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的现状及其对策（下）
时间：2021-07-09 20:06: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根本上说，以人文与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国学术研究是国家理论生产的场所和主流价值观构建的阵地，也是政府决策的智库和大众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
一、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的主要问题
根据BAS的数据显示，除中、俄、日、朝等文字的学术论文之外，自2009年至今，每年发表的中国研究论文数量一直在4万多份。根据亚马逊数据统计，有关中国主题图书的数据逐年增加，2009年为3350种、2010年为4800种、2011年为5200种、2012年为5800种、2013年为6300种。与之相比，从中文翻译出版的学术图书数量平均每年不足1000种，数量少，影响力弱，话题不集中，难以谈得上学术话语权建设。因此，加大中文学术图书的翻译资助力度，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图书“走出去”就成为关键。从总体上看，中国学术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还存在组织体系不专业、对外翻译力量不足、本土出版社影响小、本土学术创新不强等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实施时间最长的CBI计划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1.在组织体系方面不专业是其主要不足。以CBI为例，自2004年开始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被提出，2005年正式开始运作至今已经10年时间。根据2013年CBI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合同签约已经达到1095项，资助出版机构已经达到61个国家的486家出版机构。但在项目进展、出版机构遴选和资助效果影响力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项目签约后的监控、管理失控，合同执行缓慢。已经出版图书为948种，仅占签约总数的30%。特别是一些翻译项目，有的已经超过了合同期却没有执行完，一些海外译者在拿到首笔资助后已经失去了联系，给国家造成了不小损失。已经出版图书品种占签约总品种之比，具体详见图1。
二是资助翻译图书内容太过广泛，没有集中在世界主要关注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制度等关键领域给予有针对性的学术回应，更无法起到学术引领和话语权建设。图2是根据已经出版的948种图书内容所做的内容分类。
从图中可以发现，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为202种，社会科学（包含中国政治，法律，经济以及社会科学总论）部分为187种，文学126种，文化159种，而对于能够阐释中国价值、中国道路的哲学及宗教内容仅有24种，没有突出重点。当然，这和CBI最初的图书定位相关，对学术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仅仅是CBI的主要目标之一。
三是资助翻译出版机构普遍小、散、弱，有相当一些是以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为主营业务收益的华裔出版机构，甚至是国内出版机构的海外分支。这是中国学术图书难以进入欧美学术主流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2013年CBI公布的222家出版机构中，翻译出版2种以上的出版社为101家，仅出版1种的出版社为121家，占总数的54%。而出版10种以上的出版社仅有20家，详见表1。可见，有一半以上的出版机构是偶然为之。散、小、慢、不专业的特征一览无余。
在前10名的出版机构中，只有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135种）、新加坡Cengaga Learning出版公司（37种）、新加坡Eich Professional出版社（23种）、荷兰布睿尔出版社（22种）等出版社为世界知名出版机构，渠道广泛，译者队伍专业，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法国友丰出版社（69种，柬埔寨华裔经营）、澳大利亚中国（悉尼）出版有限公司（63种，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所属分支机构）、法国蓝出版社（57种，华裔经营）等均为以专业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为主的出版机构，经营业务单一，依赖性强，一旦失去翻译资助就彻底失去后续经营能力。出版机构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出现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翻译出版内容不集中、执行合同缓慢等弊端。
2.除了组织不专业，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本土学术创新乏力，这是制约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主要瓶颈。事实上，无论是从BAS的学术论文内容分类来看，还是从OCLC数据库学术图书的出版来看，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欧美学术研究与出版的热点，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欧洲汉学特色。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北美中国学迅速崛起，并逐渐在世界学术界取得了话语权。北美中国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具，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巨大影响。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教授的研究，“冷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国际政治话语；二是在具体国际议题或国际问题上的国际话语；三是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的新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第一种类型的话语，包括“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民主化第三波”“邪恶轴心论”“失败国家论”，以及直接针对中国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霸权挑战论”“在非洲新殖民论”“国强必霸论”“中国责任论”，等等。第二种类型的话语，包括气候暖化议题和气候责任、反恐怖主义、反核扩散，以及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美国“重返亚太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等。第三种类型的话语，包括“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权力转移”的论证，等等。无疑，这些话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论证逻辑不够严谨，或概念定义不够严密，或数据存在偏差，或对事实本身存在误解，不一而足，针对中国的话语更显其对事实认知的偏差或价值观念上的偏见。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些西方话语的主流部分，是以学术著述的面貌出现的，尤其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等都基于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多种“中国威胁论”也有着学术言说。尽管对于基于事实歪曲和价值偏见的西方话语，中国学术界很难认同，但批驳它们的最好方式不是道德审判和价值的谴责，也非政策宣示性的否定，而是学术上的回应。而这些话题领域恰恰都属于中国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大话题。但遗憾的是，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领域，出自于中国本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甚至做不到基本的学术回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本土化学术创新乏力，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一个瓶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何谈得上翻译出版，更无从谈世界影响力与话语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