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党史若干重大事件研究的新进展
时间：2021-07-12 04:0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研究新进展
［摘 要］ 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党史学界教学与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年来，党史学界围绕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有新材料发现，或有新观点提出，或有不同观点交锋。总体看来，对于诸多事件的看法，争论多于共识，这给研究者提供了继续探索的方向和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5-0086-08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会议、党内斗争、战争等）。这些重大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经验教训，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有的还是难点问题）。近年来，围绕党史若干重大事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本文择其要者作一综述。
1.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应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奋斗历程，以创建为其开端，理所当然地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至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据邵维正教授统计，关于党的创建研究，已出版专著20多部，文章2 500多篇。研究的关注点是，党的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党的理论准备和建党思想、建党时期的工农运动、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中的作用等方面。［1］
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作者后记中宣称：“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该书于2006年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
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其主张的“应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作者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当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小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一大”的代表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作者认为，出席中共“一大”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与其说代表了济南的“组织”，不如说是作为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联系的济南人士出现在“一大”的会场上的。李大钊常被称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这似乎也是众所皆知的常识。石川祯浩认为，党外人士——《晨报》主笔陈溥贤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如果撇开了陈溥贤，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石川祯浩还认为，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之初，共产国际并非一开始就定格于李大钊、陈独秀等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有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亦称“大同党”）等，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将他们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2］
对石川祯浩一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有的学者表示了赞扬，有的学者则表示了异议。前者如占善钦的《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3］后者如金立人的《就中共创建史若干问题答石川祯浩》一文，他指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而石川认为“独立自主等于冒牌共产党”。金文认为，在中国离开五四运动，离开工人运动，离开陈独秀、李大钊就无从谈起建党。［4］无论怎样，石川祯浩的研究对我国学者有很大触动和借鉴作用，必将推动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也许受“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的启示，国内学者在查找“一大”原始资料方面的研究有所深入，取得了一些新见解。李玉贞对收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长期作为中共“一大”正式文献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进行了研究。这两份文件译自1957年苏联归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俄文本。作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看到的两份文件的俄文本，它们分别是一个名为“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经过对它们以及英文本的文本分析和对“一大”会程的史料梳理，作者认为“一大”未曾通过纲领和决议，这两份文件也不是“一大”的正式文件。现在所看到的纲领，仅仅是讨论草案，甚至可能是个汇报材料。现在看到的决议，可能是关于中共决议应当包括的要点或者据讨论所做的记录，或者是一份草稿，甚至不排除是马林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使用的材料的可能。［5］
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前人已作了很多研究。苗体君、窦春芳对这些原因做了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是因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的说法（这也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说法），他们认为，“一大”召开时正值全国学校放暑假时间，李大钊不可能像往常时那样忙，同时即使平时忙的时候，他还是干了别的事务，李大钊没有去参会，说明有些事在李大钊那里可能比“一大”更重要。校务繁忙的说法，是李大钊和他的学生张国焘私下定好用来回答别人发问的用语。对于说李大钊当时正忙于筹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的说法，两位作者查阅文献后认为没有相关的文献支持。对于说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的说法，他们认为当时摆在李大钊面前两件事：一是去上海参加“一大”；一是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6］
过去的党史著作都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这都是根据高一涵的回忆。近年来，国内外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高的回忆并不可靠，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任武雄认为高的回忆并非空穴来风，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当时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并非明确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而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有关。［7］
2.关于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不宜炒作。
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和张国焘在战略方向上出现分歧。在毛、张分歧斗争过程中，张国焘发过一些电报。围绕张国焘有没有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党史学界一直争讼不断。范硕指出，“密电事件”是存在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是枉然的。［8］对此，朱玉、王年一指出，历史上没有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无论是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还是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回忆，都证明了“武力解决”的“密电”是不存在的。［9］
石仲泉的看法是：第一，应该承认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毛泽东、叶剑英都提到过此事，两人不会杜撰。查不到电报的原件，因为当时战事频繁，有可能丢失。第二，对于电报的内容，“武力解决”的话是来自口述史，并不准确，应以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批判张国焘会议上的讲话为准，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记忆，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准则。第三，对于“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的第一大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第二大错误是坚持“南下”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到不应有的挫折。尽管从时序上讲，“密电”南下错误在前，另立中央错误在后，但像张国焘这样拥兵自重，公然扯起“第二中央”的旗号，在中共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密电”只是“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不是“本”，而是“末”。说“密电”，给人以“猎奇”感。［10］中央党史研究室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就没有用“密电”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