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罗网——唐代文人“弃官”现象研究

杨玉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致仕”指的是到达规定的年纪而退休，“辞官”是指官员因为各种原因申请辞去官职，“免官”是指官员犯罪而被免除官职，与“致仕”“辞官”“免官”不同，“弃官”指的是官员主动放弃官职的行为，有的时候甚至未经允许、也未履行正常的辞职程序。“弃官”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鲜见，早在东汉时期，“弃官”一词就出现，并且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这从若干史料记载可以印证：《后汉书·马成传》：“及世祖讨河北，成即弃官步负，追及于满阳，以成为期门，从征伐。”[1]778《后汉书·赵典传》：“（赵温）字柔初，初为京兆郡丞，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1]949《后汉书·桓荣传》：“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桓）典独弃官收殓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1]1258《后汉书·周磐传》：“（周磐）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1]1311自此之后，官员“弃官”之现象频频见于史书，如较为著名的晋张翰弃官归吴，陶渊明弃官归隐，以及被称为“山中宰相”陶弘景之挂冠修道。

学术界目前对“弃官”现象的研究十分匮乏，就笔者所见，仅王彦辉《汉代的“去官”与“弃官”》[2]一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汉代“弃官”现象的种类与原因，以及隐藏在“弃官”现象背后的政治玄机。作者认为王莽篡汉之后“弃官”现象大为风行，有的归隐，有的奔丧，“弃官”亦称成为封建官吏的法外特权用以逃罪，加重了当时的政治腐败。朱志先、张霞《〈后汉书〉中所载东汉“弃官”现象管窥》[3]也基本秉持王说。本文拟探讨的唐代“弃官”现象，学术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杜甫一人身上，《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安史之乱”后曾“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旧唐书》杜甫本传尚无此说，《新唐书》编纂者认为杜甫“弃官”，当是根据杜甫《立秋后题》“罢官亦由人，何时拘行役”的意思延伸所致。由于杜甫是唐代成就最为卓著的大诗人之一，关于其生平行迹的研究十分深入，华州“弃官”之事就尤为引人注目，易朝志《试论杜甫的弃官及其他》[4]、冯钟芸《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5]、王抗敌《从弃官西游谈杜甫思想的复杂性》[6]、郑文《杜甫为什么弃官》[7]、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8]、丁启阵《论杜甫华州弃官的原因》[9]、韩成武、韩帼英《也说“罢官”与“弃官”—与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离开华州任的原因》[10]、王勋成《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11]等文章均就此论述。

对于唐代其他文人的“弃官”现象，学术界尚无专文研究，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点原因：首先，唐代弃官者多为文人，以诗歌文章名世，因而得不到史学界的充分关注。其次，“弃官”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制度现象，因而无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官员去职有“辞官”“免官”“致仕”等多种情形，然都在制度上可以找到依据，惟独“弃官”，朝廷典章制度没有规定。第三，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唐代“弃官”现象多发生在底层、低级官员身上，对唐代政治的变动影响有限。

唐代文人“弃官”的类型有很多，根据“弃官”的原因划分，撮其要者有以下几类：

（一）以疾“弃官”。指的是文人因得恶疾而放弃官职，卢照邻就是如此。《旧唐书·文苑传》记载他“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12]5000。《唐诗纪事》记载更为详细：“照邻，字升之，范阳人。调新都尉，病去官。足挛，一手又废，乃居具茨山下。”[13]225所谓的“风疾”，即麻风病。卢照邻染上疾病，再加上手脚也染病，弃官休养是十分正常的。再如武元衡，《旧唐书》本传记载：“后为华原令。时畿辅有镇军督将恃恩矜功者，多挠吏民，元衡苦之，乃称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燕咏者久之。”[12]4159中唐诗人韦应物也有弃官居同德寺养病的经历。患病不能履行正常的公务活动，因而武元衡称病“弃官”，也是容易理解的。唐代官员要授官，需要经过吏部的诠选，《通典》记载其标准：“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14]当其首者即外貌体格，因此以“疾”弃官属于较为普通与常见的理由。

