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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粉丝社群中的规训逻辑——基于YJT,粉丝后援会和粉丝的交往互动分析

    时间:2022-12-07 16:5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黄美笛,王浩斌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近年来,粉丝社群文化作为数字时代流行于青少年群体间的亚文化现象,吸引了许多目光。人们将粉丝自发的生产劳动定性为情感劳动、数字劳动、受众劳动等,围绕劳动生产视角展开了热烈讨论。然而,粉丝社群中不仅涉及生产劳动问题,它更涉及各种错综复杂的交往问题。乔蒂·狄恩认为,交往已经成为当代资本积累的核心,“这意味着交往在商品和自然资源的生产、消费和流通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且更根本的作用”[1]。可以说,粉丝社群中的交往互动本身就蕴含着生产劳动。因此,在粉丝社群的交往互动中进一步探讨粉丝生产劳动背后的资本规训逻辑,是研究粉丝社群文化的一个重要路径。资本如何在粉丝社群的交往互动过程中逐步实施对粉丝的规训?其规训逻辑具体展现为什么?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得到解答的问题。

    大部分关于粉丝社群文化的讨论,一开始多从情感社会学视角出发来探讨粉丝情感劳动的主体性。例如,柯林斯用“情感能量”(EE)[2]4概念来讨论情感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指出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爱的感受”,个体能够通过互动仪式链将短期的情绪转化为一种长期的情感能量。[2]161

    但在人们聚焦于粉丝自发的情感劳动的同时,也有部分研究指出粉丝自发、散漫的情感劳动在资本的运作下得到重构,认为资本出于获益目的,企图占有、支配甚至消费情感劳动[3]。哈特和奈格里就认为情感劳动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4]292-293,进而转向讨论情感劳动者的主体性以及生产情感客体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詹金斯甚至指出,情感在互联网经济形态中是人们决策和消费的主要驱动依据[5]41-43。

    可以说,粉丝社群文化的研究前沿正从聚焦粉丝情感劳动现象转移到剖析粉丝情感劳动的主体性和资本规训间的张力。对此,国内学界已有一定研究:马志浩等[6]轩通过观察偶像团体的粉丝后援会,探究了粉丝社群中的阶层分化现象;
    王艺璇[7]着眼特定粉丝群体,讨论了粉丝间多层次的社群结构及其形成机制;
    庄曦等[8]基于微博明星粉丝数据组,剖析了粉丝情感劳动过程中的共识制造和劳动剥削问题;
    刘国强等[9]聚焦微博“控评”,反思了传统研究中单纯视粉丝为“数字劳工”的定性问题;
    顾楚丹[10]围绕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操控者”形象,梳理了粉丝社群互动仪式的三种类型。

    上述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粉丝社群中的资本规训展开了详细论述,使我们对其基本情况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既有研究中,对当下粉丝社群中资本规训逻辑的探讨大多从“数字劳动”“情感劳动”“受众劳动”等生产逻辑展开。小部分基于交往的探讨也集中于粉丝的“互动仪式”或“情感互动”,而未意识到当代资本规训逻辑呈现为生产逻辑和交往逻辑的复杂结合。由此,本文聚焦明星粉丝后援会及其粉丝的交往互动过程,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分析特定研究对象,讨论当代资本规训的逻辑具现,指出在当代粉丝社群的交往互动中,呈现出一种从无序到有序、从引导到控制的资本规训逻辑。这种规训逻辑具体展现为共识制造、圈层控制、纪律和监视等主要规训形态。

    (一)研究案例

    进入数字时代,个体通过数字化媒介,能够轻易地与全然陌生的他者相联结,由此,粉丝群体行动逐渐成为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化现象。在此种环境下,庞大的粉丝群体是流量明星最主要的支撑来源。粉丝是指在互联网社区中崇拜某明星、偶像或事物的人。当粉丝达到一定数量时,粉丝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就诞生了。后援会一开始由粉丝自发组织而成,其功能在于召集粉丝给自己喜欢的明星写文案、修图,以及去现场应援等等。但随着后援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现象,后援会中“脂粉”(即职业粉丝)①脂粉即职业粉丝,与普通粉丝差别巨大,是指在明星经纪公司有专职工作的人,其通常隐匿于各大后援会中,是沟通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和粉丝群体之间的桥梁。比重越来越大,其性质就由单一的自发组织裂变为自发组织与资本规训的重要媒介。

