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大学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策略研究
时间：2023-06-10 08:15: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 辉
（湖南开放大学 直属分校，湖南 长沙 410004）
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也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放大学作为从事开放教育的高等院校应发挥人才与技术优势，通过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培育体系，主动承担起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重要任务。
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农民的要求也逐渐精英化，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他们不仅具备现代化观念，有社会责任意识和成熟的经营理念，还具有环保意识和责任担当精神。具体来说，新型职业农民具有以下4方面的特征。
1.1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首先，能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诚实守信、讲求质量、不弄虚作假。其次，新型职业农民要热爱农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并为做好本职工作尽心竭力。最后，新型职业农民要有责任心，有奉献精神、有服务社会的意识、能实事求是地待人做事。
1.2 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经营能力
新型职业农民不再单一地延续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而是将系统性的生产、销售、交易、分配流程融入农业生产中。他们懂技术、有市场意识及社会服务意识，会经营管理，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经营素质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水平都超过传统农民。
1.3 有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
新型职业农民一般拥有较强的现代意识，能够迅速捕捉到市场信息及其变化，能适应现代化农业市场的发展需求。相对于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普遍素质较高，能够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们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运用自身所掌握的现代化技术进行农业生产。
1.4 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扮演着多种角色，既可能是生产者、经营者，也可能是投资者、管理者，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都普遍较高。同时，他们的经济收入也不低于其他职业，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与当下的公务员、教师等职业一样得到相同的尊重和社会认可。
开放大学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由于受学校规模和专业设置的限制，没有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育，存在地位和职责不明确的现象。
2.1 没有精确聚焦潜在的培育对象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首先要解决“对谁进行培育”的问题。由于识别机制不精确，没有精准聚焦培育对象。目前，开放大学实施的农民培训计划多以教育厅发文的形式，采用自上而下逐级传达的模式进行，带有强烈的行政任务色彩。如许多地方都出台了《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但一些农民在政策信息获取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出现信息盲区。许多农民对如何报名、怎样参加培训等政策缺乏了解，无法获取培训机会；
二是虽然各级政府都提出了职业技能培训帮扶工作要求，而乡镇工作人员通常采取给各村分配一定数量培训名额的方式进行信息传达，大多数村干部往往应付填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府组织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初衷；
三是难以精准聚焦农村适龄劳动人口。农村中的适龄劳动力大多迫于生计外出务工，而留守在本村的多以老年人及儿童为主，导致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紧缺，增大了精准聚焦培养对象的难度，难以提供个性化的培训内容，不利于开放大学教育价值的发挥。
2.2 没有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
受传统思想观念及环境的影响，部分农民对于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识不强。由于所处环境相对封闭，信息获取能力较差，同时不具备市场观念。一些农民小农意识较强、囿于个人经验埋头于自己的农业生产，对于职业农民的专业培训参与积极性不高。而文化素质较高、善于经营的青壮年劳动力更愿意去城市发展，导致新思想传播较慢，农民接受新思想不足。还有部分农民认为务农较辛苦，收入低、社会地位低，所以逐渐向城镇转移，不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意愿不足，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再者，农村宗族关系复杂，一些家族长期把持着优势资源，导致村民对村级基层工作不信任甚至有抵触情绪，对于村干部宣传的惠民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部分农民将其视为一项“面子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举步维艰。
2.3 没有精准对接农民的需要
由于各地环境不同、所具有的资源特色也不同，要求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上应有明确的针对性，要突出当地特色农业，根据需要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开放大学在开展培训工作时仍然存在培育方式程式化，内容宽泛而缺少地区特色，不能与当地的农业实际相结合，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开放大学在专业设置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知识的契合度不高。在教材采用方面，基本上都是使用全国性或全省统一的通用教材，缺少对地域特色农业有专门研究的专家，教师往往偏重理论而实践性不强。另外，当前开放大学的专业设置往往追求诸如电子商务、电子竞技、机器人等“高精尖”专业，在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师授课水平、实训场地、信息化手段等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内在需求脱节。
2.4 没有建立健全的考核机制
目前，政府管理部门针对开放大学所开展的考核制度比较散乱、模糊，考核的程序、标准与方法既不系统也不完备。一是缺乏对培训主体的考核。当前政府部门仅从数量和硬性指标方面衡量培训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开放大学兼具“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考核效果欠佳。二是缺乏对培训个体的约束机制。由于约束机制不健全，难以有效激发培训个体的学习动机，在农民眼中职业教育培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任务，培训时更多停留在“政府要我学”、培训是政府的应尽责任等思想层面，再加上培训的“高通过率”，致使培训过程中农民学习意识不强，日常培训管理难度较大。三是缺乏对培训效果的考核。当前尚没有一套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质量的可行性评价体系，如专业设置是否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培训主体是否按照培训内容和要求开展授课、培训内容是否贴合培训个体的内在需求、农民是否从事参与培训的相关工作、培训后是否顺利就业或自主创业等精细化的指标尚没有科学评价的标准。四是缺乏长期跟踪和指导，导致新型职业农民身份转型乏力。农民受知识背景、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其在短时间内习得的技术或知识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化过程方可实现知识迁移，他们渴望相关领域的专家或教师提供“脚手架”，以期在其习得性无助时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开放大学在培训结束后没有继续跟进农民的需求，效果不佳。