（二）以孝悌“弃官”。孝道是古代社会十分重视的德行之一，无论是朝廷还是社会上，行孝奉养一直都是受鼓励的事情。唐代文人以尽孝为名弃官还乡的现象盛行。《新唐书·卢袭秀传》：“其祖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秦王器之。尝引与议建成事，方庆辞曰：‘母老矣，丐身归养。’王不逼也。”[15]4313《新唐书》记载杨炎：“父播，举进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谏议大夫，弃官归养。肃宗时，即家拜散骑常侍，号玄静先生。”[15]4722《太平广记》：“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常乐里之别第。”[16]2425-2426王方庆、杨播、卢佩，均以奉养老母为名而弃官。有的官员行孝达到了至深的程度。如《新唐书》记载：“林攒，泉州莆田人。贞元初，仕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攒闻，弃官还。及母亡，水浆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庐其右，有白乌来，甘露降。”[15]5590陈子昂《申州司马王府君墓志》：“制加朝散大夫，授申州司马，属太夫人有羸老之疾，弃官不之。”孝行可嘉。在同时人看来，弃官归家奉养父母，共享天伦，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刘禹锡《送太常萧博士弃官归养赴东都》诗云：“兄弟尽鸳鸾，归心切问安。贪荣五彩服，遂挂两梁冠。侍膳曾调鼎，循陔更握兰。从今别君后，长忆德星看。”描绘出一个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

大诗人杜牧，则曾以“悌”弃官。杜牧《自撰墓志铭》记载：“拜真监察，分司东都，以弟病去官。”指的是开成三年，杜牧因弟杜顗眼疾事弃官之事。

（三）避祸“弃官”。意识到政局的变化或者危险的逼近，“弃官”避祸，唐代也有许多实例，这种类型通常发生在政局突变或者易代之际。武后时期，杨元琰以诛张易之兄弟而官至云麾将军、弘农郡公，“俄而张柬之、敬晖等为武三思所构，元琰觉变，奏请削发出家”，并且言“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由衷之请，不徒然也”[12]4811，后来敬晖等人果然被武氏诸王罗织得罪，而杨元琰因早已弃官而免祸。与杨元琰经历相似的还有李唐宗室李思训，他在武后在位期间任江都令，《新唐书》本传记载：“武后多杀宗室，思训弃官去。”成功地逃脱了武后的迫害，成为硕果仅存的宗室之一，而且后来“中宗复位，以耆旧擢宗正卿，封陇西郡公”[15]3520。

武后时期的武攸绪，弃官避祸的经历甚是惊悚，《资治通鉴》记载：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17]6503-6504

武攸绪是武则天兄长武惟良的儿子，武则天建周篡唐，对武氏子孙本是好事，意味着可以跻身皇室，武攸绪也因此被封安平郡王，但是他对此并无留恋，封禅嵩山之后就弃官，极有可能是预计到不久的将来，江山终究要还于李氏。更为惊险的是，武则天在暗中监视他，因而武攸绪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山野村夫，藉此躲过杀机。

再如名士萧颖士，“安史之乱”后被为源洧辟为掌书记和扬州功曹参军，但是很快就弃官，后客死于汝南。唐末的赵光逢，“昭宗时为翰林学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乱弃官，居洛阳，杜门绝人事者五六年”[18]，无疑也是一种避乱自保的做法，免得与世沉浮不能自全。

（四）知足自警而“弃官”。在仕途上取得高官厚禄自然十分荣耀，不仅光耀门楣，甚至可以将自己事迹载入史册，然而在中国古代，讲究知足、懂得止步也是一种个人智慧，相反，如果因为身居高位而骄傲自得、盛气凌人，则极有可能导致晚节不保，之前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唐人因知足、懂得止步而弃官的例子有贺知章、元延祖、刘总等人。贺知章是玄宗时期的高官，曾任秘书监、太子宾客，晚年旷达随性，天宝三载弃官还乡，皇帝大臣设宴饯行，场面盛大，饯行者咸赋诗留念，例如李林甫诗《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云：“挂冠知止足，岂独汉疏贤，入道求真侣，辞荣访列仙，睿文含日月，宸翰动云烟，鹤驾吴乡远，遥遥南斗边。”李林甫赞扬贺知章的知足意识，而他自己则不知道持满守盈之道，最后身败名裂。中唐时期的藩镇强将卢龙节度使刘总，晚年“河南、河北皆从化”，看到局势的变化，因此“奏弃官为僧，仍企赐钱百万缗以尚将士”。当然，刘总弃官并不单单是因为意识到戒贪知足，还有其惊恐赎罪心理，《资治通鉴》记载：“卢龙节度使刘总既杀其父兄，心常自疑，数见父兄为祟，常于府舍饭僧数百，使昼夜为佛事，每视事退则处其中，或处他室，则惊悸不敢寐。晚年，恐惧尤甚。”[17]7788元延祖是元结之父，《新唐书》曰：“年过四十，亲娅强劝之，再调舂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毎灌畦掇薪，以为‘有生之役，过此吾不思也’。安禄山反，召结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15]4682

