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存在着两条外交路线。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陈毅在接着召开的外事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更明确指出：外交政策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和做法，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做法。
　　陈毅对建国以来两条外交路线的划分，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只是颠倒了两者正确和错误的定性，也被后来党中央的决议所推翻。中共中央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指明，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等于从反面说明，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主张和意见是正确的。而对张闻天来说，自然包括以他为代表、受到批判的外交路线。
　　两条外交路线的基本区别在于：毛泽东认为，世界仍然处在列宁所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因此战争不可避免，革命必然到来；只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这种形势估计，他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推进世界革命，全面准备迎接战争，即所谓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张闻天则认为，战争打不起来（按他的话说，不但应当争取持久和平，还应争取永久和平），而且也并不存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对外坚持革命不能输出，把和平共处定为外交的总方针。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张闻天交代我给他起草一篇《论和平共处》的发言稿，可是没让他讲（此文后来收入《张闻天文集》四）。简单说来，两条外交路线可以分别称为世界革命路线与和平共处路线。
　　建国初期，对中国外交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周恩来、陈毅和王稼祥。周恩来在思想上倾向张闻天，但在实践上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在那时的领导体制下，连张闻天也得在行动上遵循毛泽东路线）。陈毅则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忠实履行者。陈毅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说明了他的基本观点：“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陈毅1965年9月12日举行的那次震惊中外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全盘照搬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所以陈毅的这些言论得到了毛泽东的全面肯定。他在1972年1月10日的陈毅追悼会上说，“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主张比较接近。例如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不赞成还要大反帝、修、反和大力支援世界革命，所以更遭到上面的严厉批判。1962年9月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他“三和一少”，说他主张对帝、修、反要缓和、对世界革命的援助要减少。陈毅这一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批示“很好”。
　　下面我们再对两条路线的内涵作一简单的归纳。
　　和平共处外交路线是：首先应当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即大力发展经济；对外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搞好关系；推动国际形势缓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搞革命输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长处；同西方国家建交，不完全对苏联“一边倒”。这条路线的最大特点是对当时民族主义国家的外交定位，就是把它们看作中国的直接同盟军，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反动势力和输出革命的主要对象。
　　世界革命外交路线是：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外交的任务和目标；主张输出革命，一有机会就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近邻的小国和弱国的内政；愿意看到国际形势紧张，不愿意看到缓和，有时甚至还制造点紧张；实行闭关自守，提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路线要打倒帝、修、反。其中的反，就是把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以印度的尼赫鲁为代表，都列为反动派。执行这条路线只能导致我们、事实上也确曾造成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孤立。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家长制，建国后头30年实际上执行的只能是毛泽东的路线，最后也只能以完全失败告终。
　　问题在于，毛泽东是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而列宁对国际主义有两条明确规定：一是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所以苏联就一直在输出革命，常年在帮助别国的革命和革命党的活动上花大钱。毛泽东也按这一条办。他还想参与世界革命的领导，也为别国的革命出钱出力。中国很早就参加了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基金会。苏联在里面摊钱最多，其次就是中国。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就靠这些钱开展活动。
　　毛泽东早就有领导殖民地和亚洲国家革命的想法。还在1936年7月，他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已经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革命得到全力发展，那么，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追随中国的榜样。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书中提出，他的这个理论适用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948年7月，毛泽东向联（共）中央派驻中国代表科瓦廖夫谈到同东方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建立关系的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米高扬提出建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即东方情报局的问题。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苏联和斯大林多次谈话。在他7月4日递交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斯大林的回应是，他支持这片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中国领导的想法。斯大林7月30日对刘少奇说：中国应该更多地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帮助民族民主运动。他们这几次谈话，就在中苏两党之间确定了分工：苏联更多地关照欧洲即整个西方，亚洲、东方的事归中国负责。实际上就是苏联管发达国家，中国管殖民地半殖民地。斯大林还说，“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这种分工。
　　中国要当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导并且发挥作用，很快就在1949年11月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南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会议上表现了出来。刘少奇坚持亚洲的工人和妇女组织应该开展反帝武装斗争。这个主张同与会的苏联代表产生了分歧。刘少奇会后向苏联驻华代办抱怨说，会议上的亲苏派对亚洲的特点了解不够。而科瓦廖夫则向斯大林报告，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稿是清楚的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