新型职业农民以农为职，既要考虑其短期单项技能培训需要，又要从育人的角度帮助其提升职业发展能力。这就需要从注重单项技能培养向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转变，围绕提升培育质量建机制、定规范，“培”“育”结合、“培”“育”并重。
3.1 精准识别培养对象，分类聚焦进行培养
找准潜在的培育对象是开放大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与前提。通过合理的识别机制，精准识别潜在的培育对象方可做到聚焦培养的目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广泛，既包括农村留守的适龄劳动力，还包括在外打工随时可能回流的农民、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尚未就业的大学生、退伍军人以及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城镇居民群体。开放大学在识别培育对象时，一是要以村或社区为单位开展调查并统计各个行政村的适龄劳动力、返乡农民工以及退伍军人等潜在培育对象的基本情况，由相关部门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信息资料库，据此搜集那些有意愿参加职业培训的适龄劳动力的人口信息。针对符合培训条件、个人具有培训需求的适龄劳动力开展专项培训。对于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偏远农村，留守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可考虑重点培育当地的致富带头人，结合致富带头人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以此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精准性。二是要通过就地培养与吸引提升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分层分类、层层递进的方式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农民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需求也不同。要提高开放大学培养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对培养对象的层次进行详细、科学的分类，并对不同层次的培养对象进行分类培养。对于文化基础薄弱的培养对象，应继续采取“田间学校”、夜校、开放大学培训的方式进行培养或实地指导；
对于文化基础好、信息技术接受能力强的培养对象，可以通过咨询站、培训班、远程服务等方式给他们传授先进的专业知识；
对于文化基础较高、综合能力较强的培养对象，可以给他们传授一些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的知识。
3.2 精心设置培训课程，满足农民个性化需求
根据当地产业特点做好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定位，以职业素养、生产技能、经营能力为重点，量身定做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一般来说，新型职业农民有3类：一是专业种养大户以及小有规模的家庭农场主或承包商等生产经营者；
二是掌握农业技能知识、专业农作知识（如熟练操作机械收割机、使用机械化灌溉设备等）的专技能手；
三是农村信息员、农产品经纪人等社会服务型人才。因此，开放大学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民的需求，科学合理地规划培养方向，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对缺乏农业现代化技能的现有“老农民”积极开展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技能鉴定；
对青年“农二代”开展学历教育，通过定向委培方式培养一批具有中专学历、专科学历甚至本科学历的年轻一代农民；
对于农村中的生产经营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农业合作社骨干，把市场营销、农产品加工、市场经济知识等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使之成为农业经营和社会服务的中流砥柱。针对有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员，把管理知识、市场行情、营销策略、风险意识等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
面对农民生产结构的多样性和培训需求的层次性，做到求同与存异相协调，按需施教与因材施教相统一，集中培训与相对分散相结合，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的从业特点及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制定有地域特色的教育培训规划，安排好培训内容，分阶段、分批次、有计划地组织实施。针对文化程度不高、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的人员，把文化基础知识、法律基础知识、实用技术等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针对农村的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把农业的补贴政策、惠农政策、农产品品牌打造等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
3.3 精细设计培训方案，解决供需矛盾
开放大学要利用自身灵活办学的优势，立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诉求，科学遴选符合当地农业和农民需求的专业，通过整合农业类院校或科研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类企业合作的资源以形成培训合力。如通过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院、与区域农业生产加工厂共建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或农民田间学校等教育培训场所，利用专属场地（如农场、大棚等）、专业设备（农机具设施等）、专业师资（如致富带头人等）进行专业化培训，培养一大批技术过硬、素质过高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推行“送教下乡”模式，将职业教育与培训送入乡村田间，让农村留守农民就地就近接受正规化、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并根据不同层次需求，制定个性化培训方案，建立由职业学校导师、企业导师组成的创业就业导师制度，采用现场观摩、集中培训、入户指导、企业实践等多种学习方式，开展个性化培训服务。信息技术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内生动力，因此，应不断探索“互联网+培训”模式，完善新型职业农民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加强农业农村与信息技术全面深度融合，让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好地助力农村信息化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
3.4 精确制定监督机制，促进培训可持续发展
构建由政府、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成立的第三方监督评价组织，对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考核评价，真正发挥职业技能提升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的效能。一是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纳入农村干部的业绩考核中。将政策落实情况、人员识别情况、培育对象出勤情况、创业就业情况等纳入基层干部工作考核范围，推动职业教育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落实到村、到户和到人；
二是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监督培训过程，如采用指纹签到、人脸识别、全程录像等手段，考核培训人员的出勤率和培训教师讲授内容的精准性，杜绝“签到式”“指标式”等形式主义的培训；
三是构建政府、开放大学、职业学校、涉农企业、行业协会四方协同的多元育人机制。政府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开放大学或职业学校提供技术技能培训，行业协会承担所属行业领域工种的认证考核工作，全过程监督培训效果，企业依据培训结果因需招录培训学员，肩负起企业的职业教育社会责任。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对农村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唯有农业人才的振兴，才能够从根本上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因此，开放大学应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新要求，创新职业教育体系，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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