    后援会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联结粉丝与明星的沟通桥梁,又是资本规训的重要媒介。后援会的规模一般与其组织严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较小规模的后援会大多由粉丝自发聚集而成,组织较为松散,粉丝的购买能力较差、流量贡献度较弱。此时,后援会大多与粉丝立场一致,与粉丝拥有共同的价值和认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具象化工具。而后援会规模越大,管理的粉丝数量越多,其核心权力人物就越容易成为资本关注和控制的对象。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11]666-667在“后援会—粉丝”的交往实践中,大规模的后援会作为资本规训的具象化体现,更多地扮演者管理者的角色,而粉丝作为资本规训的对象,则更多扮演者雇佣工人的角色。

    本文以个案研究和逻辑演绎为主要方法,着眼于揭露资本规训的结构性逻辑,因此在案例选择上有以下倾向:(1)粉丝数量众多,集体认同度高,组织行动力较强;
    (2)后援会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其核心人物在与粉丝群体的交往互动中具有较大权力;
    (3)在后援会与粉丝的交往互动中,资本规训的痕迹鲜明,且在一段时期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2021 年5 月,在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以下简称《青你3》)中,粉丝追星“倒奶打投”事件引来各方关注。粉丝为明星打榜投票的“助力值”藏在赞助商蒙牛的产品“真果粒”的瓶盖中,只要购买“真果粒”,就能获得二维码,为自己心仪的选手贡献助力值。部分粉丝、黄牛、商家为了得到更多投票的二维码,不惜将牛奶倒掉,造成浪费。YJT 正是《青你3 中》的一个热门选手。自《青你3》于2021 年2 月开播以来,YJT 的微博在短短几个月内涨粉几百万,截至2021年6 月24日,其微博粉丝数达到465 万。该选手的各项数据在《青你3》所有选手的各项投票榜单中多次排名第一。由此,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后援会迅速建立起来。对内,后援会建立起决策组、职能站和工作组等主要职能部门,决策组包括财务管理、应援策划等,职能站包括控评站、反黑站、数据站等,工作组包括文案组、网宣组、超话组、美工组、财务组、海外组等。这些职能部门统一受后援会管理,管控严格,分工明确。对外,后援会与YJT 的几百万粉丝为提高YJT 的各项数据,相互间存在着频繁的交往互动。后援会会定期组织粉丝进行“团建”活动,团建分为线上、线下两个模式,线上主要用于增加YJT 的流量数据,例如增加评论、管控评论、美化微博广场等;
    线下则多以粉丝交流会的名义,促使粉丝捐钱,为后援会开展活动、支援明星筹备资金。除此之外,YJT后援会因集资数据不达标惩罚粉丝、强制粉丝扩大购买力、敦促粉丝抢“奶票”乃至引发“倒奶打投”等行为多次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各方热议。可见,《青你3》热门选手YJT 的后援会及其粉丝的交往互动,对于揭露资本规训逻辑来说极具代表性,可作为本研究分析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二)分析框架

    在当代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中,关于社会结构性和个体能动性之间权力关系的讨论,存在着生产政治理论、文化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理论研究视野。在生产政治理论视野中,布洛维从微观视角详细讨论了工人群体中的“共识制造”问题;
    在文化批判理论视野中,法兰克福学派重点讨论了文化公共领域被商品逻辑所操纵、支配的异化现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视野中,福柯通过对权力形成机制的研究,阐述了纪律、监视遍布的资本规训现状。

    1.生产政治理论视野中的“共识制造”

    麦克·布洛维基于生产政治理论的视角,详细分析了现代工厂中广泛存在的“制造共识”问题,揭露了当代资本规训的重要一环。他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特征概括为“共识性劳动”(Consensual Labor),认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共识是一种“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12]77-108。他通过“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指明自发的、共识的因素与强制一起塑造着工人的生产行为。换言之,共识就是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自发认同”。