知足止步之道，在儒家、道家乃至佛教思想中，都是极力宣扬的，尤其是位居高位的人，很多都秉持韬光养晦之道，甚至有的激流勇退，例如汉代的张良以及疏广、疏受叔侄。

（五）仕宦不达而“弃官”。文人多有经国济世之志，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干为国建功立业，自己从而位居卿相，青史留名。不过实际情形如何呢？从白身到进士中第，读书人要经历层层的选拔，授官之后辗转各地任职，至于能够跻身上层，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很多偶然性与变数，毕竟越是上层的官员数量越少，因此很多官员中第授官、经历短暂的喜悦之后就是漫长的煎熬，长期沉沦下僚，这与他们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长此以往，不少文人弃官另谋他路。

这种情况在唐代“弃官”现象上占很大的比例，翻检史料，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唐诗纪事》记载薛令之：“以右补阙兼侍读，积岁不迁，故令之弃官，徒步归乡里。”[13]648

《新唐书·骆宾王传》：“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15]5742

韩愈《与祠部陆傪员外荐士书》：“有侯喜者、侯云长者：喜之家，在开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达，弃官而归。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19]223

《新唐书·白履忠传》：“白履忠，汴州浚仪人。贯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时号梁丘子。景云中，召为校书郎，弃官去。”[15]5603

《旧唐书·高子贡传》：“（高子贡）明经举，历秘书正字、弘文馆直学士。郁郁不得志，弃官而归。”[12]4960

上举五例，弃官者均是底层官员，这些人有的博学多才，有的自许甚高，而现实的官场情况十分复杂，自己要么长期不得迁升，要么位于闲衙冷曹。“弃官”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放弃仕途，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

（六）性格耿介而“弃官”。进入仕途意味着要接受官僚系统的各种约束，迎来送往，磕头跪拜，甚至还需要曲意逢迎上司，乃至与黑暗的势力同流合污。诸如县尉、县令、刺史之类的地方官，平时需要处理大量的琐事，消磨官员的时间与精力。性格孤傲耿直、为人桀骜不驯，或者不堪忍辱受重者，尤其难以适应官场的环境。

唐代不少耿介孤傲之人，他们“弃官”经历显示出了难得的名士风度。有的人耻与小人奸邪之辈同僚而“弃官”。《新唐书·萧颖士传》记载：“（萧存）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迁比部郎中。张滂主财赋，辟存留务京师。裴延龄与滂不叶，存疾其奸，去官，风痺卒。”[15]5770史载裴延龄善于欺上瞒下，主管全国财政的时候，曲意逢迎唐德宗，将国库财务变公为私供德宗享用，还弄权打压异己，将弹劾自己的陆贽贬谪远地。清代的王鸣盛说裴延龄是“聚敛之臣，谗谄面谀之人”[20]，萧存“弃官”是痛恨裴延龄的奸诈，鄙夷其为人。宋代曾慥《类说》记载了唐代张彖的一则事迹：“进士张彖，力学有大名。杨国忠用事，士争诣门，彖独不往。曰：‘尔辈谓杨公之势可倚如泰山耶？以予所见乃冰山也！皎日一照，则当误人。’后登科为华阴簿，叹曰：‘大丈夫有凌云盖世之志，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抬头不得。’遂拂衣长往。”[21]张彖先是不趋炎附势接近权倾一时的宰相杨国忠，后来又不甘为小吏，愤然辞官，豪言壮语，行为让人感佩。与此类似的还有玄宗朝功臣刘幽求：“圣历中，举制科中第。调阆中尉，刺史不礼，弃官去。”[15]4327

