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达与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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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达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李达的这些贡献，和毛泽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在李达的指导下创建湖南地方组织并和李达交往近半个世纪，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书写出不寻常的人生篇章。
【关键词】李达；毛泽东；中国革命和建设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3—0070—08
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李达诞生已经121周年了。李达与毛泽东，同为湖南老乡，年龄比较接近，李达比毛泽东长3岁，而且有着长期而特殊的关系和友谊。两人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思想理论建设等方面的不平凡历史，涉及到若干重要的问题。所以，梳理和回顾两人的交往，对于从若干不同的侧面，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很有帮助。
一、李达参加党的创建工作，并指导毛泽东等开展湖南党组织的创建
李达，1890年10月出生在湖南零陵（今永州）一个佃农家庭。字永锡，号鹤鸣。1909年在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求学。1912年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13年、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回国与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共同发动向北京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运动。失败后再赴日本。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达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听说列宁领导的“过激派”实行“过激主义”，领导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劳农专政，认为是破天荒的大好事，感到无限的喜悦，“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1](P535)。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达似乎看到了祖国和民族命运的转机，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说明此时他已经接受和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李达抱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回国[2](P55)，随即在上海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同意。于是，李达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亭子间，参加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发起成立的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活动。在此期间，李达还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并推选陈独秀任党的书记。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从9月的第8卷第1号起改为党的发起组机关刊物，李达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为其撰稿。同时还在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的外国语学社教日文，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人。11月，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月创办了半公开的党刊《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该刊物在中国第一次树起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等都非常重视这一刊物的学习。毛泽东还把其中一些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1921年2月，在陈独秀和李汉俊产生意见分歧，陈独秀不在上海，李汉俊又不愿意再干的情况下，李达担任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代书记，全面主持党的筹建工作，直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
李达在筹备中共一大的半年时间中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他在上海蒲柏女子学校任教师的夫人王会悟在内。王会悟，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同李达结婚。两人婚后搬到上海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七弄30号）。筹备中共一大，有大量的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要做。李达全盘负责，除了主编《共产党》月刊、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还撰写《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等错误主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被誉为“播火者”。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随后会见李达等。在了解到上海等地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后，马林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达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后，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各派代表二人于7月到上海开会。
据资料介绍，毛泽东和李达是在中共一大上认识的。会前，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写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几十年后，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李达的这次讲话还是可信的。1957年党的生日时，李达同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也说过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3]。毛泽东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陈独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本来要邀请陈独秀到长沙参加共青团的成立大会。但因为陈独秀不能到会，毛泽东等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才拖到1921年1月13日在长沙正式成立。所以，当李达问毛泽东是青年团还是共产党的问题时，毛泽东坦率地作了回答。
毛泽东是1921年6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6月29日下午6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有人说他们的旅费是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但上海方面说曾寄过路费。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4](P49)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可见，毛泽东接到的开会通知，只说是全国共产主义者开会，并没分是C.P.还是S.Y.的会。从此，又可以看出，当时湖南的S.Y.即青年团已经建立起来了。李达对湖南情况有所了解，但也没有太细致地区分是C.P.还是S.Y.。李达还回忆过党的一大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的情况：“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5](P12)他提到长沙小组，是和北京等地小组一视同仁，并没有区分是C.P.还是S.Y.。这对研究党的创立时期，党和青年团的关系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依长沙来说，就应该是青年团成立早于共产党，而共产党何时成立，也应该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了。
在党的一大上，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比较多的实际活动经验，但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6](P215)。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5](P12)。关于毛泽东在一大上的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和他的一贯性格迥然不同，是否也和李达确认他不是C.P.而是S.Y.的身份有关。因为别人都是C.P.，毛泽东则要等大会结束后再回湖南去组织，这个任务当然就艰巨一些。毛泽东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思考湖南的工作，也在情理之中。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便按照李达的要求，也是大会的要求，积极推动工作，组织C.P.。党的一大并没有提供如何组织C.P.的具体办法。但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是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在建党初期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