　　其实，这时中国党在总的方面还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前面提到的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的报告，在谈到两党关系问题时就正式表示：“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国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所以当斯大林健在，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还不可能产生取代斯大林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想法。有相当一阵子，毛泽东已经满足于“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的地位。就这样，中国要管的已经是一大片。而且就是在亚洲推进世界革命，毛泽东也是继续尊重苏联的统帅部地位的。朝鲜战争就是在苏联、中国、朝鲜都致力于推进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打起来的。当然，首先是金日成想尽早统一朝鲜，当整个朝鲜的领袖。只不过他首先要看斯大林的态度：是否同意他出兵南朝鲜。而斯大林则要考虑中国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这里先不谈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战略策略考虑，毛泽东的想法却是很明确的：中国革命胜利不能到此为止，要把胜利成果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只不过一时还只能限于亚洲，首先是朝鲜和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太远，还够不着。
　　同为国际主义者的金日成和胡志明也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下一步理应由苏联和中国帮助他们取得胜利。但金日成既看不起中国，也对中国有疑虑，所以一开始只想依靠苏联把南朝鲜拿下来，并不愿中国出兵相助。他在关键时刻不能不找中国帮助，也是在斯大林叫他这样办之后。毛泽东倒是早已准备挑起领导亚洲革命的担子。不光对朝鲜，对在越南推进革命，都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毛泽东带头在亚洲推行世界革命，多少有点儿一头热，起码比要帮助的对象热。帮助朝鲜是这么个情况。后来帮助越南，又是。胡志明也是不愿中国作战部队开进越南的。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尽管中国一再提出可以派军队去，公开声称愿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但越南没有答应，只接受大量物资供应和要求我们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部队。带有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越南也只要求我们派军事顾问，而没有要我们派出作战部队。罗贵波、陈赓就是那个时候作为顾问先后到越南去的。
　　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是要一路打下去。先帮助朝鲜后帮助越南，同时鼓励其他东南亚国家按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办事，搞武装斗争。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就是要贯穿一切，既管国内又管国外，而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续。毛泽东推行革命路线，对内对外相互配合，高度一致。他屡屡利用或者夸大外部形势的严峻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敌意或恶意，为他在党内国内加紧进行政治斗争打掩护、找借口。毛泽东1950年10月8日下了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心。两天后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在毛泽东主持下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刘少奇后来直接点明：抗美援朝有利于推进镇反。他在1951年5月23日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听不大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也正是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1951年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当然也难免出现不少冤假错案。
　　打朝鲜战争不光掩护了在“土改”、“镇反”、“三反”中的一些过火行为，还乘我们掀起的反美机会，大力进行了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影响。
　　
　　即如对民主党派来说，这也是让他们转变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对他们多少抑制一下的大好机会。志愿军大规模开进朝鲜后两天，周恩来就找民主人士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并告诫他们：“一些人中存在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
　　抗美援朝期间，受过美英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成批地被压了下去。在全国一片声讨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国观念的声浪下，1951和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当时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专门发表文章，说自抗美援朝以来，大学教师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虽已“极大削弱”，但他们“仍浓厚地保存着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是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路线的延伸。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同样也是和对内的和平建设路线相匹配的，只是其中没有借外部紧张加剧和制造内部紧张的谋略。
　　两条路线的区别在内政和外交的关系上表现得甚为明显。外交是为内政服务、为国家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还是内政服从世界革命的大目标，为此不惜做出民族牺牲。
　　既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或继续，那就很容易在对内政策上找出两条外交路线的根源。
　　第一，在国内是主要抓经济建设还是主要抓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毛泽东谈得不算多，劲头不大。他讲和做得最多的还是抓阶级斗争、搞各种政治运动，一直对发展军事、准备打仗的事情兴趣大。至于为争取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所搞的“大跃进”，历史已经证明，那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对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第二，关于如何搞经济建设，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先导还是以重工业为先导。毛泽东虽然在1956年提出的《论十大关系》中排列了农轻重的顺序，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被他发动的“大跃进”和提出的“以钢为纲”给冲掉了。他在1960年7月还说过：“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为了准备打仗，国内产业布局是在内地建立“三线”，因为打起仗来沿海会成为前线。可是三线建设谈何容易？那儿没有基础，得从沿海把工厂和技术人员搬过去。结果，沿海地区不但得不到建设，有些重要工厂还得向内地迁移，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
