交意图。由于这类话语比较抽象和深邃，因此，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运用意图隐喻这一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的手段，以求向世界各国全面地阐发其外交理念。

3.意图隐喻的甄别

Steen et al.（2010）从不同角度表述了如何识别意图隐喻。首先，直接隐喻都属于意图隐喻，可以直接唤起源域，明显地要求话语接受者在源域与靶域之间建立跨域映射比较。其次，部分规约隐喻和间接隐喻也属于意图隐喻。规约隐喻指人们了然于胸的隐喻，通常在无意识情况下产生，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能够不假思索地辨别出来（Gibbs，2011b：52）。间接隐喻指不依赖任何跨域映射就能实现话语目的的隐喻，其使用是无意识的。此外，Steen（2011a：94）提出了五步分析法用以识别意图隐喻，具体步骤如图2 所示。

图2 Steen 五步分析法的具体步骤

其中，第三步和第四步可判定意图隐喻和非意图隐喻。一方面，源域和靶域的相似性可能已被明确表达，话语接受者需关注源域，并认识到在该语境模式下话语存在不协调（Steen，2011a：100）。鉴于此，话语接受者收到发话人的提示——通过跨域映射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情况下，隐喻便为意图隐喻。另一方面，源域和靶域的差异性导致这种话语冲突被接受者直接忽略，因此，源域并未受到关注，这种情况下的隐喻则为非意图隐喻。

但Reijnierse et al.（2018）认为该程序的主观性太强，为排除疑虑，他们于2017 年又建立了一套新的意图隐喻识别程序（Deliberate Metaphor Identif ication Procedure，DMIP）。意图隐喻潜在于以符号学为基础的识别话语中，DMIP 按部就班的过程可以产生更客观的分析结果（Reijnierse et al.，2018：132）。在符号学层面，潜在的意图隐喻和非意图隐喻的区别在于源域是否在隐喻话语的意义上起明显的参照作用（Reijnierse et al.，2018：129），因此，把意图隐喻与非意图隐喻作明显的界定是DMIP 最主要的特征。DMIP 的具体步骤（Reijnierse et al.，2018：136）如图3 所示。

图3 DMIP 的具体步骤

DMIP 识别意图隐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话语层面的隐喻和概念层面的隐喻。前者指隐喻词汇的最基本意义与其语境意义产生了对比，后者指源域和靶域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域。在概念层面上理解隐喻，必须从源域视角出发，在当前话语语境中建立一个源域指称（Steen，2017b），这时隐喻为意图隐喻。例如，总书记于2014 年11 月21 日发表的《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中写道：“中澳成功互办文化年，‘澳大利亚热’和‘中国热’在两国持续升温。”该句中的“澳大利亚热”和“中国热”属于意图隐喻。此处的“热”不是指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天气很热，而分别指在中国兴起的澳大利亚文化思潮和在澳大利亚兴起的中国文化思潮。此处的源域明显为话语含义的理解起到了参照作用。读者只有从源域出发才能理解总书记意在表述中国和澳大利亚人文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含义。而非意图隐喻的相关概念在概念层面也具有隐喻性，只不过在话语指定的事件状态中，源域在整个话语的理解过程中并未发挥作用（Reijnierse et al.，2018：134-141）。此外，判定源域是否发挥作用可通过查阅源域词条的不同用法来确认。如果靶域的话语意义能在源域的用法中找到与其相匹配的规约意义，则为非意图隐喻。譬如，总书记在2016 年6 月21 日发表的《谱写中乌友好新华章》的文章中写道：“24 年来，中乌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该句中的“风云变幻”属于非意图隐喻，尽管“风云变幻”在概念层面来自两个不同的域，源域与自然有关，而靶域与政治有关，但“风云变幻”除了比喻动荡变化的局势之外，还有比喻事物复杂、变幻迅速的规约意义。而该例中的“风云变幻”的话语意义与其规约意义也相匹配，换言之，通过其规约意义，也能够理解国家最高领导人所表达的两国携手共同抵御、度过国际“风云变幻”的含义。