因为所任官职非己所愿，愤然辞官，也是唐代文人常有之事。《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再转滕王友，耻为王官，遂弃官归耕。”[12]2797王府官职基本是侍从陪臣性质，根本无甚权责，前途亦黯淡，郝处俊不屑为之，《山堂肆考》记录了他的豪言：“尝与高智周等各言所志，曰：‘大丈夫惟无仕，仕必至宰相乃可。’”[22]后来郝处俊果然官至中书令、太子少保。

唐代大诗人顾况的儿子顾非熊，因为不忍鞭挞百姓而“弃官”，《唐才子传》言：“授盱眙主簿，不乐拜迎，更厌鞭挞，因弃官归隐。”[23]380主薄、县尉之类的微官，具体执行各级官府的政令，有时不免要给交不起赋税的百姓施压，这对有着仁者爱人之心，向往善政的文人来说，无疑是十分艰难的内心考验。不仅仅是顾非熊，大诗人高适也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如上所述，唐人“弃官”种类有很多，与前代相比，唐代文人“弃官”绝少因为“逃罪”，任上犯法而“弃官”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与士风沦陷、官德丧失所致，唐代作为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上升时期，国家没有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四分五裂，同时，法制建设有明显的进步，是政治制度的体现。

文人“弃官”之后，生活如何，这与他们“弃官”的原因有关，如果是因为一时避祸，或者是因为对当政者的不看好，那么时过境迁，他们极有可能结束归隐的生活再度复出，重登仕途。上举例证杨元琰、白履忠等人即是如此。这类“弃官”虽说暂时摆脱了仕途的桎梏，不过终究还是没能脱离仕宦的路途。以孝“弃官”，其实质则是在“忠”与“孝”之间做出的抉择，一旦尽孝完成，再度出仕是常理之中，他们追求的还是“忠”“孝”双全。至于将“弃官”作为韬光养晦之举，则其行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因而仍然属于围绕政治权力的举措，并不高明。

我们现在来看彻底与仕途官场决裂者“弃官”后的生活，他们个性强烈，另有理想，行为潇洒，因而“弃官”之举显得尤为决绝和彻底。

（一）“弃官”之后寻觅僻静处安于隐居生活，是大部分文人的选择。《太平广记》：“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韩愈《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生侨，为怀州长史，弃官老沁水上，为富家，卒葬怀州武陟。”[19]437即是如此。初唐的王绩，是独立于当时诗坛的另类，一生酷爱饮酒，史载他在隋朝大业年间被“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之后：

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仲长子光者，亦隐者也，无妻子，结庐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子光瘖，未尝交语，与对酌酒欢甚。绩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他书罕读也。欲见兄弟，辄度河还家。游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15]5594-5595

生活适意恬淡，时称“斗酒学士”，一派名士风范，颇有陶渊明遗风。

（二）“弃官”后以皈依佛、道，过上无欲无求的生活，也是很多文人的选择。唐代的佛教与道教势力很大，佛教的修禅与道教的服药炼丹在士大夫中间盛行。与儒家推崇的出仕立功有别，佛、道二教引导世人出世，断绝俗世的羁绊，而且宗教构筑出另外一个世界供信奉者栖息，这对看破官场乃至俗世的“弃官”官员来说极具吸引力。例如李宗闵《马公家庙碑》记载：“（马伯达）入唐举进士，为怀河内尉，乐黄老长生之说，弃官从孙思邈游，隐于茅山。”[24]7334再如梁肃《桓州真定县尉独孤君墓志铭》记载的墓主独孤正：“少时解褐，授真定尉，非其所好，弃官不之。晩节尚黄老，慕禅味，槖籥心怀，夣幻生死，端居一室，澹如也。”[24]5296他“弃官”是因为做官非其所好，晚年以佛禅与黄老之术自悦，心如止水。《太平广记》：“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16]778牛腾也以佛教为归宿，毫无仕宦之志。