    布洛维首先从微观层面详细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特征,指出我们只有意识到劳动过程的转型,才能够确切地评估当代资本主义。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强制性”是资本主义劳动的主要控制方式。所谓强制性劳动,是指工人被迫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行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大量工人失业、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不复存在,仅仅用强制性已经无法准确地解释工人的劳动过程。工人们不仅没有觉得受到压迫而奋起抵抗,反而自发地、积极地加入到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这时,单纯的强制力已经无法塑造出一套完整的生产秩序。资本主义为了确保自身的再生产,开始重新组织,使工人与资本家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由此,以自愿进行的共识性(consent)劳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型控制方式。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实现,几乎已经全部由强制性劳动转化为共识性劳动。

    据此,布洛维试图论证生产环节如何生产出共识这一问题。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工人在艰苦的工作中并不一定觉得被压抑、被剥削,而是将劳动过程视为一种“赶工游戏”,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工人的这一巨大转变突出地体现在近几十年来薪酬制度的变化上。新的薪酬制度不再是依据的单纯计件,而是转变为:

    基本收入(由工作的劳动等级决定)

    +基本收入×(%比率-100%)

    +酬金(也由劳动等级决定)

    +不同班次津贴

    +生活费用津贴[12]49

    这种计酬方式直接地将劳资双方的冲突转换为工人之间的横向竞争,由此,工人和资本家便达成了对这一规则的一致与共识。这说明,“制造共识”已经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麻痹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手段。

    2.文化批判理论视野中的“结构性社区”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信息媒介的出现使得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发生混淆。法兰克福学派从结构性视角出发对此展开了分析。例如,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13],代表一个高度复杂的网络[14]460。随着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发展,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文化工业兴起,将公众变成了消费者和雇员,娱乐、消费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劳动的延伸。[15]107-152当理性批判的辩论和共识被消费所取代,文化也就成为消费物品,被商品的逻辑所支配。[16]71-79

    当前,数字技术重构了时空距离,传统社会中以共同地理位置为必要条件的公共领域发生革命性改变,逐渐转化为虚拟“社区”(Community)。早在互联网初期,群组传播平台便被创造出来,形成了一系列线上群组。1993 年,霍华德·莱恩格尔德就明确指出:“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时代已经到来。”[17]5彼此完全陌生的人基于共同兴趣聚集,依托于数字化媒介,在网络平台中形成各种“阐释性社区”[18]282或“线上社区”。

    随着时间的累积,那些经由自身兴趣、爱好等因素聚集在同一社区中的内部成员首先在话语、风格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圈内人标志,形成特定群体身份和共同的价值观[19]79,并进一步促进了一种强烈群体成员意识的形成。伴随着独特的话语、风格、群体意识,独特的社交规范随之产生,规范标准、等级制度逐渐形成。显而易见的是,规范标准总是牵涉到权力结构[19]82。这种权力结构由于社区内成员的共享性实践、共享性资源以及强烈的集体认同,会使得一个社区与其他社区形成壁垒,形成结构性的圈层。而结构性的圈层一旦在线上形成,就说明在组织内部创建和规范行为标准时,必然会有部分人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其他人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3.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的“规训社会”

    福柯基于生命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从与经济变革相伴随的肉体规训问题出发,宏观上论述了资本积累的最广泛的社会结果——规训社会的形成。规训成为支配社会的主要方式,受规训所支配的社会即是“规训社会”。

    规训社会有两个重要的面向:纪律与监视。首先,“规训”在语义学层面上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戒”以及“学科”等多种释义[20]375。福柯因此用“规训”来指代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其中,“纪律”的出现表明一种全新的经济基本技术的形成。这标志着权力机制被整合到生产机制中,以促进内部的机构的生产效率[20]245-246。进一步地,福柯阐释了纪律如何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指出其主要功能为“训练”,其特点为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可以说,遵守纪律是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21]。纪律的广泛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下两个趋势:增加规训体制的数量和规训现存机构。

