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 [慈善教化关键在“化”]
时间：2020-03-14 07:18: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慈善理念的教育是化人之道。接受慈善理念教育的人若能诚心感悟了慈善理念，并内化为自己的品格，这种教育才能说是有成效的。换言之，感受道德、慈善理念的人懂得了怎样做人，严以律己，经过长期的历练，形成习惯，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这说明“化”是很难的，因为单单懂得道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行合一，将懂得的道理加以躬行实践。倘若要知行合一，躬行实践，就需要常常反省自己，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学道德，能反省自己的缺德；学慈善，能反省自己的不善，慢慢培养自己的正心诚意，才有可能躬行实践。自己曾经做的缺德的事和作恶的事以后绝不再做。这要对自己守信，自己向自己承诺，以自己的责任心，对自己负责，然后才能以诚信对人，对他人负责。这样，在职业岗位上，在日常生活中谦恭礼让，对己严，责人宽，遵守公共道德，约束自己做应做的事，绝不做不应做的事，维护社会正义，自觉服务大众。
据今晚报摘自《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显示，“在对33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形象调查中，军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被选为本年度公众心中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并且农民和军人的入选率最高，而政府官员排名第18位。房产中介从业者、导演、营销人员、经纪人和广告人位于今年榜单末尾，成为人们的印象里诚信形象较差的五类群体。”众所周知，排名第18位的政府官员和位于榜单末尾的五类群体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自然懂得诚信的道理。倘若他们向大众作关于诚信的报告，他们会巧舌如簧，夸夸其谈，然而他们并不信仰这些道理。这样，他们在我们国土孕育出两种畸形文化，一个是官场文化，另一个是商场文化。这两种文化虽各有特色，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生出人格分裂的两面人：台上慷慨激昂，台下卑琐腐败。他们丧失了良知和责任，自己缺少诚信，必然也不会约束自己的绝恶，不会守规，更不会真诚行善。
报载，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发表了《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实践调查报告》，讲“农民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情况的评分最高，” “国家公务员的评价最低，” “文化程度越高，其对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践行现状评价越低。”该报告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我们文化知识教育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有所忽略；二是文化程度越高，现代意识越强，越想超越传统。报告讲的这两个原因是客观存在的。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和现代意识强，这是“西化”的结果。他们向欧美学习，拜欧美为师，其社会价值观、行为模式，乃至情感气质、思维方法都同欧美人趋于一致了。可惜他们不懂历史。中国历代以中国传统文化治国，即使建国于1616年的清朝也一直重视以中华传统文化治国，并能持续兴盛。只是自嘉庆始，忽视传统文化教育，以后更是每况愈下，仅一百多年就沦为半殖民地。自20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忽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向西方学习，“现代意识”强了，满脑子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观念和竞争观点以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观念，而“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仁义和平”、“礼义廉耻”等都贬为历史陈迹。其实倘若认真学习西方历史，就会懂得，西方老百姓并没有享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美好的观念所赋予的东西。为什么？西方自18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伴随这一进程的是，资本对内残酷剥削老百姓，对外残暴掠夺他国人民财富，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良心泯灭、道德沦丧的风气，并且延续到现在。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欧美人公德好”。其实欧美人公德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欧美人相信“人性恶”，所以不断地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来约束老百姓，并对触犯法律者给予严惩，严惩得使之不敢再度以身试法。另一方面，欧美人私德善，自律差，乃至许多人灵魂丑恶。美国报载，美国已婚男子有婚外恋者达60%，已婚女子达40%。欧美人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几乎绝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逃税漏税。美国人为了享有廉价的石油，很少有人质疑美国政府攻打伊拉克的非正义性。这是美国人极端个人主义、霸道主义的表现。特别重要的事，西方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工具化，即沦为工具，成为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其中最明显的是成为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工具。那些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美妙理念其实并不属于他们这些老百姓。在西方国家里，在资本统治下，人们既面临过度工具化的危险，更面临着心灵空虚的危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某些地方正在重演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良心泯灭、道德沦丧、情感隔阂和内心空虚。这在权力资本化的官场文化和资本肆虐的商场文化中尤为显著。
具有很强现代意识的部分中国人崇尚“自由”、“民主”，并将之视为优秀的欧美文化。自由、民主的观念在历史上曾在挑战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中发挥了进步作用，但后来逐渐走向反面。“自由”在欧美人看来是实现自我。然而他们真正实现自我了吗？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有些人自以为是一切的主人，但他们其实是一切的奴隶。”西方人物欲很盛，自以为自由地享受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而结果却是为物所役，即套上了枷锁。比如美国人曾崇尚“性自由”，结果是套上了爱滋病的枷锁。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导我们的是，“自由”的获得是摆脱名缰利锁的羁绊后的自在、洒脱状态。孔子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能随心所欲，而不会逾越规矩法度），就是这种境界。我们主张“以人为本”，其本质就是尊重人的根本价值追求，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得有良好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力求公正，这就要力求以仁义待人。仁义正是公正的人性基础。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在美国，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的是两党竞选。众所周知，它是金钱政治，而且两党竞选几乎都是不讲道德的口水战，自赞毁他，乃至相互窃取对方的情报，以致演出如“水门事件”那样的丑剧。“金钱政治”本质上是资本对文化的征服，在政治上必然是维护资本统治的现存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必然是帮助资本攫取更大利润；在文化上则是刺激人们欲望的享受主义。美国这种民主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后，至少似乎尚未找到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一种民主。它是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基础上的推荐、协商制度。这倒是能从全国筛选出优秀的政治人才。其实，我们中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