　　不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使我们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那么，积累靠什么？只能靠剥夺和欺负农民。他们没饭吃还不能离家逃荒。有些农民就因为逃荒而被打死。人祸（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的人数竟高达4200万，基本上都是农民。那几年既不开仓济贫，又不进口粮食（反而大买黄金）。只要两者择一，就完全可以避免饿死那么多人。全国普遍饿死人是从“大跃进”后的1959年开始的。这一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1500万吨，但出口却比那一年增加了一倍，达400多万吨，占当年储备量的24%，够3000万人吃一年。
　　开展对外关系，毛泽东也是着眼于世界革命的。连和当时亚、非、拉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兴趣大不大，也看在那儿输出革命的机会多不多。为此，有时连断交都在所不惜。“文革”时的1967年夏，出现了反对缅甸、“打倒奈温”的口号。当时毛泽东还公开说，群众喊打倒奈温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缅甸要是和我们断交就更好，我们可以更放手地去支援缅甸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缅关系还能不紧张？还导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三年。输出革命、露骨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么建不成交，要么建交后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在东南亚，我们当时输出革命的办法，一个是直接派人去；另一个是指挥他们自己干，特别是利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些共产党里，主要骨干是华侨，指挥起来也方便。
　　直接派人去，缅甸是个典型。在抗日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缅甸共产党同后来的政府领导人昂山、吴努、奈温等本来是合作的，后来分裂了。不久缅共本身也一分为二，由“左”倾的德钦梭等一批人另组红旗共产党。缅共在领袖德钦丹东遇害后，接替的领导人是长期住在中国的德钦巴登顶。我们对这一派缅共的支持到了什么程度呢？派出军队在中缅边境缅甸境内为他们开辟了几块根据地，组织了武装力量。他们的一切供给，从粮食、服装到武器，都从中国运过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意见，停止输出革命。缅共当即失去供给来源，只好在当地种植鸦片换钱。中国停止援助后，靠种鸦片维持的共产党力量，最后还是完全解体了。
　　
　　指导当地人干的，例如马来亚和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本来已经有了和平局面，中国却在那里鼓动武装斗争。以陈平为首的马共，本来已同当局谈判和平相处，我们却指示他们走中国道路，进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才弄起来，1954年举行了日内瓦会议。中共和苏共一起转而要马共走和平道路。可是过不多久，又指示马共进行武装斗争。1956年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还赞扬他们坚持武装斗争是英雄。1967年1月，毛泽东曾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说，1954年要马共改变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请示过他。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复出后没过几年，中共又要他们走和平道路，而且随之停止一切援助，断绝一切联系。此后，马共也就再无声息。
　　支援印尼革命也过了头。我们和越南党联手，准备支持印尼共领袖艾地把印尼拿下来，结果失败。印尼和中国断交23年。
　　在泰国，共产党也曾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但在中国停止援助后很快散伙。
　　在南亚，我们原来支持印度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1967年他们分为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这时我们已经不再插手，随他们自己去弄。但进行武装斗争的人员却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他们掀起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声势浩大，武装人员达两万之多，至今已控制全国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输出革命，就要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一条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延续到毛泽东去世之后好几年。1978年3月31日，一位领导人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还在讲：“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
　　世界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帝修反。打倒哪一个都有问题，尤其是打倒“反动派”。被列入“反动派”的面就太宽了，几乎所有非共产党执政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统治阶级和集团都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全都可以囊括进去。直接参与反对和打倒它们，那就是干涉它们的内政。例如咱们曾用船只偷运军火和粮食、服装等物资给泰国或马来亚共产党。我们那时和西哈努克的关系好，可以通过柬埔寨把东西运过去。
　　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的差别极大。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两个代表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大方向上的追求并没有什么不同。对内都是要夺取政权，对外都是要推进世界革命。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无论在国内任务还是在外交事务上，他们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毛泽东要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世界上去不同，张闻天认为，应当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生活富足起来，这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
　　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同革命外交路线不相容。其实在中国，和平共处首先是周恩来1953年就中印关系提出来的，当时还把它说成是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1954年7月6日却把“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说成是一个“口号”。他说，“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毛泽东明确表明，不能以和平共处而应以世界革命为对外政策总路线。他1957年11月22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介绍他访苏时和苏联的争论情况。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引述，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样，他就把和平共处外交放到了革命外交的对立面。
　　张闻天正是把和平共处作为一条路线来看待的。他撰文把和平共处提到我国外交主要任务的高度。他1957年1月15日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说，“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不输出革命。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革命的经验，对别国只有参考的价值，机械搬用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口号和策略，应用范围不限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是长期适用于对一切国家的总路线。