    其次,福柯还指出,“监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模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变成一种普遍的操纵功能[22]178-197。通过从断头台到地牢、监狱,直至全景敞视建筑,福柯向我们分析了“规训社会”的形成。在他看来,刑罚从古代的酷刑逐渐变得温和化、法典化,惩罚的目的也就变成了“矫正和预防”,监狱逐渐演变成一个“规训”场所。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以“四周是一个唤醒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为基本原理的全景敞视监狱[20]224。福柯据此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20]225,用以指代一种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机制,用最合理、迅捷、有效的组织方式促进生产效果的最大化,是福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逻辑。

    当下,新的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资本主义的样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工业逐渐发展为新型的数字文化工业。明星、后援会与粉丝正处于资本发展数字文化工业链条之中。分析表明,在YJT 后援会及其粉丝的交往互动过程中,资本规训展现出一种从引导到控制的逻辑进路,这种逻辑进路逐步将粉丝无序的交往互动转变为一种有序的、结构化的、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有序行动。在实际生活中,资本的各规训手段并非像下文所述那样层次分明,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本文旨在揭露资本规训的逻辑进路,因而按照它们各自的逻辑特征进行了排序处理。

    (一)理念塑形:虚假共识的制造与传播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最大化地追求利益是资本最本质的特征,在强制性手段不再普遍适用的数字社会中,资本规训的实施需要更加精致和隐蔽的操控手段,尽可能地包装和隐藏自身的掠夺本质。依托于粉丝社群中的集体认同,制造并大肆传播虚假共识这一极具欺骗性的规训手段逐渐流行起来。资本会顺势塑造出一种对粉丝来说具有普适性的共识,通过控制后援会(尤其是核心权力成员),将其作为传播这些共识的重要媒介,哄骗粉丝相信这些共识是自发达成的或真实的。这是一种资本隐匿于后援会背后施加的引导式“软控制”。

    1.“共识制造”的集体认同与传播基础

    粉丝社群中的交往具有独特的集体认同形成模式与共识传播方式,这是资本制造虚假共识来对粉丝实施规训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粉丝间基于独特的互动仪式形成集体认同。其互动仪式基于两种重要资源: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粉丝社群一开始由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等文化资本要素的个体粉丝聚集而成,聚集在一起的个体粉丝长期共享彼此的情感体验与状态。长期高质量情感能量的累积能够使个体粉丝更加愿意继续彼此的情感分享,进而形成拥有特定“文化基因”的共同体形态,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符号、能够为每个参与者带来情感能量的“文化圈”。[2]36

    在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成员掌握的文化资源和情感能量不同,会形成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低情感能量成员一般是普通粉丝,对文化圈的认同度最低,随时可能解构自身的粉丝身份;
    中、高情感能量成员则往往在交往中处于高层次地位,能够获得更加充足的情感能量,在下一次的交往互动中更能够成为焦点和赢取身份认同。他们为了提高自身情感能量,往往选择加入后援会(见图1)。

    图1 粉丝互动仪式层次

    在高情感能量成员中,少部分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对他人产生影响,并且拥有高情感能量的活跃分子被称作“粉头”。粉头在后援会中掌握核心权力,且多由“脂粉”构成,与资本方关系密切,甚至就是明星团队中的一员。因此,对普通粉丝而言,粉头追星经验丰富、消息灵通,是追星途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对象,由粉头控制的后援会自然就更容易获取粉丝的认同。粉头由于对高情感质量的追求,具有强烈的个体地位认同需要,因而成为资本控制的直接对象,这为资本制造虚假共识奠定了集体认同基础(见图2)。

    图2 集体认同的形成路径

    另一方面,基于此种集体认同形成模式,粉头往往在文化圈中担任意见领袖的角逐,他们在自身所处的人际交往网络中拦截、解释和扩散他们所得知的信息,形成以自身为中心的独特传播机制。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观点,大众传播是一种“两级传播”,“观念常常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动到意见领袖那里,接着从意见领袖处流向较不活跃的人群”[23]33。但在粉丝社群中,资本制造的虚假共识在传达至粉丝的过程中,存在更为复杂的多级传播流程(见图3)。

