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书：黄永年先生书法片谈
时间：2022-12-05 17:3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李卫东
众所周知，黄永年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古籍整理专家、版本学家、唐史学家，也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书法家和篆刻家。他严于律己，对学术研究、教学要求严格，对学生严慈相济。他的书学研究、诗文创作和书法篆刻实践，同样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规律和优良传统。虽然他生前不屑以书法家名世，但对自己的书作和印作要求严苛得有点抠门儿，绝不轻易允诺为人写字、制印，也不卖字鬻印，更不允许应酬之作或者自己不满意的作品“谬种流传”（黄先生语）。因而，黄永年先生传世的书法作品数量极其有限，几无大幅作品。我们所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先生的书作，也多是自作诗，以七言绝句为主，尺幅也多为四尺四裁、三裁以及对开条幅，绝少见到书画市场上流行的以面积计价的四尺整纸大幅作品。
黄永年先生独辟蹊径，以“书”养书、鉴书识字、以学养“书”，既注重从名师书写中耳濡目染，又坚持从过目版本字迹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更注意日常书写中的一笔一画，特别是书史书论研究一点一滴的滋养，蕴藉了他的书风，使其书法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古风犹存，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
黄永年先生广涉古今法书、博采众家之长，书风有“二王”遗韵，又蒙初唐褚虞书风润泽，秀丽与宽博兼得。但是，从字如其人这个层面上省察，黄永年先生“作字如做人，身正字端庄；
清风满书卷，不为谋稻梁”，堪称严守书学传统、严肃对待书写、严格讲究法度、严禁伪书误人的当代代表性学者书家。一言以蔽之：“严！”
作为一位学有所成的唐史学家，黄永年先生对中国书法的源流探幽发微，有独到的见解。对书体的流变，从隶书、八分到楷书皆有涉猎。他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所以考证书法发展史轻车熟路，信手拈来。他从《汉书·艺文志》中关于秦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这样的表述中，认为秦代隶书初见雏形：“盖以别于其时之馆阁书小篆也”。关于隶书起源于秦代，与书史告诉人们的“秦篆汉隶”的常识有所出入。有趣的是，黄先生去世后不久，陕西师范大学一位以写“秦隶”饮誉全国的书法家李甫运教授，他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考证出书体“由篆到隶”流变的轨迹，竟与黄先生所见略同。一种新书体取代作为“馆阁书”的旧书体，不是一朝一夕突变的结果，在篆书向隶书“渐变”的过程中，有一种非篆亦非隶的“中间态”——结体不同于汉隶的扁平而呈纵长之势、用笔不同于汉隶的平直方正却有秦篆的圆润拙朴，足见《汉书·艺文志》所谓秦时“始造隶书”应非虚妄之说。这种介于小篆和汉代被确认为“馆阁书”的“汉隶”之间的“中间态”书体便被称为“秦隶”。看来，早在40多年前的1977年，黄先生“手写油印了若干份”《书法源流杂论》，文中稽古钩沉引用了汉代班固关于隶书起源于秦代的论断，终为后人考古发现和书史研究所证实。认为隶书作为一种新的书体主要是区别于其时之馆阁体小篆。“隶书行施日久，渐趋整齐，生波发，取代小篆。而为后汉魏晋时之馆阁书，观其时之丰碑巨碣无不作此体可知。隶书既成馆阁书，别生苟趋省易之书，曰草书（初为章草，今草后起）。‘所谓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是也。”（梁庾肩吾《书品》语，见《法书要录》）
书体流变、演化是一个由日积月累的渐变到“标志性人物”出现、有显著区分度的新书体确立的突变，“无一息之停”、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黄永年在《书法源流杂论》（以下简称《杂论》）一文中与时俱进，接受业师吕思勉先生的见解：“吕诚之师言文字变迁之理曰：‘夫其变也,如日之西,如水之东,无一息之停,而人莫之觉。及其久而回顾焉,则判然若二物矣。’(《中国文字变迁考》)”
