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双重英国性
时间：2023-06-11 18:10: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 扬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3）
在长期的殖民征服过程中，英国人形成了对民族自我身份的意识形态表达——英国性。“英国性”暗含强烈的帝国主义的英国优生思想，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简称《房间》）在“英国性”的表达上有着巨大的争议。布鲁姆表示“《房间》中有显著的裂痕”；
约翰?伯特认为“《房间》中最值得阐释的部分即是它‘矛盾的思维习惯’”。这些裂痕和矛盾揭示着《房间》的双重性。本文认为《房间》的双重性可解读为伍尔夫对她英国民族身份的两种不同立场：一种支持帝国主义的英国性，另一种则支持人道主义的英国性。前者是伍尔夫为规避父权批评和获得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所做的妥协，而后者则是伍尔夫最终的伦理选择和《房间》的总基调。
《房间》中的帝国主义英国性具体体现为文中的优生思想和我与他的对立。《房间》写作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时的英国人认为优生学是种族进化的科学，意味着“用优越的血统取代劣等的血统，从而加快人类进化的速度”。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中，伍尔夫势必受到优生思想的影响。在《房间》出版的六年前，伍尔夫在给莫莉·麦卡锡的信中写道：“哦，我们当然读玛丽·斯特普斯”。玛丽?斯特普斯是著名的节育和优生斗士，蔡尔兹认为伍尔夫在《房间》中用斯特普斯的笔名“卡迈克尔”来称呼当代女作家，表明伍尔夫了解并有意识地借力于帝国危机下臭名昭著的优生运动。
（一）优生思想：生育管控和天才遗传论
《房间》中帝国主义英国性的一个层面是其优生思想，具体体现在《房间》中对生育管控和天才遗传论的书写上。
在生育管控方面，《房间》中说“你当然必须继续生孩子，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生两三个就好了，而不是十几二十个。”蔡尔兹认为伍尔夫把优生学的生育管控视为提升工业效率的手段。而优生学在英国历史上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20 世纪的优生学已经成为捍卫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堡垒。伍尔夫在《房间》中援引优生学，强调了女性的生育功能对复兴帝国的重要作用。
在天才遗传论方面，《房间》中主张天才只存在于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因为富裕的家庭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可遗传基因。在描绘想象中的女天才朱迪斯?莎士比亚时，伍尔夫特别强调了她的家庭背景，即“他们都是富有的体面人”。此外，伍尔夫虚构的朱迪斯?莎士比亚是文豪莎翁“天赋异禀的妹妹”，这也是因为她与莎翁共享着同样的中上层阶级优质基因。《房间》中阶级与优生学相结合在20 世纪初非常普遍，当时过度强调遗传和进化的作用，认为人的生理和性格特征、各种社会问题完全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优生学将无数劳动者和下层阶级的人视为基因上的劣等公民，帝国统治者出于种族进化的目的剥夺了他们生育的权利，以维持帝国的繁荣。这样的思想“在伍尔夫的时代被帝国主义挪用，成为剥夺所谓智障患者、下层社会和其他种族生育权利的一种强制手段，以达到维护帝国统治的政治目的”。
《房间》展现出了生育管控和天才遗传性的优生思想。服务于帝国主义野心的优生思想是《房间》的潜文本，也是《房间》帝国主义英国性的一个侧面。
（二）我与他的对立：对俄国与孟买的异域想象
《房间》中帝国主义英国性的另一个侧面是英国与东方世界的我与他的对立，具体体现在伍尔夫对俄国和孟买的异域想象上。伍尔夫从未去过俄国或是印度，《房间》中对印俄的描绘只是一个英国女人对印俄的想象。也正因此《房间》中的一切似乎都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房间》塑造了一个文明的英国自我，与之相对的俄国和孟买则被塑造成了原始、单薄而边缘的他者。