中国当代外交理念是区别于其他历代领导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外交思想，是新时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主要内容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习总书记的海外署名文章是对其剖析和具化，这些文章不仅为国家首脑对外访问预热、打前站，还为其即将到当地进行的一系列访问奠定基调。因此，各国元首在访问之际均高度重视在当地主流媒体刊发的署名文章。

1.习总书记外交理念中意图隐喻的理解

为了理解习总书记外交理念中的意图隐喻，笔者首先将目光定格到能反映其外交理念的文本。研究发现，习总书记会在到访的国家发表署名文章，虽然目标对象（到访国家）不同，但都传达同一中心思想。笔者以此为研究对象，收集了总书记2014 年至2018 年的34 篇海外署名文章，共71 179 个字符（含题目），借助MIPVU 识别隐喻810 处（“一带一路”隐喻出现频次较多，为保持统计数据的整体均衡性，未计算在内）。也就是说，平均每1000 字就存在约11.38 处隐喻，其发生频次颇高且种类多样，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隐喻类型与意图隐喻数量

续表

笔者利用DMIP，发现有很多隐喻是意图性的。表1 将隐喻分类处理并采用A—M字母进行标记，以便图4统计。意图隐喻在每种隐喻中的占比如图4所示。

图4 意图隐喻在每类隐喻中的占比

结合表1 内容计算得知，在约73%的隐喻类型中，意图隐喻占比都超过了80%。由此可见，国家领袖善于运用意图隐喻表达中国的外交理念。笔者主要选取有益于中外友好往来的意图隐喻进行分析。

（1）与人有关的意图隐喻

笔者将所有与人相关的隐喻都归为一类，其中包括人的身体部位隐喻和拟人隐喻。人类在刻画和理解抽象事物时，必须借助已有的具体形象予以概念化（孙毅，2010：168）。习总书记利用具体的与人息息相关的事物传达抽象的外交理念。这里主要分析身体部位意图隐喻。

人类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用自身经验和身体器官来感知外部世界（王寅，2006：22-27）。总书记的署名文章亦不例外，大量运用与身体部位有关的隐喻，如脚、心脏、嘴唇等，向各国展示友好和欣赏之情，见例（1）。

例（1）

阿根廷人有引以为豪的两双脚，一双用来踢足球，另一双用来跳探戈。

（2018 年11 月28 日《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

世界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艺术。阿根廷作为一个传统足球强国，足球艺术享誉世界。另外，作为热爱舞蹈的民族，其探戈舞艺术也相当出彩。主席此处用夸赞的方式表达了阿根廷的两大特色，以彰显对其由衷的赞美之情，体现了中国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显然，该句是意图隐喻。在概念层面，“两双脚”与“足球”和“探戈”出自不同的概念域，因为足球和探戈离不开脚，所以“两双脚”成为话语意义的一部分。

（2）与颜色有关的意图隐喻

在署名文章中，习总书记常将颜色词用于政治经济合作的内容中，如蓝色、绿色、赤色等。这与人类通过自身感官如视觉感受来表达对外界事物认识的认知方式相符（孙毅，2010）。

科技创新与发展是推进人类进程的中流砥柱，但其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譬如，核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安全的国际环境，然而其无节制的研发必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总书记站在人类命运的制高点呼吁世界各国维护国际安全、建设绿色环境，这是积极参与、维护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理念的体现。例（2）中“蓝图”的字面意义“用感光后变成蓝色（或其他颜色）的感光纸制成的图纸”和其语境意义“建设计划”不一致，因此是隐喻。从概念层面来讲，“蓝图”的概念域不同于其靶域“建设计划”的概念域，而且“蓝图”是话语意义的一部分，隐喻接受者必须进行跨域映射，从“蓝图”这一视角理解话语含义。