（三）潜心诗文。唐代“弃官”官员多是经由科举考试出身的知识分子，吟诗作文是他们擅长的才能，更有甚至以诗文为精神寄托，大有“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的精神。诗人王勃、綦毋潜、张子容、刘言史、司空图、王驾等人均“弃官”归隐，再无出仕行迹。司空图是晚唐时期的大诗人，曾官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黄巢作乱后司空图眼见唐王朝已是奄奄一息，因此隐居王官谷，史载：

图本居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隐不出。作亭观素室，悉图唐兴节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见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
揣分，二宜休；
耄而聩，三宜休；
又少也惰，长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济时用，则又宜休。”因自目为耐辱居士。其言诡激不常，以免当时祸灾云。豫为冢棺，遇胜日，引客坐圹中赋诗，酌酒徘徊。[15]5573-5574

再如綦毋潜，“安史之乱”后归隐漫游，与王维、韦应物等诗人往来，现存诗歌二十多首。《唐才子传》记载李约：“有诗集，后弃官终隐，又着《东杓引谱》一卷。”[23]85

“弃官”后潜心诗文者，诗风文风多恬淡自适，清丽典雅，透露出浓烈的隐士气息，刘言史《山中喜崔补阙见寻》：“鹿袖青藜鼠耳巾，潜夫岂解拜朝臣。白屋藜床还共入，山妻老大不羞人。”司空图《上方》：“花落更同悲木落，莺声相续即蝉声。荣枯了得无多事，只是闲人漫系情。”感情内敛，语言朴素，洗尽铅华，与他们隐士的身份相契合。

“弃官”现象源自东汉，当时很多官员对朝政灰心，因此弃官。如梅福，预知王莽会篡汉，因而弃官归隐，显示出对当政者的反抗态度，逢萌见“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集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1]2759。刘茂“会王莽簒位，茂弃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1]2671。同时，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有的官员弃官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汉末名士李膺担任侍御史之时，“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皆病，七十县并弃官而去”[16]1189，法雄“每行部录囚徒，察颜色，多得情伪，长吏不奉法者皆觧印绶去”[1]1278，这些弃官者都是害怕被查办。总之，东汉的弃官与政局的走向联系十分密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弃官”现象仍然频繁，但是显示出新的特征，尤其是玄学与佛道思想的传播，使得做官的士人多了新的选择，挂冠归隐，沉迷山水，更多的是个性使然和内心所愿。东晋之张翰，“为齐王东曹掾，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江南菰菜羮鲈鱼脍，曰：人生所贵适意，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驾东归”。《南齐书·杜京》：“泰始之朝，挂冠辞世，遁舍家业，隐于太平。葺宇穷岩，采芝幽涧，耦耕自足，薪歌有余。确尔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余载。”[25]归隐行为全是个人内心之驱使。

《宋书》记载：“史臣曰：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见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髣髴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26]道出了促使官员放弃仕途的几大因素，即个性、时局与山川之美。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大一统的王朝，国力强盛，文化昌明，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读书人有了改变自身阶层的机会，无数士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有的成为郎官、刺史，有的甚至跻身宰辅，位极人臣。“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信奉的人生准则，在唐代也是如此，从留存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到唐代文人漫游、干谒、赴举，甚至从军、入幕，这些活动的背后隐藏着唐人积极高昂的理想和强烈的入仕雄心，“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就是无数唐人的人生宣言。以往的研究往往经常关注唐代士子的干谒活动，中举与落第，以及官员所谓的“吏隐”，而忽视了为唐人进取精神所遮蔽的另外一种情形，即由仕途退回田园。“弃官”官员或由于仕途不顺，或由于不堪忍受官场环境，或由于个性张扬，毅然决然地放弃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官职以及相应的地位与待遇，“弃官”对他们来说成为人生的另一种选择。

除了种种实际的原因之外，唐代“弃官”现象还透露出唐人精神中的困境，一方面要出仕从政，一方面又要保持本心，无数官员都经历着这种困扰。《金楼子》记载：“楚国龚舍，初随楚王朝，宿未央宫，见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粟，四面萦罗网，有虫触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叹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罗网也。岂可淹岁？’于是挂冠而退。时人笑之，谓舍为‘蜘蛛之隐’。”[27]可见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仕宦并非如理想那般完美。这种精神困境并非唐人所独有，但是唐人表现得异为强烈。李白设想的“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游五湖，戏沧州”，在功名铸就之后隐于山水，这是理想中的状态，但几乎是近乎梦幻的呓语。官员还没有坚持到那个时候，早已经被现实消磨尽了进取的雄心，不得不提前选择“弃官”来与官场诀别。

