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毛泽东和陈独秀
时间：2021-07-12 00:04: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读过你的大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印象很深，如今你又出版了《李达评传》。可以说，你是国内“李达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了，你最了解李达。我想请你专题谈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之间的关系。
王炯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以下简称“王”）：真正做学问的都不是当权者，可以威风八面，所以权威谈不上。但你要我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的关系，我是乐意的，那就从李达说起吧。
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人，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１９１３年，他从京师优级师范考取留日官费生而东渡，后因病辍学回国。１９１７年春，他第二次东渡，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他想学成后报效祖国，可国家战乱频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使他深感迷茫和苦恼。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李达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似乎看到了祖国和民族命运的转机，于是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１９２０年８月，他从日本回国，就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
向：筹建中国共产党你能谈得更具体一点吗？
王：１９１９年７月，身在日本的李达，寄给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有建党的思想。１９２０年１月，李大钊著文呼吁创建工人阶级的政党。２月中旬，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离京赴上海途中又相约建党之事。李大钊对陈独秀说：“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吧。”４月初，联共（布）派魏金斯基（又译“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身份等来华，随从翻译是俄籍华人杨明斋。魏金斯基来华后，取了个中国名字“吴廷康”（一说伍廷康，笔名魏琴）。魏金斯基一行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同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很高兴，并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４月下旬，魏金斯基一行便到上海与陈独秀商量建党事宜了。
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１９２０年５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经常参加座谈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沈雁冰、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讨论中，多数人认为中国有建立共产党的必要，应立即着手建党。但戴季陶、张东荪等持反对意见，不久他们便声明退出。６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８月，李达从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谈得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他就寄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八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共产党”这个名称，是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确定的。陈独秀向李大钊写信询问是否叫“社会党”，而李大钊回信说就叫“共产党”。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为书记，拟定了一个类似党纲的东西，叫“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同时单独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赵世炎、周佛海、李季、袁振英、刘伯垂等人也陆续加入。每次开会时，魏金斯基都来参加。
向：后来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闹矛盾，据说是为经费的事情？
王：是的。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时，陈独秀担任书记。１１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虽然每月只用二三百元，却也难以筹措。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书社，生意还不错，李汉俊给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付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复信没有答应，而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每月一百元的编辑费也不按期支付。于是，李汉俊认为陈独秀私欲太重，两人为此闹起了意见。两人还为党章草案发生了严重分歧。
向：陈独秀这个人很有个性。
王：众所周知，陈独秀虽然是民主斗士，但他自己却并不那么喜欢民主；相反，他那时是主张共产党集权的，也就是集中。他寄给李汉俊的党章草案提出党的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工人组织则主张产业工会。李汉俊是主张分权的，也就是民主。他认为陈独秀的党章草案是要实行党的独裁，他以“不能拥护陈独秀独裁”为由，根据自己的意见，也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陈独秀，主张党的组织采用地方分权制，工人组织则主张先组织职业工会。陈独秀看了非常气愤，便一面写信与李汉俊激烈辩论，一面写信劝李达反对李汉俊。
向：李达按陈独秀的意见做了吗？
王：李达觉得，党刚刚发起，只有那么几个同志，就闹起分裂来，不好。但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发起人，李汉俊又是相交颇深的留日朋友，李达似乎两边都不好说什么，只得周旋于陈、李二人之间，竭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李汉俊想不通，便不肯再当代理书记，把党的名册和文件统统交给李达，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李达自己也许并不想做，但陈独秀不在上海，李汉俊又不干，就只好勉强接手了。于是，李达从１９２１年２月起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全面主持党的筹建工作，直到一大的召开。
这里还要说说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王会悟小李达八岁，浙江桐乡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私塾先生。王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并与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同学。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还提到王会悟。１９２１年４月，王会悟与李达结婚。他们没有举行仪式，只在陈独秀寓所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婚后，他们搬出了陈寓，租住在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三十号）。后来，这个住所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旧址。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集是由代理书记李达负责的，而一大外地代表的食宿和一大的会务，则主要是由他们夫妇联袂负责的。