沿着这一理路，黄先生遍览群籍、稽古钩沉，从汉褚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晋初卫恒的《四体书势》、梁庾肩吾《书品》，经唐张怀瓘《书断》《六体书论》、宋郭忠恕《佩觿》、范度《玉海》及官修《宣和书谱》，再到对不同时期书法传世作品及其拓本的考察赏析，《杂论》除围绕“隶书、八分、楷书、正书”“王羲之书师法锺张”“《兰亭序》为梁陈人书”“南北书派异同”“唐楷”“晋唐小楷不可信”六个问题及“唐人楷书述论”澄清了书史上一些疑惑问题外，基本厘清了书体流变的历史脉络。如《杂论》援引《大唐六典》：“字体有五，一曰古文,废而不用；
二曰大篆,惟于石经载之；
三曰小篆,谓印玺、旛旐、碑碣所用；
四曰八分,谓石经、碑碣所用；
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卷一〇“校书郎正字”条注)之说，并参以梁庾肩吾《书品》“惟草、正疏通,专行于世,其或继之者,虽百代可知”之论，疏浚五体源流；
又如“正书”一说，所谓正书即区别于“苟趋省易”之草书而言,唐张怀瓘《六体书论》谓：“隶书者,字皆真正,曰真书。”而其《书议》列真书、行书、章草、草书四体(《要录》)北宋范度继唐吕总《续书评》之说,以篆、八分、真、行、草为五体书 (《玉海》)。宋徽宗赵佶主持修编的《宣和书谱》复以隶书易八分,为篆、隶、正、行、草五体。（别出八分一体,专以嘱之唐人所作波发之隶）。先生由是提出对书体流变的认知：“自此正、真或曰楷,隶或曰八分,合篆、行、草为书法之五体,迄今沿用不变。”我们习惯说的真、草、隶、篆、行五体大概与先生此说相通。
当然，作为一代唐史大家，黄永年先生对唐代书法发展和唐楷的关注更多、见解更深邃一些，特别是他对徐浩家族、诸遂良和颜真卿的尊崇，对柳公权的鄙夷，加之他对历代著名碑刻拓本的耳濡目染，对其个人书法观、对历代代表性书法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个人书艺及书风都有近朱近墨、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一文得知：“我当吕先生的学生时，吕先生正在写《两晋南北朝史》，住在离中学不远的一家居民楼上，单身一间房，很清静。我课余去看他，看到他写作的实况：桌上是几堆线装《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南齐书》《南史》之类，吕先生一边逐卷看，一边摘抄用得着的史料。……以《两晋南北朝史》而言，全文一百多万字，连抄史料恐怕至少手写了二百万字以上，还不算过去读书和行文思考的功夫。我想，一个人能以毕生之力写出百万字的巨著，也就不容易了，而吕先生除《两晋南北朝史》外还前有《先秦》《秦汉》，后有《隋唐五代》，还有其他十多种著作。古人说‘著作等身’，如果把吕先生的全部著作像古人那样统统刻成木板书，堆起来恐怕几个‘等身’还不止吧!”
这篇回忆文章中看似不经意地提及“吕先生是书法家，写字的结构有点像颜书《多宝塔碑》，但比《多宝塔》更刚劲挺拔。摘抄的史料一笔不苟地写在自印方格稿纸上，既清晰又好看，体现出前辈学者谨严的治学风度。摘抄的史料分好类，加以排比，连贯成文。这正式的文稿我也看到，字的清晰不必再说，连文句都极少改动，最后就付印出书”，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浸淫在吕先生数百万字书写工整的手稿中稽古探微，不啻临习唐楷法帖，既是中国古代史专业历练，专注于隋唐及两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由于谙熟有唐一代书法发展和书风流变，更是书法艺术审美滋养。我们见到吕思勉先生赠予黄先生的“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对联，兼魏碑雄浑与唐楷端庄之美。受吕先生耳濡目染的影响，他的书法不仅有“二王”的清新俊逸，也有徐浩、颜真卿唐楷的端庄宽博，形成用笔沉稳劲健、结字圆中寓方、章法平中见奇、书卷气息浓郁的个人书法风貌。
