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1899～1905年

时间：2021-07-10 12:01:5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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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到1905年10月《直隶教育杂志》相继刊出严复《政治讲义》一文，这期间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二是以“研究方法”、“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三是以“学科体系”、“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但实际上这三个方面并非前后相继、界限明确，而是混合出现、齐头并进。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构建的“自我意识”，这为之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晚清；政治学；学科史；近代史
　　作者简介：王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杨德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严格地说，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属于“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范畴，梁启超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可以看作是较早梳理晚清学术发展脉络的先驱之作。在此之后国内学者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二，以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三，以西学东渐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四，以政治学发展历程、政治学学科体系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五，以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政治思想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虽然这五个方面角度各异、各有侧重，但它们的研究边界并不清晰，是重叠交错的关系。
　　从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著开始，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政治学开始进入晚清学人的视线，{1}至1905年10月《直隶教育杂志》登载严复的《政治讲义》，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逐渐从破碎、零散走向了完整、系统，从简单的外来译著传播摄取转变为复杂的学科构建“自我意识”{2}。1899年4月至1905年10月间，《清议报》、《选报》、《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新世界学报》、《翻译世界》、《游学译编》、《广益丛报》、《国粹学报》等报刊登载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译著和国人的相关论著，这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晚清学人逐步把西方政治学的体系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融合，并结合自身的政治主张加以重构组合，从而呈现出一个政治宣传目的十分明显、学科架构相对清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笔者试图以这一时期刊载、翻译、撰写的政治学相关著作、教材、文献等为基础，构建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
　　如果以时间为标尺去勾画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政治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第二，以“研究方法”、“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第三，以“学科体系”、“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在此基础之上，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进行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自我意识”。接下来，笔者将以时间为序，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构建起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
　　1899年9月15日，《清议报》第27期在“各埠近事”一栏中刊载了题为《记政治学会开会事》的新闻，文中提到“皇上万寿节之明日，梁卓如君，与其同志开政治学会演说，假座于横滨大同学校。盖梁君之意，以中国虽经政变，而新法他日在所必行，暇时将其后来当行之问题，合各同志，悉心研究，权其先后缓急之宜，熟其利害得失之故，既已了然明白。一日维新复政，然后措置裕如，有条不紊”；当日两派学生“为增进学说练习言语之益”而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议院可不可开”{3}的大辩论，但这次辩论的意义远大于内容，因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宣传戊戌维新的变法精神。从这一则新闻延伸开去，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动因和特点初见端倪。
　　一、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
　　从1899年4月开始，《清议报》专门开设“政治学译”一栏，用于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最早进入晚清学人视线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和梁启超翻译的《各国宪法异同论》。其中，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一书影响巨大，1902年广智书局又重新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题为《国家学纲领》。此书除了在当时对晚清学人产生重要影响以外，在20世纪末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关注，并有重大研究成果发表。{4}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该书作者伯伦知理的介绍是在该书译著首次见报的四年之后，1903年5月25日出版的第32期《新民丛报》才简要地介绍了伯伦知理和其学说，“伯伦知理，名约翰加斯帕耳。以一千八百零八年，生于瑞士之直里夫国。少游学德国，修法学，千八百三十六年，直里夫大学之法学博士。同三十九年，仕政府，为高官，后转立法官，以所研究之法学，施之实行。殆十数年，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去官，拜门亭之大学博士。伯氏之著述颇多，其最著者，为国法国政沿革史、德意志私法论、国家论、国法泛论等书”{5}。
　　《各国宪法异同论》是以宪法为核心，围绕三权分立而展开的西方政治学译著，虽然《清议报》第12期将其放在“政治学译”一栏，且标注了梁启超仅仅是译者，但是并没有说明原著为何及其作者，因而我们很难考证此文究竟来源于哪一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文章首先对狭义的宪法进行定义，认为“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之后又进一步解释政体、国会、议员等概念，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6}。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各国宪法异同论》在论述完“君主之权、大统领之权”、“臣民之权利及义务”、“政府大臣之责任”{7}之后就再无刊载，译述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学的理解和建构。纵观以上两篇西方政治学译著，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晚清学人早期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是以“国家”和“宪法”为核心的，这也表明当时政治学的研究中心是“国家”和“宪法”理论。当然，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这两部译著之中，也体现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西方政治学译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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