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元结构与风险*
时间：2023-06-12 18:50: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景玉琴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结构通常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对立依存关系：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低，资本等要素报酬率低；
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要素报酬率高，于是，劳动力等资源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种新的二元结构逐渐成型：虚拟经济从无到有，渐成气候；
人才、资金等要素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经济动荡甚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引发经济衰退，国家为拉动经济增加货币注入，货币宽松引起资产价格上涨，又开启新一轮脱实向虚。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此陷入“发展陷阱”。如何理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这种不同于教科书范式的“二元经济结构”(以下简称“虚实二元结构”)，它又暗藏哪些风险？中国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在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各项工作“稳”字当头的大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对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关注，始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片面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金融深化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伴有非常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虚拟经济过快增长，超过实体经济承载能力，动摇实体经济的根基。成思危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四小龙”“四小虎”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片面发展出口加工业，内需持续低迷，外需一收缩，经济就下行；
出口经济导致美元依赖，美元升值动摇了联系汇率制度，利率提高吸引投机资本进入，国际资本做空本币，迫使各国放弃联系汇率制度，导致本币飞速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危机背后的经济结构因素不容忽视。(1)成思危：《防微杜渐 未雨绸缪——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思考》，《经济界》1998年第2期。刘骏民对引发危机的虚拟资本进行了“解剖”，指出当代虚拟资本是价值独立化运动的进一步虚拟化，信用货币的价值已经消失，以此为基础的证券却被越来越多地制造出来，跨国金融机构以这些证券为工具在国际上制造着赚钱的梦幻。金融机构自有资金并不多，其证券交易活动是用别人的钱赚钱，所以证券投机交易风险极高。(2)刘骏民：《国际虚拟资本与国际货币体系》，《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65期。张俊山对虚拟经济这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虚拟经济不等于金融，而是金融的派生物，是资本在逐利本性推动下畸形发展的那部分金融活动。虚拟经济的收益“能够作为对社会劳动与社会产品的控制手段，因此虚拟经济中的价值增殖是对工人阶级乃至全社会的精巧剥削方式”(3)张俊山：《虚拟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刘晓欣从发达国家价值化财富积累和攻击性金融投机角度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弱势、外资依赖和监管乏力，给“大象级”国际投机资本造成可乘之机，其屡屡遭遇金融危机正是源于攻击性金融投机，“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掠夺方式，是当代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4)刘晓欣：《从虚拟经济角度看国际贫富差距的原因》，《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次贷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离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关系的视角，转而从市场经济生产方式意义上探讨虚实背离的原因。张俊山指出，商品经济普遍化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各种具体矛盾，对价值的无限追求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倾向，世界市场在拓展资本主义秩序的同时，缓解了生产过剩危机；
金融化使得资本表面上突破了积累的界限，但这不是真正的积累，而是价值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式的积累把危机传导到世界各地。“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5)张俊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0期。。景玉琴从马克思文本梳理出发，挖掘了虚拟资本产生的商品货币关系根源，分析了商品—货币—资本—虚拟资本演进的内在逻辑；
(6)景玉琴：《马克思虚拟资本思想探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提出商品拜物教的当代表现——货币拜物教加剧了虚拟经济的膨胀。虚拟经济是最具有货币拜物教色彩的领域，在这里无需经过生产的中介，货币即可“生产”货币，“获得解放”的货币更愿意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提供了资本脱离生产增殖的不竭源泉，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被制造出来。(7)景玉琴、吴金燕：《商品拜物教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析》，《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7期。
西方经济学界并没有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这些概念，也很少有人研究虚实背离的问题，相近的研究体现在积累理论、金融化等文献中。如次贷危机爆发前，就有西方学者呼吁，房地产金融化不可取，尤其是不能让金融部门负责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这不是帮助政府承担责任，而是给社会制造更多麻烦。(8)Leon Kendall, Michael Fishman, A Primer on Securitization, London: MIT Press, 1996, pp.1-17.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等指出，垄断资本的金融化不但让美国陷入危机，更一步步把世界拖进泥潭。引进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新兴经济体虽然获得了发展，但发达国家的劳动套利使它们深受其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套利更是贻害无穷。(9)[美]约翰·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停滞——金融化陷阱与无休止的危机》，张峰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金融危机的机制解释为“掠夺性积累”，金融化就是“掠夺性积累”的实现机制。(10)[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学术界从反思危机开始，对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实二元结构成因及危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相关研究远未详尽，有些关键问题尚需澄清，比如实体经济何以报酬率下降，虚拟经济又何以提供新的积累？发展中国家能不能避免这种虚拟经济积累带来的风险？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实现虚实良性循环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虚实二元结构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一规律导致实体经济中资本报酬率不断趋于下降，转而从再分配领域寻求增殖。