作为当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谙熟金石碑刻之学、经眼历代著名金石拓本无数且收藏颇丰的当代碑刻学大家，黄永年先生过目或收藏的拓本不仅独具收藏价值和艺术鉴赏功用，也成为先生研究金石碑刻学的标本，更滋养了他的书法和篆刻实践。比如，《校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毕率赋一绝》（1月19日）：“黎丘一出世摩挲，漫说惺吾眩技多。洗净匡庐真面后，双云毕竟尽虚讹。”此诗有自注：“《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赫烜日久，伪迹遂多，此传王士祯所跋藏宋拓本（有影印行世），实系翻刻（此事叶鞠裳已先我言之，见其日记中）后附杨惺吾跋，疑即杨氏所伪，彼固作伪老手也。然叶鞠裳所得本末‘楚厚追刻’字尚未泐，因夸为北宋拓者（叶氏得云麾碑事散见日记中。方药雨《校碑随笔》亦言有‘楚厚追刻’为宋拓即本叶说），余近于常城市上见同样一本，纸墨甚旧，乃假归与原石新拓细勘，则此所谓‘楚厚追刻’北宋拓者竟亦一翻本也。按叶氏藏宋拓云麾李秀、李思训二碑，刻‘双云阁’印。后自知李秀碑为黎丘所眩，今则知李思训碑亦为翻本，而‘双云’尽属虚矣。此‘楚厚追刻’伪本，与原石新拓异同，余已悉心校出。暇当别撰一《宋拓云麾二伪拓本考》耳。”由此可见，黄先生于藏书“书非用不藏也”，碑拓收藏也多以有用于其碑刻学研究而取舍，堪入其法眼者对于修养书艺、提升书法境界自会有所裨益。
黄先生自早年起在广泛涉猎和收藏古籍版刻的同时，一直对碑刻拓本有浓厚的兴趣，且日积月累，不断锤练眼力和丰富碑拓藏品。早在1945年11月22日，他读到金石学名著《语石》作者叶昌炽《缘督庐日抄》，便有《读叶昌炽〈缘督庐日抄〉竟题语》一诗：“碑版搜成语石业，奇编写广藏书诗。儒生面目依然在，度陇归来真堪师。”先生认为此书广见闻，购书及拓片多受此书影响。自1956年随校迁西安后，先生碑刻拓片收藏日富，关中为唐碑之渊薮，得益于天时地利，先生的藏品中北朝隋唐石刻拓本与日俱增，多题有独具慧眼且书艺精湛的鉴赏跋语，并进一步发掘史实，其学术、文辞和书法艺术水平日臻完美甚至远逾其版刻题跋。黄先生的金石碑刻拓本收藏知几许？公开发表者寥寥，只能有待其哲嗣寿成教授拨冗整理了。这些丰富多彩的金石碑刻拓本收藏及鉴赏经历，拓展了黄永年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开阔了他考察中国书法源流的眼界，更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对中国书法审美特质的理解与实践创造。
在史学及文献整理学专业领域，黄永年先生先后师从吕思勉、童书业、龙榆生、顾颉刚及陈寅恪等多位近现代中国文史界大师，“转益多师是我师”；
在书史书论研究领域和书法实践中，他同样也从历代书法精品中获得营养和教益，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形成独具审美个性的黄体“严”书，傲视书坛。
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封面中华书局2015年版
黄永年著《茭蒲青果集》封面中华书局2012年版
黄永年著《古文献学讲义》封面中西书局2014年版
黄永年先生无意成为一个书法家，写字纯属无意插柳的“文人之余事”。其实，就像他以“书非用不藏也”对待自己的藏书一样，黄永年先生的万卷藏书，要么从版本学角度有独特研究价值，要么有益于他治学和研究。以我对黄先生的了解，他并不是很在意甚至有点鄙夷人们恭维他是书法家，对于社会上书法圈内外动辄以书家自居，或津津乐道于被封为著名书法家甚至书法大师的浮夸之风，他在与我闲聊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会写毛笔字就是书法家？我们那个年代但凡初通文墨的人甚至识字不多的平民老百姓，大都提得起毛笔甚至写得一手好字，难道都被称作书法家不成？”后来在一次拜访中，我说到他的书作如何为懂行的收藏家和有眼光的书家赞赏有加云云，他对这种恭维不屑一顾，根本不买账，甚至气咻咻地说：“郭沫若曾经说过，鲁迅先生自成一家，不是书法家，胜似书法家，我当然也不算什么书法家！”对黄先生这一说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以为是他拒不为人作书的托词，或信口找来一个“挡箭牌”而已。