政府官员等的诚信不如农民、教师等老百姓，在对待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方面，文化程度越高，越不重视传统道德理念，这种官商无德、精英不范的现象令人非常焦虑。
中国的精英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相反的，现代西方思想家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却高度评价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被西方学术界称誉为“伟大的史学家”的阿诸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郑重声称，21世纪的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来化解。我们中国人听了以后，对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多一点自尊和自信。孙中山先生在生前曾自豪地声称，中国的道德文明远远超越西方文明。他说，“中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高若干倍。”中山先生是中西贯通的，这不是自我吹嘘。
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卷帙甚多，然而古圣先贤却善于将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的东西以简约的语言表述出来，这便于传承记忆和广泛流传和躬行实践。它强调人们的基本的生活价值观，而人的价值首先是怎样做人，做堂堂正正的人，诸如“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仁义和平”等。这都是道德的流露，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最有价值、最重要的精髓和道德、慈善理念，起着引领信仰的作用，保证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培养爱祖国、爱家园的情感。这种涵义深厚的哲理思想的简约表述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高明的思维方式。这种简约是千万年历史锤炼出来的简约，是许多思想家感悟后说出的人生的本真，一代复一代地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纯真的生命境界。这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所少见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仁”和佛家核心思想“慈悲”不仅是一种愿望和诉求，更是一种抱负和责任。有仁心和慈悲心的人，必然热心公益，崇善尚德，并以此为基础，在现时，必然能进一步理解和实践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基本义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抱负和责任，尊重他人，承认他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性，赞尝他人言行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有仁心和慈悲心的人也必然由“仁”达到“和”的境界，善于对各种思想观念、多元价值取向采取包容并存态度，实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这种做人的价值观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独特的慈善理念，而且可以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模式的思想基础。这不同于美国的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慈善事业模式。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优胜劣汰的竞争，儒释道是主张“和”；与基督教不同，儒释道不把慈善的基础放在外在超越的存在上，放在对上帝威权的恐惧上和对死后升入天堂的向往上，而是放在内在心性上，因而十分重视心性修养的功夫。儒释道主张仁民爱物，视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宇宙万物为一体，因此，强调自立自律，自强不息，同时厚德载物，崇善尚德。我们应该建立慈善事业的中国模式，这不是追求慈善事业的单一性发展，也不是以中国模式征服其它的慈善事业模式。在世界上，我们采取“和而不同”的态度，倡导多种慈善事业模式的协调共存，主张世界慈善事业诸多模式的多样式发展，并且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慈善理念的教化应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长期任务，更是全国所有教育机构的长期任务。最近，一位对慈善事业作出可敬贡献的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红会的事件应该反思我们的体制和行政管理方法。长期以来，我们的管理是传统的，老是用人格和道德来管理团队，动不动就说谁的素质高，谁的素质低。但现在的管理需要的是标准化、程序化，要让公益有章可循，这样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事件。”笔者以为，“现在的管理需要标准化、程序化”是正确的，但贬低传统的“用人格和道德来管理团队”的方法，则不敢苟同。中国五千年来强调道德、慈善教化，信仰仁民爱物，从而自利利他，在私德上，既无愧于祖宗，也无愧于子孙；在公德上，既无愧于祖国的同胞，也无愧于自己的职责。法律规章的制定也是以人民的道德自律为基础。一部良好的法律或规章，其条文所体现的是一个正常社会所要求的最低标准的道德规范。法律和道德、慈善都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诱导，用刑罚来制约，老百姓是可以避免犯罪，但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但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在古代，中国人知道道德自律，犯罪少，自然法律不会像西方那样繁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慈善不仅是愿望、期待，更是一种义务，既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最低标准，更是鼓励大家能超越自我，获得有限生命的不朽价值，达到更高境界的理想和终极关怀。《唐律疏议・名例一》讲，“德礼为政之本，刑法为治教之用。”（道德礼节是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法令是进行政治教化的手段。）一个是根本，一个是手段，两手一起抓，同样适合我们的现代需要。我国当代慈善事业需要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这除了健全全国和各省市的必要的慈善法规外，也需要重建慈善机构自身的内部规约。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不仅需要外部的监督，也需要重建慈善机构的自我监督机制，这就是内部规约，树立内部权威。这里重要的是公益慈善机构从领导到成员要有社会责任心。这样才会制定出好的内部规约，才能认真审视自己的管理方式，改变陈旧的管理思维模式，及时调整管理策略，策励成员提高自己的能力，发扬自己的爱心，推动相互学习和沟通，维护捐赠者与受赠者的根本利益，鼓励大众参与。西方国家的不少公益慈善机构有自己的“道德规约”（Code of Ethics），其要点包括“服务精神”、“捍卫社会正义”、“谦恭和个人价值”、“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诚实正派”、“称职”等等。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报载，我国西部有座“慈善城”――遂宁市。慈善城的出现是由于政府推动、全民参与以及以“慈悲”为中心的观音文化孕育出的慈善理念成为全市人民的统一理念，慈善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为全国慈善事业树立了良好榜样。
期望在道德、慈善教育的深化中，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模式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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