伍尔夫写道“你可不能放任孩子们在大街跑。有人在俄国见过疯跑的孩子们，据他们所言，那可不是什么愉悦的景象”。通过英国女人对孩子的出色管教和俄国女性对孩子放任不管的对比，伍尔夫突出了英国女性的优秀，而在这个过程中，俄国被塑造成了一个母亲缺乏母性、孩子缺乏管教、街道混乱无序的野蛮国度。但伍尔夫既没有进一步说明俄国的情况，也没有真实地描绘俄国的街景或母子关系，甚至叙述者自己也承认她没有亲眼看到过这个场景，俄国的出现并不服务于它自己，它只是衬托英国的文明与秩序的工具，是强调英国女性为英国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手段。在作为他者的野蛮俄国和作为自我的文明英国的对比中，伍尔夫视英国女性为帝国文明不可或缺的建设者，实现了作为英国女性的身份认同。萨拉认为，“伍尔夫的大部分作品中似乎有一种内部结构，这种结构通过对比英国自我和俄国他者来定义和表达自己。”
除了俄国，伍尔夫笔下的孟买形象被隐晦地雕刻为被殖民的他者。伍尔夫在《房间》中借虚构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玛丽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的姑姑玛丽·贝顿，她骑马去孟买呼吸新鲜空气时，从马上摔死了”。玛丽每年会得到100 美元的遗产，这给了她写作的自由。而马是一个帝国主义符号，通常与骑在马背上的帝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根据简·马库斯（Jane Marcus）的说法，玛丽的姑妈从马上摔下来“永远标志着英国中产阶级现代主义女作家与殖民主义有牵连”，这表明伍尔夫有意识地默认英国白人女性的经济自由来自她们在殖民地的剥削，马库斯是最早指出伍尔夫帝国主义潜台词的学者之一。伍尔夫在《房间》中“批评”了普通的英国女性，因为与玛丽姑妈那样的女帝国主义者相比，她们从来没有把“野蛮的种族引入文明的福佑中”，伍尔夫似乎把帝国主义殖民美化为一种“文明的神圣行为”。
《房间》对俄国和孟买边缘化和野蛮的负面描写与英国的文明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帝国主义英国性”凸现出来。
伍尔夫在《房间》的开篇写道：“谎言会从我的唇边溢出，但其中并非没有些许真理，仔细甄别，去伪存真，全看你们自己”，《房间》中的帝国主义英国性与伍尔夫常持有的人文关怀态度有明显冲突，在“真假掺半”的《房间》中尤其需要二次审视。
伍尔夫的帝国主义优生思想是可疑的。马库斯认为，伍尔夫《社会》的出版就已经使她遭受了男性评论家的攻击，故而《房间》把“伍尔夫的女权主义冲动藏在几个叙述者的背后，意在抚慰男性读者”。如果伍尔夫诚实地用第一人称“我”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使用集体代词“他们”或权威的“经济学家”，会发生什么呢？不借力于集体权威意味着伍尔夫在一个以生育为女性最高价值的时代孤立无援地劝诫女性少生孩子，而“她的生活环境，她的本能，都与表述她脑中思想所需要的状态相敌对”。伍尔夫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劝诫女性减少生育大概率是男权社会下的自我保护策略。
《房间》中帝国主义的我与他的对立也十分可疑，它可能是伍尔夫为英国女性不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赋权的手段，而未必是伍尔夫的真实观点。正如与伍尔夫同时期的诺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所言：“只有英国人才懂英国，他们知道什么？”然而，作为英国女人的伍尔夫却常常被自己不完整的英国人身份所困扰——“如果身为女人，便常常会因为意识突然间一分为二而感到吃惊，比如，走在怀特霍尔大街上，原本还是那种文明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一转眼就成了一个外人，那个国家对她陌生又挑剔”。身为女性的伍尔夫清楚由于英国女人并未在英国政治领域或其他公共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她们在宏大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是不完整的，是英国文明的局外人。因此，伍尔夫必须借力于对东方异域缺乏教养的孩子和不负责任的母亲的想象来佐证英国女人对英国世界霸权的重要贡献，从而获得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伍尔夫强调“我们手头上也另有事情要做。而没有我们的辛劳，海面上便不再会有远航的舰队，我们生下了那十六亿两千三百万人”。伍尔夫基于女性的生育贡献，将英国女人视为英国版图的拓展者与国家的建设者，凭此修缮了英国女性本不完善的英国公民身份。