不料“君子口中无戏言”，先生闲聊不妄语，郭沫若的说法居然有案可稽——郭沫若在评价鲁迅先生书法的时候，原话是这么说的：“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熔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可能鲁迅先生于书法的认知与实践与黄先生的心迹多有交集吧？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书写、记录工具和材料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逐渐失去了实用功能，作为一种造型艺术，视觉传达的审美功能升华成为毛笔在宣纸上书写的笔墨艺术。旧时候读书人入学伊始就开始敬惜字纸、临帖习字，舞文弄墨直到科考入仕。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文房四宝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是国学文脉、中国式文人生活乃至中华文明得以世代相传的载体、工具和媒介，毛笔写字、纸质书写是中国人用汉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主要途径，书法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和文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无论是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还是当官从政、做生意签合同记账，甚至普通老百姓鸿雁传书、打官司写状子，或者逢年过节、办喜事张贴对联，都离不开毛笔书写。这才是中国书法艺术代有才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随着传统毛笔书写实用功能日渐式微，书法纯粹成为阳春白雪的审美对象和精神文化消费品，毛笔书写不再如影随形陪伴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计的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书法不再是绝大多数文人之余事，书法日渐式微就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书法家尤其以卖字鬻画为生的职业书画家面临的便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生前在多种场合表达的“文学依然神圣”的自慰式尴尬。毕竟居庙堂之高的书画艺术这些“不打粮食的活儿”还不是刚刚取得脱贫攻坚胜利、解决温饱问题的普通中国百姓的刚性需求，还没有上升到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高度。倒是把书法纳入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未来升学考试科目中有书法的一席之地，也许能挽救书法的颓势？“无可奈何花落去”，信息化大潮席卷全球，摧枯拉朽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VR技术、3D打印及AI日渐普及，中国传统书法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大？就像媒介融合时代传统纸媒日薄西山、日渐沦落为遗老遗少怀旧的载体？
如果可以通过人工仿真技术在屏上呈现出法古今完人、集众家之长的汉字书写艺术甚至复原或模拟前人书写过程的话，拜书院门地摊上写字匠人为师的必要性何在？这也许是黄先生不轻易为人写字、不收向他学书法、篆刻的门徒的原因所在吧？作为碑拓收藏颇丰的碑刻学专家，历代特别是魏晋隋唐名家书丹的金石拓本他经眼无数，他并不专事临习某一位名家的书法，而是通过广泛涉猎提高眼界，体悟古人的心性、笔意、结体和传承，历代法书烂熟于胸，博采众长，“下笔如有神”，形成个人书法范式、气度和个性特质。
书法，或者通俗地说写一手好字，是“文人之余事”，也是古代文人入仕进阶、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作为文史大家的黄永年先生，在书法、金石、篆刻诸方面造诣颇高，并洞悉书法源流，对碑刻学亦有独到研究，把“余事”做到极致，倒也符合黄先生精益求精的个性。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永年谈艺录》收入《书法源流杂论》《唐人楷书述论》《篆刻艺术》《碑刻学》等相关著述，重温先生于书法、篆刻及金石碑刻的远见卓识，仍有如沐春风的快慰。