　　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差别，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如何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对运动领导权的看法和做法上。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曾断言，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是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才能取得真正独立。建国头几年，毛泽东还把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看成仍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承认这些国家已经独立，把那里的当权派视为帝国主义傀儡。当无法否认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是独立国家时，却仍然继续把他们看成是他们国内共产党需要通过武装斗争取而代之的革命对象。后来更把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提并论，成了“打倒帝修反”中的“反”即反动派，就不足为怪了。
　　张闻天则是另外的看法。他早就和我谈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意见，说书中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他说，过去我们根据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了，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并且经过新民主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战后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除中国等几个国家外，亚非拉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也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这里要有个转变观念的问题，不能要求别的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来搞新民主主义。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大不相同，我在《党史笔记》里曾作过如下的概述：“1，关于和战问题。张闻天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
　　“2，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张闻天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1955年他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则倾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援（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在对外关系上，张闻天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建国初就曾专门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同英联邦国家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经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建国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曾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后被毛泽东、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他先提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上世纪50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我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宪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苏加诺提倡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闭关自守和国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曾使我们吃了大亏，建国后30年经济没有發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反而倒退。后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也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节俭。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反对‘打肿脸充胖子’的对外援助。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取消五一庆典的检阅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通。因为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对一些国家或政党，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修’）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张闻天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不是没有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张闻天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外交上的两条路线也反映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个人的不同追求。张闻天是按他的认识做好外交工作，就是按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好中国的对外关系，为中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是内政、外交一盘棋，以斗为主，借助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份进而追求取代苏联的地位、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争取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争当世界反帝旗手，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不讳言。1967年11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说，“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19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世界革命中心已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审阅，11月3日他做出批示：“此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分别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代表的两条外交路线，其影响在他们身后并未完全消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谈到这三位党的总书记的共同点或相似处。胡耀邦对世界大势和外交工作的看法，和张闻天就是相通的。胡耀邦事实上早就认为时代特点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他认为大战打不起来，不应该输出革命。他在十二大报告中为了不割断历史，提了一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他对国际主义的诠释完全不同于列宁和毛泽东。他说，国际主义就是“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还把各国间的友好相处也纳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含义中。
　　当年张闻天、后来胡耀邦的外交思想与按国内特定政治需要来解释世界变化和各国政权更迭的毛泽东传统迥然不同。但是，时至今日，不论对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还是对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淡化它们国内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固有问题，强调西方和平演变在这些变局中所起的作用，不还是一种习惯思维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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