与“弃官”者的果断相比，还有一类人的行为比较值得玩味，即有“弃官”之志而无“弃官”之行者。毫无疑问，他们显得更加世俗与畏缩，没能迈出大胆的一步。《苕溪渔隐丛话》记载：“《遯斋闲览》云：诗人类以弃官归隐为高，而谓轩冕荣贵为外物，然鲜有能践其言者，故灵彻荅韦丹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盖讥之也。”[28]灵澈的全诗为：“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终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以灵澈方外高僧的眼光来看，那些嘴上念着要弃官归隐却没有行动的诗人是十分可笑的。

以白居易为例，在他的诗歌之中反复吟唱着要挂冠归隐。《吾庐》：“吾庐不独贮妻儿，自觉年侵身力衰。眼下营求容足地，心中准拟挂冠时。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莫道两都空有宅，林泉风月是家资。”《自咏五首》：“老耳倦声乐，病口厌杯盘。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一日复一日，自问何留滞。为贪逐日俸，拟作归田计。”《洛下寓居》：“秋馆清凉日，书因解闷看。夜窗幽独处，琴不为人弹。游宴慵多废，趋朝老渐难。禅僧教断酒，道士劝休官。渭曲庄犹在，钱唐俸尚残。如能便归去，亦不至饥寒。”《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朝从思益峰游后，晚到楞伽寺歇时。照水姿容虽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禅客多相问，坐倚渔舟一自思，犹去悬车十五载，休官非早亦非迟。”《祭社宵兴灯前偶作》：“城头传鼓角，灯下整衣冠。夜镜藏须白，秋泉漱齿寒。欲将闲送老，须着病辞官。更待年终后，支持归计看。”等等。白居易在诗中均表示出要挂冠的意愿，可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思想确实经历了断崖式的巨变，再也不似出仕初期那样锋芒毕露，他的诗中出现了强烈的自省意识。然而白居易并未放弃仕途，在诗中时常吟道官职的迁转和俸禄的增加，表现出了对自身待遇的夸耀和矜喜之态，因而受到了朱熹的讽刺，即对荣华富贵“口津津地涎出”。

由此进而观察其他唐代文人，可以发现“弃官”一直是徘徊在文人脑海中的想法，也是诗歌书写的常见主题。贾岛《送友人弃官游江左》：“羡君休作尉，万事且全身。寰海多虞日，江湖独往人。姓名何处变，鸥鸟几时亲。别后吴中使，应须访子真。”唐彦谦《赠窦尊师》：“我爱窦高士，弃官仍在家。为嫌句漏令，兼不要丹砂。”司空曙《送曹三同猗游山寺》：“蹋青芜尽，凉秋古寺深。何时得连策，此夜更闻琴。穷水云同穴，过僧虎共林。殷勤如念我，遗尔挂冠心。”杜牧《送故人归山》：“三清洞里无端别，又拂尘衣欲卧云。看着挂冠迷处所，北山萝月在移文。”或表达“弃官”之志，或赞他人“弃官”之行，反映出他们内心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与对仕途的厌倦。

以上分析了唐代文人“弃官”现象的类型以及他们“弃官”后的生活，进而阐释了“弃官”思想背后的士人心态，可以发现“弃官”虽非典章制度所允许，也与世俗观点相违背，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唐代文人“弃官”情形有很多类，促使他们与仕途决裂的因素有朝政状况、官场环境、所任职位、以及自身的个性等等。“弃官”作为与仕进立功相背的活动，反映出唐代士人对政治生活的另一种选择，与其在仕途上忍受煎熬消磨时光，失去内心的自由，倒不如挂冠归隐，经历过官场不如意的文人“弃官”之后多过上礼佛、求道，乃至躬耕的简单生活。有的文人既厌倦官场的煎熬，但是未能“弃官”，试图在个性与政治直接做出平衡，显示出思想的矛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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