(一)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是政治经济学重要规律之一。平均利润率就是总剩余价值与预付总资本之比。马克思将这个规律表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比，平均利润率是总剩余价值与预付总资本之比，因为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预付资本带来的；
实际上，利润总额(总剩余价值)都是雇佣工人无酬劳动创造的，无酬劳动(在价值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与有酬劳动(在价值上表现为可变资本，即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之比在上升，这是规律的实质；
由于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相对于可变资本(活劳动)增加更快，因而总剩余价值与社会总预付资本之比却趋于下降，这是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提出，资本增殖这个无限目的与有限的劳动生产力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把剩余价值资本化，“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3页。。积累扩大又会遭遇同类产品市场竞争的限制，资本家于是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在产品差异化和提高生产力上做文章。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倾向于改良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又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使资本有机构成中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部分比推动它的活劳动相对增长。与总资本的增加相比，这会游离出一部分雇佣工人，他们失去工资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相应地降低社会购买力；
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又对在业工人构成压力，使资本家更容易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强度并且克扣其工资。劳动生产力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增加及其贫困化总是相伴而生，其结果就是资本过剩。一部分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过剩资本转而另寻增殖空间，这部分资本作为剩余价值未来分配的凭证，在投机和冒险中聚集起来，“使货币的那种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3页。，它们一旦贬值就会引发商品价格普遍下降，引起社会再生产停滞和混乱。这种停滞和混乱周期性出现，形成经济危机。资本家为了摆脱危机，竞相采用新的机器或者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以便把产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以下，即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种种努力，都导向一个结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积累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现实表现
平均利润率下降以资本有机构成上升为驱动，只要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一定起作用。不过，由于存在起反作用的因素，“规律”只有趋势的性质，现实中利润率并不是一直呈现下降。“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8页。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包括创新、垄断、发达国家从不发达国家获得的价值转移等，都会增加其利润总量，从而提高利润率。次贷危机爆发前十年，美国的平均利润率不仅从1968—1982年的下降中明显恢复，而且比1973年前的水平上升了约30%。不过，起反作用的影响不可能、也不足以超越规律的制约。默里·史密斯(Murray Smith)和约拿·布托夫斯基(Jonah Butovsky)对35个发达经济体1950年到2013年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进行了统计，发现剩余价值率从38%上升到62%，资本有机构成在1950—2007年也呈强劲上升趋势，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2013年资本有机构成有所回落。(15)Murray Smith and Jonah Butovsky,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Crisis: Marx’s Law of Falling Profitability and The US Economy, 1950-2013”, in Guglielmo Carchedi and Michael Roberts (eds.), World in Crisis: A Global Analysis of Marx’s Law of Profitability,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Chicago, 2018, pp. 356-380.古列尔摩·卡尔切迪(Guglielmo Carchedi)指出，美国1947—2010年资本有机构成明显增长，而固定资本剥削率则有下降趋势，这说明平均利润率长期在下降。(16)Guglielmo Carchedi,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a Crisis of Profitability?”, Science & Society, Vol. 80, No. 4, 2016, pp. 499-500.迈克尔·罗伯特(Michael Roberts)指出，“过去150年来，英国的利润率长期下降，支持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预言”(17)Michael Roberts, “The UK Rate of Profit and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in Guglielmo Carchedi and Michael Roberts (eds.), World in Crisis: A Global Analysis of Marx’s Law of Profitability,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Chicago, 2018, p. 209.。据朱安·迈特(Juan Mateo)的研究，西班牙1995—2014年平均利润率相对于1974年下降了40%。(18)Juan Mateo, “The Long Depressio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Bubble, Profits, and Debt”, in Guglielmo Carchedi and Michael Roberts (eds.), World in Crisis: A Global Analysis of Marx’s Law of Profitability,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Chicago, 2018, p.221.赛特(Takuya Sato)的研究也证明，日本1960—2014年利润率整体呈下降趋势。(19)Takuya Sato, “Japan’s ‘lost’ Two Decades: A Marxist Analysis of Prolonged Capitalist Stagnation”, in Guglielmo Carchedi and Michael Roberts (eds.), World in Crisis: A Global Analysis of Marx’s Law of Profitability,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Chicago, 2018, p.174.