向：中共一大李达具体做了些什么？
王：李达具体做的可多了。１９２１年２月李达代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以后，集共产党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除了负责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联络外，当然还要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到６月，除上海以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东京留学生和旅欧学生中亦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因此，李达和陈独秀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
６月３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马林（１８８３—１９４２）是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思·斯内夫利特。他１９０２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４年在爪哇组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因同情俄国革命被驱逐出境。１９２１年被列宁委派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来华。他同李达接触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筹建情况，建议李达早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根据以前的酝酿和马林的建议，李达与陈独秀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他又与李汉俊商量，将会址安排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寓所——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现为兴业路七十六号）。李书城（１８８１—１９６５）系同盟会人。这时他一家人都去苏州避暑了，房子正好空着。
向：李达与毛泽东的相识就是在中共一大期间。
王：一大是李达通知开会的。他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７月２０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几十年后，１９６２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Ｃ．Ｐ．还是Ｓ．Ｙ．？”毛泽东说：“我们是Ｓ．Ｙ．。”李达说：“我们是开Ｃ．Ｐ．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Ｃ．Ｐ．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Ｃ．Ｐ。”〔１〕Ｃ．Ｐ．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Ｓ．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向：据说李达这次讲话成了他“文革”挨整的一个因素。这是怎么回事？
王：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来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其实他早在１９５７年党的生日时，就同武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说过。不料李达这次在湖北省委党校的讲话，终于在“文革”中被武大历史系某教员揭发而出了大事，说他不仅否定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而且公然抬高自己。
向：你觉得李达是在抬高自己吗？
王：李达这样说，不排除有自己表功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推崇毛泽东。１９４９年他在其自传中谈党的一大时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的作风，在这时已经显露了端倪。”１９５８年，他又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出席参加，这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光荣。”
向：会议期间毛泽东是否显得很活跃？
王：据我看到的史料。开会时，各地代表们互相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如何进行，却没有多加讨论。那时候，与会代表都还年轻，还多少带有一点罗曼蒂克，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但“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２〕。
向：从李达这几句回忆看，我觉得，毛当时和与会者有某种距离，也许还夹有一点自卑——别人要么是留洋的，要么是名教授；毛内心里，却又是瞧不起这帮书生的。
王：很可能是这样。
向：下面你谈谈中共一大后的陈独秀吧。他做了党的书记是否就回上海了？
王：一大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决定在陈独秀回上海前，由周佛海任代理书记。闭幕后，周佛海、李达、张国焘三人就举行了中央局第一次会议。当时，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经费。开会时，各地代表也都说筹措经费不容易，因而中央也无法要求各地分担费用。于是，他们将一大的情形及新中央局所面临的困难写信告诉了陈独秀。因暑假即将结束，周佛海就要去日本继续学业，他们就催促陈独秀赶快回上海主持工作。８月中旬，陈独秀才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李达寓所办公。这时，李达已辞去中华书局编辑，是自由职业者，其夫人王会悟是上海蒲柏女子学校教师。
李达后来还回忆一大说，马林、尼科尔斯基几乎每周都要约集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开一次会，听取他们开展工作的报告。李达所担任的宣传主任，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著作者兼编辑。张国焘则把他每周所接触到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佶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却很少，因为当时的工运，主要都在京汉和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支部主持，北京段由北京支部主持，中央只派出一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就没有多少可以报告的事。
那时，陈独秀不住在自己的寓所，另外找了个女人住小房间。他除了隔几日来和李达等人会面外，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住所。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除了到李达寓所取几封信回去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工作，所以与马林他们开会、报告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他后来还与马林大吵，要闹独立。陈独秀说：“每月只拿他们两千多元（共产国际每月给党的津贴），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受。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陈独秀接连几个星期不来与马林会面。
向：当时李达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李达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如不与国际相联系，简直太闹笑话了，所以他和张国焘几次去劝陈独秀。但陈独秀个性倔强，坚持己见，好不容易才劝来他和马林会面。
向：我看过罗章龙１９７９年写的回忆，说“马尝称仲甫为‘火山’，有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大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也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支持，作为公约。”〔３〕罗章龙对马林的回忆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