伍尔夫通过帝国主义优生思想和我与他的对立使自己得以进入由男性主导和定义的英国国家叙事中，从而赢得了在民族国家的层面解构帝国主义和厌女传统的资格和可能性。
伍尔夫将反优生思想和文化混杂性投射到英国国民性中，对英国国家叙事的优越感和野蛮性进行道德反思，展现了伍尔夫英国性的另一面。通过她对平凡的赞颂，作为女性漫游者对英国混杂性的感知，使“人道主义的英国性”否定了帝国主义的英国性，成了伍尔夫所认可的国家底色。
（一）反优生思想：平凡的国家叙事
优生学是一种种族歧视，其目的是维护英帝国的中心地位和英国民族的内在优越性。它一方面为帝国的繁荣而提倡高生育率，另一方面又剥夺贫困或患病的普通人的生育能力，优生的逻辑否定平凡，追求卓越与霸权。通过向优生学家强调平凡的重要性，《房间》 的优生逻辑被伍尔夫有意识地解构，正如她在《房间》中所说：“年长的就快要八十了，可要是有人问起，她的一生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会告诉你，她记得那些街巷曾为巴拉克拉瓦一战而灯火辉煌，或是说，她曾听到海德公园里为爱德华七世庆生时鸣响的枪声。可要是有人希望搞清楚究竟是几月几号，是春夏还是秋冬而问她，1868 年的4 月15 日，或是1875 年的11 月2 日，她在做些什么，她想必会一脸茫然地回答，她什么也不记得了。因为饭菜已经准备停当，锅碗瓢盆都洗刷干净，孩子们都送去了学堂，一个一个长大成人。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都消失殆尽。传记或是历史对此不着一辞。而小说，虽非本意，却无一例外地对此撒了谎。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仍有待于被记载下来，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好像她就在眼前一样”。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伍尔夫对她那个时代优生学的领军人物玛丽·斯特普的建议。伍尔夫描绘了一个从不涉足公共领域的默默无闻的老妇人，她得到的只有家庭生活，对英国没有无可替代的成就。帝国主义的殖民或英国与她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国家事件对她来说只是打开的一些灯和空气中的声音，与《房间》前文所述在印度殖民地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女帝国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老妇人和她的生活多么平凡，伍尔夫提醒卡迈克尔（其实也就是玛丽·斯特普）：“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所有这些极为平凡的生命都有待记录，就像她就在眼前一样”。通过向优生学家强调记录普通女性的重要性，伍尔夫驳斥了卡迈克尔（玛丽·斯特普）的优生暴政，相反，她称赞女性普遍的平凡——“我喜欢她们的微妙之处和默默无闻。”伍尔夫通过对平凡的赞颂建构了女性进入国家叙事的合理性——她主张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女性应该被记录下来，“伊丽莎白时代的普通妇女，她们的生活一定是散落在某个地方，会不会有人收集起来，编纂成册？我一边在书架上寻找着并不在那里的书籍，一边想去跟那些知名学府的学生们说，建议他们重写历史，为何不能为历史上的普通妇女添上一个补遗？”在伍尔夫的时代之前，英国国家叙事只记录了显赫的机构、战争和帝国，伍尔夫反对这种蔑视平凡，排斥女性的帝国主义历史。
（二）文化混杂性：作为女性漫游者进入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不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异国情调，而是基于文化杂糅性的表达，进入第三空间意味着文化的优劣等级和“纯粹”都是站不住脚的。伍尔夫从女性漫游者的视角将英国视为文明与野蛮的矛盾混合体，将英国视为我与他对立之外的第三空间。