(三)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驱动虚实二元结构形成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在动态上的展开，是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矛盾的现实表达。当生产领域不能提供满意的利润率时，资本转而进入非生产领域寻求价值增殖，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为这种增殖提供了条件。
一是资本所有者出让财产使用权获得收入。他们既可以出让实物，也可以出让货币。私有制保护物权，物的所有者凭借所有权出让物的使用权，比如房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器设备租赁等，可以获得使用权让渡收益；
让渡货币使用权可以获得利息收益。在使用权让渡中，所有者会得到一种保证其获取收益的凭证。这个凭证告诉人们，在财产权保护下，财产即使没有在主人身边，它仍然能够保证主人的收益权。
二是通过价值符号的资本化获得收入。货币是价值符号，用货币购买股票、债券等进行投资，属于让渡货币资本化的用途，所有者可以获得类利息收入。这些收益凭证以股票、债券等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形式体现。
三是买卖所有权凭证获取收益。各种凭证买卖市场在信用支持下被创造出来，诸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等；
它们又分出众多子市场，比如期货市场分为粮食期货、金属期货、黄金期货等细分市场。设立这些市场的初衷，是把不流动的凭证转换为货币，便于人们购买凭证，以利于生产资本迅速集中，同时分散生产领域的风险。就是这个凭证与货币的交易，让敏锐的资本嗅到了赚钱的机会：凭证可以变成货币！而货币是价值的代表，货币可以支配一切商品！这就绕开了生产，不用去做商品生产的“倒霉事”，不再受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支配。资本要的是货币，至于这个货币是商品蛹化还是凭证变化或者其他什么变来的并不重要。资本新的赚钱秘密就是虚拟经济，一种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催化的经济运行形式。
股票、债券等价格不但根据它“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0页。，而且“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0页。。预期又是由各种信息左右的，专家股评、时政分析、趋势预判等都可能被资本操纵，人们接收到的信息都在看涨，他们就会把货币投进来；
在证券市场上，常常是越涨的股票越吸引买家，这带来股票价格的膨胀，只要有足够的货币源源不断地注入，膨胀就会持续下去。
虚拟资本市场是一个价值再分配的场所，虚拟经济领域是一个依靠持续货币流入才能维持的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货币失去黄金之锚，各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政策助长了货币增发，即所谓流动性泛滥；
多余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造成了虚拟经济的爆炸式增长。
虚拟经济发展成比肩实体经济的一极，对实体经济乃至主权国家都可能构成风险隐忧。
(一)虚拟经济的获利机制潜藏风险
虚拟经济的获利机制完全不同于实体经济，不但不存在利润率下降规律，反而是“the more...the more...”，越多的货币进来，就会有越多的收益。这种吸引力是资本无法拒绝的，于是虚拟经济具有了内在的“发展”动力。以传销为例，越多的下线参与，上一层级就越赚钱，于是下线再发展下线，如果不进行治理，它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0世纪末以来，资产证券化为虚拟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只要有现金流，任何资产都可以证券化，包括债务。当债务可以证券化并通过买卖获得货币，债务也就膨胀起来。但这不是真实的财富创造，只不过是价值符号的积累。现代西方经济学把货币等同于财富，混淆了财富与财富价值符号的根本区别，金融衍生工具又把商品拜物教演绎到极致！与货币的“高高在上”相比，真实的财富反而“无比卑微”，在资本眼里，商品只不过是货币的中间形态，生产商品不过是为了赚取货币而不得不干的“倒霉事”。资本从财富的生产领域纷纷撤走，虚拟经济领域则异常活跃，证券交易、会计结算、保险理财、金融业务咨询甚至相关的媒体、安保等都收入不菲，其“生产总值”数量增长、比例提高，俨然成了创造“生产总值”的高效益朝阳产业。人们已经把虚拟经济看作是同物质生产与流通并列的一个财富来源，殊不知，虚拟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是巨大的实体经济风险。
一是虹吸效应使实体经济更加不景气。虚拟经济巨大的虹吸效应把资金、人才等要素都吸引过来，造成实体经济更难以获得低成本资金，更难以招到优秀人才。现实中，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青睐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大企业获得贷款后，会将多余资金通过金融中介投资于虚拟资本，或者通过影子银行以更高的利率贷给小企业，甚至自己成立投资公司直接入场虚拟经济。影子银行属于虚拟经济，包括集合投资的管理机构、依靠短期融资提供贷款的机构、从事市场短期融资或客户资产担保融资的中介、证券化信用中介、证券化融资中介等形式，涵盖基金公司、经纪商、金融公司、租赁公司、消费信贷公司、保理公司、信用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等实体，其期限错配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极高。因此，它们放款会索要非常高的利率，即所谓“高风险要对应高收益”原则，这种多元化融资虽能实现更快的信贷扩张，却导致企业杠杆率进一步增加；
同时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也开始衰落，商业银行争相进行更加激进的资产证券化，通过做市、套利、主动持有头寸等一系列复杂的业务组合追求盈利。从世界各国实践看，一边是货币宽松，一边是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贷款难、成本高，就是因为虚拟经济从中截留和渔利。人才方面，近年来各地高考高分学生报考金融专业热度不减，一些化学、物理等专业的博士不乏从事基金管理的案例，“虚热实冷”可见一斑。虚实之间资源错配，实体经济更加不景气；
也因此，美国才有“再工业化战略”，才有制造业回流计划。