    图3 共识的传播路径

    2.消费主义引导下的共识散布

    粉丝社群中集体认同与传播的机制为资本制造共识提供了便利条件,据此,资本结合消费主义和互联网技术等生产政治的运作逻辑,将“消费即支持”“流量即数据”等虚假共识传播到广大粉丝群体中。

    消费主义一直是资本着力宣扬的“共识”,在粉丝社群中,资本会巧妙地将消费包装为粉丝对明星的支持。通过观察YJT 及其粉丝的产生、发展,可以剖析资本制造、传播共识的运作流程。首先,资本会生产特定的“舞台”,如《青你3》这样的选秀节目。其次,按照既有劳动经验“炮制”一批“偶像明星”供观众挑选,YJT 正是其中之一;
    当观众身份转换为粉丝后,资本就会制造相应的虚假共识,趁机为接下来掠夺利益“造势”:

    “你不投,我不投,哥哥何时能出头?

    你一票,我一票,妹妹明天就出道。”

    以上是《青你3》中号召粉丝消费的两句著名口号。资本通过投票、打榜等方式引导粉丝投入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进行消费,成功制造和散布“消费即支持”的共识。

    同时,数字化革命改变了信息的使用模式,将传统传播理论的关注中心从信息的使用价值转移到流量的交换价值。在数字空间中,信息被大规模生产、收集并且出,其价值展现为贡献流量。[24]28资本不再需要重点控制信息内容,而只需要进行流量控制。这说明,当代社会的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25]213。流量控制、舆论控制逐渐取代传统的剩余价值剥削成为新的共识制造方式。

    资本通过对粉丝网络账号、数据生产等流量的检测与控制,依据各种标准,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发布“明星排行榜”。经由粉头、后援会高强度、多频次的引导,粉丝们每天都要到“哇偶”“微博超话”“寻艺”“百度送花”“爱奇艺泡泡影响力”等各大网络平台上签到、打卡。后援会的数据站不仅会每天汇总这些网站上的打卡人数、排名、打卡指数等指标,还会不断强调“做数据”这一共识。2021 年4 月6 日,在“给粉丝的一封信”的长微博中,YJT 后援会如此写道:

    “我们各项投票榜单断层第一,我们橘子总榜第一,我们商务&杂志销售总额第一,我们用实打实的数据和粉丝的真金白银说话,我们要相信YJT 就是第一名。”

    不仅如此,部分粉头、大粉还会时常采用“插旗”的鼓励方式。例如,在集资之前,为了鼓励普通粉丝集资,某个或某些大粉会提出,如果集资金额达到XXX,他们就会额外再投入XXX 金额到集资总额中,这便是“插旗”。如果普通粉丝该次集资金额达到了预定目标,大粉也兑现了承诺,便称作“拔旗”。

    由此可见,资本正是通过利用粉丝社群中的传播机制,巧妙地通过将通过生产逻辑制造而成的虚假共识传播到广大粉丝群体中,隐匿在后援会或粉头背后,对粉丝实施各方面的“软控制”。

    (二)组织结构:话语体系与圈层控制

    在诸如“消费即支持”“数据即流量”等虚假共识的影响下,各文化圈中的粉丝会基于共享的集体意识构造出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进而形成较为固定的圈层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较强的封闭性、排外性和控制性,便于资本规训成建制的产业化运作。

    1.由“暗语”搭建的话语体系

    在特定文化圈中,当后援会与粉丝基于一定的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展开长期的交往互动时,情感体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威廉·兰迪认为,情感体制“涉及一套情感,这套情感的养成和表达,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实践予以强化”,它涉及一套规范的情感以及表达和灌输它们的官方仪式、实践、述情话语。不同于一般的网络互动,粉丝文化的传播与交往时常“层层加密”,利用“暗语”展开对话与行动。