例（2）

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肩负规划核安全进程未来蓝图的历史使命。

（2014 年3 月25 日《打开欧洲之门 携手共创繁荣》）

（3）与旅程有关的意图隐喻

习总书记话语中的隐喻借助有形的事物表达抽象的政治概念（曹灵美、王宏，2017：67），使其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笔者将受众熟悉的“旅程”中所涉之物都归属到这一类型，如交通工具、站点、车道等。笔者发现在署名文章中，与交通工具有关的意图隐喻也饱含着总书记的外交理念，见例（3）。

例（3）

17 年来，中南友好合作已经从一艘小船成长为巨轮，沿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方向不断乘风破浪前行。

（2015 年12 月1 日《让友谊、合作的彩虹更加绚丽夺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秉承深化和巩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外交理念，促进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之一。例（3）中“小船”和“巨轮”指中国与南非之间的合作，而且合作领域和层次在不断扩大。因此，这两个词的基本意义和语境意义形成了对比。在概念层面，其概念域（与交通有关）不同于“合作”的概念域，而且话语接受者需借助源域视角（“小船”和“巨轮”）才能理解两国合作在从“小”变“大”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风雨以及两国合作领域的扩大。

（4）与自然有关的意图隐喻

笔者将文章中出现的河流、自然现象、风等与自然有关的事物划分为一类。总书记聚焦人类与自然界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中频繁地使用该类隐喻，让原本平凡的人类活动有了崭新的意义（纪燕，2018：123）。

近年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中国认清形势、紧握世界经济方向，加强中外合作成为中国外交活动的关键环节。例（4）中，总书记用两个自然现象分别勾勒出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两国合作的良好势头。在概念层面，“寒风凛冽”和“春意盎然”的概念域都与靶域（经济状况和合作前景）的概念域不同，且源域在当前语境中建立了指称。总书记有意对比两者的形势，以期中国和秘鲁之间的合作更进一步。要理解这层意思，隐喻受众除了进行跨域映射别无他选。

例（4）

尽管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寒风凛冽”，但中秘务实合作“春意盎然”。

（2016 年11 月17 日《共圆百年发展梦，同谱合作新华章》）

（5）与植物有关的意图隐喻

隐喻指用一事物去思考、体验另一事物（Ritchie，2013：8）。人们对植物的经验——旺盛生命力，备受总书记的青睐。在其署名文章中诸如花草、树木、果实之类的意图隐喻随处可见，不论是表现友谊关系的句子还是体现中国对外方针、政策的语段，总书记总是信手拈来。

巴基斯坦作为中国重要的外交伙伴，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异常密切。巴方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支持者，是中国重要的外交合作伙伴。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习总书记所坚持的“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理念的再现。例（5）中的“像”是一个隐喻信号（Goatly，1997；
Cameron & Deignan，2003；
Nacey，2013；
Steen，2016），在概念层面，“大树”和“中巴友谊”的概念域不同，且“大树”在当前语境中建立了源域指称，隐喻接受者只有从源域的视角出发，才能理解两国合作时间之久、合作范围之广。

例（5）

长期以来，在两国历代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精心培育下，中巴友谊像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根深叶茂。

（2015 年4 月19 日《中巴人民友谊万岁》）

（6）其他意图隐喻

隐喻源域的“多元性”源于靶域概念的多面性，更源于施喻者主体的体验认知（覃修桂、黄兴运，2014：25）。人类所要体验认知的事物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在认知各具特色的事物时，可借助已知事物的多元特性对其进行解释。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意图隐喻种类虽多，如涉及窗户、名片、梦、佳话等内容，但出现频次较少，不具有代表性，因此，笔者将这些意图隐喻概括为一类。