黄先生供职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受业弟子王其祎研究员在题为《可以永恒的传承》的前言中认为：“《黄永年谈艺录》所收篇什，或以为皆是先生主业以外的余事所得，用先生的话说只是业余的爱好。但这些教益却多是我随先生受业问道乃至安身立命所最偏好的学问和用功的方向。譬如碑刻与拓本，又譬如书法与篆刻，因此于我而言，自然能够感受到‘鸿文沾溉远，胜义启迪深’。”
黄永年先生乃当世推许的通儒硕学，其在版本目录与唐代史学领域是公认的大家，且对古小说与古名物的研究也卓有建树。不仅如此，黄先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艺文的热爱和广泛涉猎，在碑刻学与书法史以及篆刻艺术等学科领域，同样取得令人尊重的成就。著名书法家、书坛“长安四老”之一陈泽秦先生在为黄先生所藏唐《张维岳碑》拓本题跋中写道：“永年作客长安，金石自娱，于有唐一代碑志，尤为留意，广事搜访，藏弆甚富，且博学强记，卓具史识，有志著述，钩沉阐微，补新旧《唐书》之未逮；
采佚缀遗，存阙补文献于已呈，其有意乎。”黄先生作书虽然主要宗师帖学一路，但他业余醉心碑刻学，也经眼汉魏隋唐名碑拓本无数，特别是他师从吕思勉、顾颉刚诸先生治史，诚之先生喜欢徐浩楷书，而纵观顾先生的墨迹，手札多清秀流畅，具晋唐遗风，对联等大字方圆有度，似曾沾染魏碑风气，也算碑帖兼容一路了。甚至龙榆生、潘景郑这些为他题跋或留下墨迹的书友，也大多擅长北碑，终日浸淫其间，耳濡目染，逐渐融碑于帖，走出了一条刚柔相济、方正圆融、雄强中见清秀、浑厚中见俊爽的守正创新之路，其书作独具审美个性，终自成一家，为世人所重。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得益于谙熟中国古代史，旁及书法源流考证，又工于篆刻，有诸多“书”外功夫的进补和文史多学科领域的文化沾溉，黄先生不仅写得一手工稳匀整的小篆，其楷书更是行云流水、俊美润泽，既有唐楷褚书的笔意、颜体的体势，又兼《兰亭》行书的气韵，端庄秀丽又挺拔开张，非探清中国书法源流、深得传统书学理论与历代名作浸润而独具书法艺术审美法眼者不可为也。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关于书体流变，博览群书、经眼并洞悉历代名家书作碑刻拓本的黄先生自然有其独到的见解。早在南京中央大学就学时，偶得金石学大家叶昌炽的《语石》等著述，此书是黄先生较早接触且赞赏有加的金石学名作，此书博大精深，黄先生学而时习之、学以致用，从中悉知藏书及金石碑帖界的掌故，此后购书及拓片多受此书影响。如从初唐褚遂良、薛稷的瘦硬到盛唐徐浩、颜真卿的腴美，有其渐变的脉络可循，“即在颜真卿领袖壮美风骚之同时，已有如徐浩家族为典型的华腴肇开先河而值得留意”。他在为徐浩于唐天宝十年撰文的《徐俊墓志》拓本题跋中指出：“知彼时书风已贵腴美而薄瘦硬，不特徐氏家学如斯耳”，亦非颜真卿如椽大笔一己之力可以扭转书坛乾坤的。
至于篆刻这项雅好，黄先生“自述”：“到二十岁遇见郭则豫先生才真开始入门。”因为师出名门、路数正宗，黄先生所擅长的篆刻技艺颇受业界好评，凡所创作多能精彩通神而为时人称羡。跟许多印人追慕秦汉的高古、粗犷印风不同，由于与郭则豫先生的师承关系，黄先生治印主要沿袭清代文人印一路，又偏爱吴熙载之白文茂密、朱文挺拔，亦受赵之谦之仪态万方、黄牧甫之浑穆拙朴和王福庵之工稳均匀等多样化印风沾溉，治白文仿汉印最得黄牧甫之神韵，治细朱文印则绝似王福庵之精工……深得先生真传、谙熟书法篆刻艺术三昧的王其祎研究员如是评价业师黄永年先生在篆刻技艺方面的成就。
我的朋友、书法家刘星博士在《陕西师范大学已故学者型书法家群体作品赏析》一文中这样评价：“黄永年先生是我国古籍版本学界的一代大师，又是唐史研究学者。博学之余，游艺翰墨。其篆书或金文，或小篆，笔法精谨，书卷气浓郁；
其行书远仰‘二王’行书，近察明清学人墨迹，形成了其温文儒雅、精谨舒逸的个人风格。”尽管黄先生认为《兰亭序》并非出自王羲之手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书风方面深受《兰亭》的浸润，他博采众长、清新俊朗、收放自如、碑帖兼容，字如其人，端庄严谨，刚直不阿，如正人君子，风清气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