一方面，女性漫游者是一个反抗者，她反抗建立在厌女的野蛮传统之上的英国文明。《房间》的叙述者被伍尔夫刻意设置诸多不同的地点，并通过叙述者的漫游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叙述者玛丽的漫游始于牛桥大学，从河边到草地，牛桥大学图书馆，费尔纳姆学校，某个小客栈，大英博物馆，某个小餐馆，海军部提督门，最后回到叙述者在伦敦的家。女性漫游者（flâneuse）由flâneur（漫游者，法语阳性词性特指男性）变体而来，在城市里自由游荡是专属于男性的特权。长久以来，批评家聚焦于《房间》对女性需要独处空间的呼吁，忽视了伍尔夫对女性漫游的重视。《房间》揭示了女性漫游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虚构叙述者玛丽身上得到证明，玛丽的思维难题主要是在随心漫游中被解开的，正因此玛丽为无法施展才华的朱迪斯?莎士比亚打抱不平——“她难道可以在酒馆里吃晚餐，或者在午夜漫步街头吗？”玛丽的质问揭露了父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贞操”观念对女性的自由和才能的压制。此外，伍尔夫展示了女性被限制出行的局限，乔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与世隔绝。夏洛特遗憾而愤怒地写道“独自外出对一个女人而言是不可能的，她从未旅行，她从未乘公共汽车穿过伦敦，也从未一个人在商店里吃午饭。她知道，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如果她没有孤独地把自己的天赋花在对遥远田野的幻想上，如果她能真正去体验、交往和旅行的话，她的天赋会获得怎样的增长。”在街上漫步应该是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而在《房间》中，所有促使玛丽反抗的压抑和羞辱，都是在她作为女性漫游者的漫步中发生的。玛丽在沉思中随心漫步至草地，却被男性执事拦住，被告知女性不可踩踏草坪。当玛丽漫步到牛桥大学的图书馆附近，碰巧想要进入图书馆阅读萨克雷原版的《埃斯蒙德》时，她被图书馆的管理员拒之门外，因为没有推荐信或学者陪同的女性不可进入图书馆。作为女性漫游者的玛丽多次被公共领域和教育机构的代言人驱逐和羞辱，伍尔夫试图通过女性漫游者的经历表明，英国文明长期以来建立在排斥和压制女性的基础上。《房间》中的特里维廉教授是父权社会下不公正历史书写的典型，他把所有的历史篇幅都用于记录男性的帝国和征服，如“百年战争、玫瑰战争”，而几乎没有提到女性。作为一个被驱赶出英国国家叙事的英国女性，伍尔夫在《房间》中创造了一个反叛的女性漫游者玛丽，她如伍尔夫所愿的那般不断地在漫游中闯入那些英国传统禁止女性进入的公共场域，如大学和图书馆等。
另一方面，伍尔夫笔下的玛丽作为女性漫游者揭露了英帝国主义文明辉煌背后的血腥与野蛮，而这部分文明本身就可以视作某种文明的匮乏。玛丽在回伦敦住所的路上被公爵的纪念雕像吸引。这是一尊公爵骑在马上担任总司令的雕像，伍尔夫通过它向我们展示了英国的历史、领土和帝国，这尊渴望征服与占有的帝国主义者雕塑令她有感而发：“优越的生活条件滋养了这些占有的冲动和文明的匮乏，我看着剑桥公爵的雕像时这么想。”
在帝国主义者眼中，总司令雕像是散播文明的象征，这与前文所述的“将野蛮的种族引入文明的福佑中”相呼应。然而，该司令被伍尔夫含蓄地批评为“缺乏文明”，因为像他这样的帝国主义者永远渴望“去拓宽疆土，占据领地，建造战舰，研发毒气，甚至献上自己和儿女们的生命。”伍尔夫揭示了这些雕塑所代表的英帝国主义者犯下的野蛮罪行。伍尔夫对英帝国主义文明中的野蛮、侵略与杀戮的反思，意味着伍尔夫意识到了英国自身既文明又野蛮的文化混杂性，这揭示着英国在文化定位的光谱中处在我与他对立之外的第三空间，而非自傲而优越地端坐在二分法中文明的那一端。
帝国主义英国性和人道主义英国性构成了伍尔夫《房间》的双重英国性。这双重英国性的激烈冲突常使读者也云里雾里地陷入矛盾困惑之中。但进一步分析《房间》中的英国性可知，伍尔夫虽无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人道主义的英国性才是伍尔夫最终的伦理选择和《房间》的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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