二是更容易发生危机。头重脚轻的虚实二元结构导致经济根基薄弱，风险蓄积，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都具有虚拟经济膨胀引起信贷和资产价格同时异常高速增长的前兆。这种价格变动与金融衍生品的过量入市有关。衍生品不仅能对冲风险，更能产生风险，信贷敞口的多头和空头不是基于实体经济，甚至与实体经济完全无关，更加放大了交易对手风险。金融创新为投机提供了监管套利的有力工具，监管套利成为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结构化金融衍生品使银行表内业务移至表外，结果在表外积累了巨大风险。偏重于房地产和消费金融的信贷结构及其衍生业务过于冒进，偏离支持实业投资的传统融资功能。即便是进入企业的融资，层层加码的利息负担不但增加了实体经济成本，更加剧了风险。类银行活动并不在正式的金融安全网保护之下，企业一旦不能完成贷款的刚性兑付，类银行机构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刚性兑付的风险承载机构，比如基金、商业银行表外机构、信托机构等，就成为可能爆发风险的机构主体。
(二)发展中国家产业资本受到三重挤压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具有对发达国家的从属性：实体经济产业部门从属于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分工，接受其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购买其机器设备，消耗自身资源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工业品；
虚拟经济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和本国制造业金融化逐步发展，本国资本弱小，对国际虚拟资本具有跟随性，即作为国际炒家的“游资部队”而存在。在发达国家虚拟资本、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发展中国家虚拟资本和产业资本这四者中，发展中国家产业资本受到前三者挤压，处于最底层。
第一重挤压来自本国虚拟资本。发展中国家虚拟资本先天不足，但在金融化浪潮裹挟下膨胀迅速，尤其是从华尔街开始的资产证券化，催生了大量新型虚拟资本。看到国际大投行在证券化上的盈利业绩，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效仿，不但大量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还重金聘请国际大投行专家给自己设计各种金融衍生品，包装成理财产品出售。虚拟资本增加和虚拟经济空转，把本不富裕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抽走；
很多制造业企业大量持有这些理财产品，并通过多元化投资参与“制造”更多理财产品，导致主业荒废，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第二重挤压来自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发达国家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把利润微薄的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出去，自己保留高端制造业和研发环节，继续获得垄断利润。发展中国家靠牺牲环境、压低本国劳动力成本赚取一点加工费，花高价从发达国家进口本国不能生产的设备，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却被压得很低。辛苦换来的外汇想要用于购买高技术产品，却被禁售；
想要自己研制，却被发达国家打压；
所得外汇不得已“脱实向虚”投资美债。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就会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实体经济难以获得创新发展所需的必要积累。
第三重挤压来自发达国家虚拟资本。凭借资本优势，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生产、流通各领域的渗透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变为自己的“提款机”。国际资本巨头以私募股权基金形式投资发展中国家有潜力的企业，随着这些企业上市，赚取高额“创业利润”。这些国际资本巨头在期货市场大进大出，使期货价格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借以围猎目标企业。我国某大型企业在新加坡出售看涨期权做石油期货套期保值，但是油价一直上涨，导致其巨亏5.5亿美元。(22)张帆等：《成败陈久霖》，《财经》2004年12月13日。诡异的是，在该企业被强制平仓以后，国际油价旋即大幅度下跌。该交易中，摩根大通、高盛、三井财团、巴克利投资集团、伦敦标准银行等十几家国际著名金融机构都是获利者，幕后玄机令人生疑。再如2022年3月发生的“妖镍”事件，如果青山集团被逼空事件始作俑者得逞，青山集团将损失镍矿控股权，直接危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安全性稳定性。(23)蒋芷毓：《青山大战“妖镍”，产业链很受伤》，《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3月17日。颇为神秘的买家至今未现身，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是手握巨资的虚拟资本大鳄。虚拟资本精心布局围猎的目的，倒不是要真正做实业，而是把目标企业重新包装再卖个好价钱。但是却让发展中国家产业资本几十年的辛苦积累毁于一旦。
虚实二元结构的形成，是以价值为中心的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要重点关注虚实二元结构的风险，标本兼治防范风险，实现虚实经济良性循环。
(一)根本措施：掌握发展自主权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是保持发展的独立性，尤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能够独立自主决定各项政策，这是防范风险的根本措施，也是前提条件。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独立，重大政策决策受国际资本和境外势力的多重钳制，其后果是虚实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容易被外部力量所操纵。比如，拉美某国反对党长期受国际资本资助，上台执政后即授予该资本巨头开发国内重要矿产的特许权，国家的经济命脉部门遂被外资控制。(24)参见《魔幻拉美：遍地都是矿，致富却靠抢》，https://zhuanlan.zhihu.com/p/89282923。该国虽然矿产出口在世界上占比很高却没有定价权，定价权和垄断利润已经被外资牢牢抓住。不仅如此，外资联手炒作资产价格，该国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一路上涨，后在美国加息催化下资本出逃，房价和股价高位跳水，经济一片狼藉，老百姓深受其害。该国高官大部分都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芝加哥大学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新自由主义教化的市场化、自由化和金融化成为该国大多数决策者的共识。即便是反复被国际资本收割，很多人并不能认识到危机的虚实二元结构根源，反而更加依赖国际资本，采取加息、紧缩、私有化等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本国实体经济。放眼世界，政治不独立导致经济和思想文化被外国资本操纵，从而陷入所谓“债务陷阱”“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者比比皆是，却鲜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真正走出陷阱的例子。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了政治独立；
