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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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差异突出表现为文化理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和文艺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党性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构成紧张关系。毛泽东文化理论与文艺理论差异性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为前者立足于“国民性”，后者立足于“党性”；前者基于“统一战线”立场和“建国”需要，后者基于“党的建设”立场和“整风”需要，建设好党又是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理论与文化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０）１１－０１８０－０７
周平远（１９５０—），男，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基础理论。（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３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苏区文艺到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项目编号：０８ＢＺＷ００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从苏维埃文艺到新民主主义文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历史进程研究”（项目编号：０８ＪＡ７５１０２１）的阶段性成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理论集中表现为１９４２年５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文化理论则表现为１９４０年１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者乃《新民主主义论》的一部分。两次讲话的文本，成为认知和辨析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差异性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应该是“上下位”关系或“种属”关系，而不应是“并列”关系，更不应是“矛盾”关系。不过，同为延安时期，同一理论主体，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内在依据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１９３９年，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概念。而在整个１９４０年代，毛泽东对这一理论进行过反复深入的论证和系统阐述。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不过，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一革命才可能成功。由此决定了这一革命的前途：在政治上，“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１](Ｐ６１０－６１１)“几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则是“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此也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１](Ｐ６６６)“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１](Ｐ６６５)结论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１](Ｐ６６９)
１９４５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明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２](Ｐ１００５)这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都同意的。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宣称：“现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分子……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３](Ｐ５３)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６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明确强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
显然，四大革命阶级的思想和理论是一以贯之的。然而，毛泽东在《讲话》中，至少在文艺服务的对象问题上，与上述立场有明显不同：首先用一个提问，排除了民族资产阶级；接着用一个选择，又排除了小资产阶级。
由于“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的“结论”部分，便是以这一问题为逻辑起点和论证中心的。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呢？回答是：为“人民大众”的。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回答是：最广大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我们的文学艺术，“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２](Ｐ８１２)
这一表述是清晰的、明确的，但用“人民大众”这个概念，将属于“人民”范畴的民族资产阶级排除了或“遗漏”了。接着用“首先”又排除或“漏掉”了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学艺术“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２](Ｐ８２０)这就是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种既排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又排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大相异趣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一个部分，特别强调了思想整顿、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问题，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了严厉的极具“震慑力”的批评：“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太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２](Ｐ８３２)
将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列起来，甚至提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不但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异乎寻常的。由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