    正如只有繁体横版的文史类书籍增加了普通读者读书的难度一样,粉丝交流所使用的“暗语”也有一定的准入门槛。粉丝圈层极其喜欢使用缩写、谐音,圈外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明白这些用语的含义。一开始,暗语只是粉丝为了建构一个粉丝间相对私密、安全的小语境而形成的。在这种小语境中,例如“抄袭”这种容易激起对立阵营粉丝激烈反应的词就会缩写成“cx”,方便自己阵营的粉丝相互交流的同时又不被对立阵营的人识破,从而避免骂战。然而,随着粉丝文化的不断发展,明星越来越多,粉丝也就因明星而“分门别类”开来。他们通常根据自己所支持的明星特征选取独特的粉丝名称,制定专门的应援色、应援口号等等。以YJT 为例,其粉丝名字为“粉狮”,应援色为“景天色”(即蓝色加上白色),应援口号为“余心所念,景色漫天”。除此之外,粉丝暗语通常使用拼音首字母缩写和谐音这两种形式,如“dbq”(对不起)、“xswl”(笑死我了)、蒸煮(正主)、辣菜(拉踩)等。

    这种由“暗语”搭建而成的话语体系,是粉丝文化圈封闭性特征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位于这种话语体系中的粉丝不仅具有维护该体系的强烈意识,而且在进行交往互动时具有较强的排外性质。这自然就催发了封闭的、控制性的组织结构的形成。

    2.闭合循环下的圈层控制

    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一定的生活方式必定有配套的生活结构,与粉丝“暗语”这一生活方式相匹配,形成了两种控制性的圈层结构。

    从整个文化产业链视角看,首先存在着以资本为中心的层级控制性圈层。资本打造明星,负责决策,具有绝对控制权,处于内圈层;
    后援会负责推广与管理,具有一定控制权,处于中圈层;
    粉丝为“爱”发电,是资本剥削的对象,基本没有控制权,处于外圈层(见图4)。①在这一圈层结构中,控制关系明显强于互动关系,因此笔者并未在图中展现出互动关系示意。

    图4 以资本为中心的圈层结构

    在这一圈层之外还存在着诸多用以交流的数字媒介平台,如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它们既是各方沟通交流的平台,又是一种控制力的展现。以资本为中心的控制圈层与数字媒介平台共同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控制系统(见图5)。

    图5 闭合循环控制系统

    然而,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的控制圈层,后援会在与粉丝交往互动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控制性圈层,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在这一圈层结构中,资本是隐而不显的。后援会处于内圈层的位置,主要权力主体由粉头构成;
    后援会中的职能部门则处于中圈层,在联结内外圈层的同时,由部分粉丝充当管理人员;
    个体粉丝则处于外圈层(见图6)。

    图6 以粉头为中心的圈层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整个圈层的基础成分是个体粉丝,大部分粉丝出于自身兴趣打榜、做数据、贡献流量,完成后援会发布的任务。由于明星属性、定位、人设等的不同,粉丝也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YJT 的粉丝中就至少存在团粉、唯粉、CP 粉、死忠粉、黑粉等。其中,唯粉指那些只喜欢组合中某一成员的粉丝;
    CP 粉指喜欢两个明星在一起合作的情况的粉丝,一般不上升到明星真人;
    黑粉指故意抹黑某明星、无端挑起事端的“粉丝”;
    小部分粉丝持有交叉身份,他们申请加入后援会成为各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与粉丝共同完成任务;
    而处于权力中心(即内圈层)的大多为粉头、脂粉,他们主要负责资金分配、职能划分、规则制定等。

    同时,以后援会为中心的圈层职能划分清晰、分工明确,内、中、外圈层的分工合作频繁。YJT 后援会曾发文详细规定了具体的职能部门及其相关功能(见图7)。中圈层的职能部门除了单独发布职能相关内容,还会在微博中放置其他职能站的微博链接,频繁互动。所有职能部门在相互支持的同时,都要积极配合后援会工作。可见,在圈层组织分工明确的条件下,后援会对内能够展现充分的控制性、主导性,与粉丝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亦呈现井然有序的状态。因此,该圈层内部的跨圈层互动频繁,这在以资本为中心的圈层几乎不可能,普通粉丝很少有机会能够直接接触到资本、明星。