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都曾遭遇过严重的灾难，自然灾害无情，但两国人民有爱。灾情发生后两国人民并肩抵御灾难、挽救损失，这也再次体现了总书记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根据原文的上下文可知，例（6）中的“两幅画面”指两个具体的事件（汶川大地震和克赖斯特彻奇大地震）。在概念层面，“画面”和“事件”来自两个不同的域，而且隐喻接受者只有通过源域所指具体事件，才能理解“中新”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感悟总书记希望两国保持、推进合作的殷切期望。

例（6）

提及中新关系，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两幅动人的画面。

（2014 年11 月19 日《共同描绘中新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习总书记外交理念中意图隐喻的外宣及其翻译策略

由于访问国家不同，习总书记的海外署名文章被译为不同语种。其中，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之一，其汉英译本最具代表性。因此，笔者主要收集了34 篇具有汉英两个版本的署名文章（英语版出自人民网和新华网）并对其进行对比，探究译者是如何翻译意图隐喻这一习总书记扩大中国外交之门的金钥匙的。笔者发现，译者主要采用了4 种翻译策略，分别为保留源域意象、替换源域意象、重述注释源域意象和删除源域意象。

（1）保留源域意象

对照汉英两种文本，笔者发现，有时译者会在翻译署名文章中所涉的意图隐喻时，保留部分汉语的源域意象。这种情况往往适用于原语文本（Source Text，ST）和目标语文本（Target Text，TT）中的意图隐喻意象在词汇和认知层面对等的情况，译者只需直译即可传达出习总书记的外交理念。这种方法有助于将原语中新的隐喻映射方式引入目标语文化中，继而对目标语概念隐喻系统产生影响。这既能促进术语和概念的标准化，又利于培育目标语体系中新的概念延伸机制（Fernández，2013：186）。

近代以来，德国逐渐成为欧洲工业的中坚力量，其在先进的科技领域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中德两国的双向合作促进了两国的发展。这是互利共赢外交理念的体现。如例（7）所示，总书记把中德两国的合作比作街道和车道，而且合作方式由单方合作的“单行道”转变为双方相互合作共赢的“双向快车道”。这里的街道和车道与合作的概念域不同，说明其为隐喻。而总书记巧妙地应用“单”和“双”表达了两国合作的加深。只有通过源域（单行道、双向快车道）才能探索两国合作共赢的局面，用“单行道”和“快车道”的对比表明与中国合作后，德国在投资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因而是意图隐喻。这两个意象在英文中分别有与其对等的表达，因此译者保留了原语意象，将其分别译为one-way street 和twoway express lane。两个短语既形成对比，又含有快速之义。这不仅保留了总书记所表达的两国贸易往来将迅速推进的意图，而且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例（7）

ST：中德投资合作由“单行道”进入“双向快车道”。

（2017 年7 月4 日《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TT：China-Germany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s moved from a one-way street onto a two-way express lane.

（2）替换源域意象

汉英两种语言属不同语系，总书记有时用汉语文化所特有的意图隐喻传达其外交理念，因此源域意象无法与目标文本在文化层面、语义层面实现完全对等。这时需译者越过此障碍，对原语意图隐喻意象充分理解并恰当地替换、“变译”（穆雷、傅琳凌，2018：12-17），使英文文本既能让本族语者理解，又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所蕴含的外交理念，让文本实现“功能对等”（Nida & Taber，200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世界各国的联系愈发密切，大量中国人出游捷克，正是中捷两国外交成就的重要体现。例（8）中，总书记把“中捷旅游合作”比作“一张亮丽的名片”，凸显了中捷两国旅游合作意义之重大。合作的基本意义与其语境意义“名片”（交际时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方形纸片，印有姓名、职务、地址等）不符，从源域“名片”的视角才能凸显出两国在旅游合作中取得的斐然成绩。尽管目标文本在词汇层面有类似的表达business card，但文化语境并不完全对等，在中国递交名片是比较正式的礼仪，而在西方人与人之间互换名片是比较随意的，若将其直译，难免会引起误解，无法彰显中国对两国合作的重视。因此，译者为了完整地表述总书记所要体现的旅游是两国合作的典范，把“名片”替换成bright spot。译文既表达了两国在合作上取得了成就，也符合目标语的表达语境，便于读者理解。

例（8）

ST：2015 年，来捷克旅游的中国游客总数突破3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旅游合作已经成为中捷交流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2016 年3 月26 日《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

TT：The Czech Republic is an attractive destination to Chinese tourists, who made a record number of more than 300,000 visits here in 2015, making tourism a bright spot in China-Czech cooperation.