摆脱国际资本和买办资本的控制，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经济独立；
在此基础上的改革开放，是在国有经济掌控经济命脉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效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想侵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是与发达国家资本运行系统相抗衡并坚持独立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果。新时代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保持实体经济投资和创新发展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把发展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具体措施：“用虚强实”双管齐下
对于虚拟经济，我们既然避不开也绕不开，那就认真研究它，用好它。
1.用好虚拟经济的同时抑制投机
一是发挥虚拟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集中资金办大事。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资源配置，我们要让资本配置到实体经济需要的地方，减少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环节，降低实体经济资金获取成本，虚拟经济要给实体经济让利。北交所立足于为专精特新企业开辟直接融资渠道，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探索，比如成立更多专门的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创设更多的直接融资工具，把资金吸引到原创性技术研发上来，支持企业产业链跃升的同时，让投资者共享发展红利。
二是抑制投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前些年房地产投机、股市投机、期货投机等给我国经济带来不小损失，要吸取教训，加强监管，对于炒作资产的行为严格控制。鼓励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但不能把某种茶叶价格炒到几十万元一斤，把某种特色品种羊炒到1400万元一只；
鼓励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但不能把一些普通商品变成所谓的“投资品”，必须加强对这些产业的有效监管，这可以从以下五方面着手：一是严密监视借热点炒作资源、能源价格的行为，保持实体经济投入品价格稳定；
二是有序推进金融创新，慎用资产证券化工具；
三是利用大数据，把企业的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等虚拟经济投资行为纳入动态监管，必要时发出风险警示；
四是继续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对于机构抱团炒作某一只股票、某类概念股的行为进行约谈；
五是建立金融风险案例库，收集虚拟资产炒作案例，分析其做法，找出规律，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2.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方面，我们要深入研究对抗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为实体经济找到更多利润增长点。
一是向科学创新要发展潜力。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实体经济活力的是基础科学的原始性创新，这是工程技术创新的源头。“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成长起来的。它们都建立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25)[美]范内瓦·布什，拉什·D.霍尔特：《科学：无尽的前沿》，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70-71页。从历史上看，化学催生了化工技术的井喷，电磁学打开了通向电的技术的大门。原子、分子、电子流、电容、磁力、细菌、病毒，等等，这些方向的科学探索改变了工业技术前进所依靠的动力源泉。科学发现与工业革命又形成正反馈，加快技术扩散和新的工业部门形成。生物学的巴斯德微生物学和巴氏消毒法，不仅促进了食品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医疗行业的进步；
合成氨的研发，不仅解决了天然肥料不足的难题，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产业。随着科学探索在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拓展，产业创新中的知识含量也不断增长。我们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让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能够与创新型企业家对接，加快中试进程，促成论文成果进实验室，实验室成果产业化。
二是向市场深化要发展空间。从国内来看，要破除要素流动的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拓展；
以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流向，促进创新要素合理配置和增强效益，支撑科技创新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从国际来看，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对接各种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国际大通道、大市场、大平台；
积极尝试与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经济合作走廊，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造福当地的同时拓展企业自身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为契机，延长产业链贸易链，释放制度红利，强化深化与东盟的贸易合作，保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通，培育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