    图7 YJT 后援会功能结构图

    (三)权力运行:层级监视与纪律制定

    一旦形成了稳固的组织结构,保障权力运行的对应机制就会随之产生。福柯曾经指明的监视与纪律并未在当代资本规训中消失,而是在共识制造和圈层控制的逐步推进下得以稳固,并在技术发明的支撑下获得全新的表现形式。随着控制欲望的增强,资本会逐步建立以监视和纪律为导向的运行机制,在体现自身主导地位的同时,还要最大化地约束粉丝的行为。此时,资本规训的逻辑就逐渐由前期的诱导、哄骗升级为监视、控制。可以说,层级监视与纪律制定已经成为当代粉丝社群中保障资本规训权力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1.算法中的层级监视体系

    信息革命极大缩减了时空距离,算法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其成为当下主要的监视工具。资本以算法技术为底层构架,在糅合了“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等复合运转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催发监视体系内粉丝群体的同质化和极化,意图借此实现对圈层中所有人的控制。

    边沁曾提出以“四周是一个唤醒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为基本原理的“全景敞视监狱”概念[20]224。当下,算法技术的发展使得粉丝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无所遁形”。在以资本为中心的控制性圈层中,资本通过长期的流量和舆论检测,针对不同圈层展开对应的监视行为。这种监视是一种广泛而严密的监视,它存在于粉丝文化圈产生、发展的全过程。

    当然,这种“监视”是一种基于数据监控的精神监视与控制。其中,资本是监视的“幕后黑手”,后援会是监视的主要载体,粉丝则是被监视的对象。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圆形监狱式”的层级监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20]212。

    而在以粉头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中,这种层级监视主要体现如下:(1)后援会中的粉头或脂粉是等级最高的监视主体,具有最高的权力。但他们往往作为制定监视规则、选择监视对象的决策者,通常只负责监视职能部门管理人员。(2)后援会中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则是负责监视的主要主体,他们一方面要接受来自粉头的监视,另一方面要时刻监视普通粉丝是否按时、按量完成了部门所负责的任务。(3)普通粉丝既作为被监视的对象,粉丝之间又存在广泛的相互监视现象。当然,后援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到各方监视:它首先是资本确保权力控制的直接监视主体;
    同时,为了避免后援会中的权力人员滥用权力,它也需要时刻接受普通粉丝的监视。

    2.在纪律中保障权力运行

    除监视外,权力运行的机制化还必须具有配套的纪律。因此,后援会会制定相应的纪律,以管理粉丝和提升粉丝数据生产的效率。纪律通常带有较强的强制性意味,并主要通过奖励和惩罚这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以“集资”为例,集资是粉丝支持明星的重要途径,粉丝一般将其称为“团建”。集资一般由后援会组织并规定集资目标,集资目标由后援会成员和粉丝共同完成。集资完成后,后援会会根据集资达标与否发布相应的奖励和惩罚(见图8)。

    图8 集资流程图

    YJT 后援会就采用了积分奖励的制度。所谓积分制,即通过粉丝平时活动应援、资金贡献量、专辑购买量、微博转评量以及其他贡献,以按比重计算的方式转化为相应的积分。粉丝的积分越高,就有越多的机会进入内圈层,成为核心成员。换言之,粉丝如果想要在里面担任核心成员,就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往往“氪金”越多越容易成为核心成员,也即粉头、大粉。同时,积分越高,就有越多的机会参加偶像的活动,如演唱会、见面会等。YJT 的后援会实行过以下积分制规定:粉丝打榜或买专辑每100 元加1 积分,积分可兑换YJT 的演唱会门票、五星级酒店入住机会等。这些奖励方式与接触偶像、晋升职权直接挂钩,“明码标价”,激励着粉丝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为偶像进行应援。

    然而,这种奖励制度的弊端在于,极易引发管理人员中饱私囊、普通粉丝刷虚假积分等问题,导致实际集资金额远远小于实际金额。对此,一系列惩罚制度被制定出来。一旦粉丝集资总额多次未达到原定目标,后援会就会发布惩罚任务。YJT 后援会就曾因集资数据不达标频频惩罚粉丝,这一行为被多家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例如,2021 年4 月9 日,YJT 后援会发布了一条名为“秒切团建第六轮总结”的微博:

    “很遗憾,虽然今晚的目标顺利完成,11 分钟共计65790r!但本日目标11w 并未完成。请各位粉丝在以下惩罚中任选一项完成,完成后可在微博进行打卡。”①“r”即代表人民币,65790r 即65790 元。“w”即代表“万”,11w 即110000 元。

    在这段文字下,YJT 后援会给出了5 个惩罚方案,让粉丝们自己任选其一进行自我惩罚,完成后在该微博下打卡。这些惩罚分别涵盖了交罚金、给某个榜单打榜、完成反黑任务、评论并点赞YJT 微博和评论当日所有微博。其中,惩罚里包括一项往一个“链接”里交钱的项目,点击这个链接进去即会显示用2.22 元购买一个惩罚的虚拟数据。在这条微博底下,粉丝没有任何异议,积极打卡并晒出自己完成的惩罚任务。粉丝全力支持、配合后援会的惩罚方案,这意味着在粉丝看来,后援会拥有惩罚他们的权力。可见,后真相时代,奖励和惩罚均成为资本常用的规训手段,“奖—惩”并行的机制构成了资本规训权力展现的二元体制[20]204-208。

    综上,资本规训逻辑的展现以后援会为主要媒介,以共识制造、圈层控制、监视和纪律等具体规训方式,企图对粉丝的劳动成果进行全方位的剥削、占有和支配。

    资本规训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宏观上看,马克思早就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通过对异化劳动[26]163的剖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本质。从微观上看,布洛维通过对具体工厂中工人的生产过程转型的研究,探讨了工人劳动主体性的异化与劳动共识性生成。但笔者认为,“数字资本时代马克思的财富思想具有较强的现代价值”[27],分析粉丝社群中隐匿的资本规训逻辑、揭露其在数字社会中的新样态,仍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向。

    本文以粉丝社群中粉丝后援会与粉丝的交往互动实践为切入点,指出资本以后援会为主要媒介来对粉丝进行规训,其规训展现出从一种“引导”到“控制”的逻辑,企图逐步将粉丝无序的交往互动转变为一种有序的、结构化的、服务于资本利益的集体行动。这种逻辑进路具体展现为:依托粉丝社群的集体认同,制造以消费与流量为主的虚假共识,在形成的组织结构中建立圈层控制,最终以层级监视与纪律制定来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

    就粉丝社群而言,其情感劳动一方面具有主体性,粉丝在情感能量的驱动下免费进行劳动生产,寻求自身情感满足和对社群的归属感。当前,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许多大型网络平台成为人们相互交流的主要渠道。而粉丝群体正是活跃于各大互联网平台的重要成员。他们数量日益庞大,拥有一定的共同意识和规范,有一定的分工协作,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行动能力,群体间存在持续的交往互动,具有较强的文化创造力与感染力。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粉丝文化在集体文化认同、凝聚共识、推动文化的数字化发展等方面具有建设性与积极意义。

    但同时,粉丝社群中存在的资本规训现象仍然值得我们注意,任由其野蛮生长容易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尽管粉丝的情感劳动具有一定主体性,但资本的剥削是无止境的。目前,各大网络平台已经成为资本意识形态侵蚀的主要活动领域之一,粉丝社群作为活跃其中的重要成分,遭遇到资本越来越严重的剥削与规训。从本质上看,资本会无限制地将粉丝的情感劳动转化为商业生产,从而占有、支配粉丝的劳动成果。长此以往,不仅会危害青少年成长,影响正常的文化娱乐生态,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等挑战与陷阱,防止资本肆意将具有积极意义的粉丝交往与集体认同转化为数据生产的工具。同时,还必须大力促进粉丝社群的良性规范化发展,引导他们自身组织能力向真、善、美方向发展。必须看到,粉丝社群文化的良性治理能够为我国的互联网社会治理提供经验与样板,其良性发展亦能丰富文化的多元性。这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同时,在互联网社会治理的层面上,管理网络、制定互联网规则,建立健全“平台”监管机制,完善舆论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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