（3）重述、注释源域隐喻意象

汉语中，一些隐喻意象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这类意象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其对应的表达。若要强调原语文化的特殊性，最好对原语隐喻进行再创造并进行解释，或者添加脚注或注释（Schäff ner，2004：1268），以确定作者的意图，并将其尽可能忠实地传达给目标语读者。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津巴布韦人民给予了许多人道主义援助，这也体现了总书记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理念。如例（9）所示，总书记用“现在时”和“将来时”分别形象地表达了中津合作已长成大树的现状以及将来这棵大树必将继续开枝散叶的美好祝愿，传达了中国不仅在当下积极保持两国的友好合作，而且这种关系将代代相传。在例（9）中，旅居津巴布韦华侨的暖心行为显然与其语境含义“现在时”不相符，读者需从源域的角度，才能知悉这种关爱是两国美好情谊的常态。因而是意图隐喻。虽然英语语法中有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但是其与当前语境所描述的现在和将来并不对等。译者将其译为the current generation and sow the seeds of friendship for future generations，对原语意象进行了解释说明，现在的友好往来为将来情谊的延续播下种子。译文成功传达了总书记对当下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赞许和对将来两国人民继续推进友好往来寄予的厚望。

例（9）

ST：他们多年如一日给当地孤儿送去关爱和温暖，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中津友好的“现在时”，也培育着中津友好的“将来时”。

（2015 年11 月30 日《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

TT：Over the years, they have brought care and warmth to local orphans. Such concrete actions are manifestations of China-Zimbabwe friendship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 and sow the seeds of friendship for future generations.

（4）删除源域意象

汉英语言文化不同，汉语在思维上倾向于迭进式的表达（刘宓庆，2005：72-75），偏向同义反复来增加语言的美感和节奏，因此，很多意图隐喻的意象不同，但是表达的意思却相同。若将其源域意象尽数体现在译文中，表达上不仅累赘，而且有违英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这时，译者通常删除源域意象以适应目标语文本。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中越双方应继往开来、保持高层接触，不断深入推进两国的合作，这体现了习总书记睦邻友好、推动世界联动发展的外交理念。例（10）通过嘴巴和牙齿的关系来说明中越特殊的地理关系，着眼于源域，两国的位置关系生动地浮现在眼前，因而是意图隐喻。这里的“山水相连”和“唇齿相依”与后面的“邻邦”呼应，表明两国是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但因前面的“山水相连”已完全表达出两国的地理联系，译者为避免重复便将“唇齿相依”意象在译文中删除了。

例（10）

ST：中越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

（2017 年11 月9 日《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

TT：China and Vietnam are very close neighbors connect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笔者通过分析习总书记的34 篇海外署名文章，发现为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实现全球共同繁荣与进步的局面，习总书记用实际行动奋力书写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总书记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种类多样，且大多是意图性的。由此可见，隐喻是传达政治意图、体现意识形态的指南针。本文首先在论证国际前沿的提取和甄别隐喻、意图隐喻的MIP、MIPVU 和DMIP三套机制的基础之上，穷尽性地提取出自建语料库中的全部意图隐喻。在分析汉英语料的基础上，笔者发现译者在翻译意图隐喻时主要使用了4 种应对策略，期望这些策略为译者解决隐喻翻译过程中的难点（Newmark，1988：104）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希望本研究为正确地传达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外交理念、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可靠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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