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时间：2021-07-03 20:02:5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探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政党下乡；党的组织建设；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0
　　
　　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组织和动员的方式方法比国民党更彻底。共产党将政权组织延伸到村一级，直接依靠农民，直接把建国与治国理念传达给广大民众，并以阶级分层为手段不断荡涤乡村的“赢利型经纪”，获得了比国民党更具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①。其中，党在组织和动员农民过程中对乡村权力结构的重塑以及整风式乡村干部整改为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阶级基础。目前关于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乡村干部政治录用和整党整风活动的开展情况保存有大量的文件以及资料汇编，而学者的研究大多以党组织扎根乡村社会过程和革命表象的建构为场景，将乡村干部的政治录用只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体制延伸至乡村社会，从制度上沟通党和国家与农民之间联系的一个环节②，少有从政党政治动员主导视角分析不同阶段乡村干部录用过程的基本特征，透视共产党“干部下乡”整合乡村社会的政治过程③。
　　实际上，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能够迅速激发农民的政治热情，关键的原因之一是通过对乡村权力结构的重塑使得党的政权组织能够从中央通过省、县通达乡镇以及村一级，从而强化了党组织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动员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其中，主导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人员安排——乡村干部政治录用，体现了党的领导力和控制力。本文以党在乡村改造过程中乡村干部政治录用为中心，研究了农会干部、抗战时期的村干部和土改社教工作队的录用标准，以期理解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权力的结构模式。
　　一、吸纳“贫苦”农民进入乡村政治体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集权国家专制的政治体系并没有下沉到幅员辽阔的乡村社会，其政治权威的威慑力一般只具有象征性。而活跃在整个传统乡村的治理主体主要是未能进入国家正式官僚体系的乡绅，尽管他们可以凭借富有或考取的功名而获得权威基础进行乡村治理，但是其在乡村社会真正发挥影响力的权威基础主要来源于其公共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说其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能力。张静坦言:“传统中国地方权威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官府授任，也不能自动地从对私有财富的控制中得到，更无法仅凭学位的荣光获得。这个权威必须有能力促使一个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它内部的各方利益必须被相关化，即分散的利益被政治地或经济地组织化为一体。”[1]传统乡村的治理体系是由权威渐次减弱的官方统辖末梢、国家政治文化代理人——绅士和能够依据乡村共同体的治理逻辑行使权力的家族长老组成，而众多的贫苦农民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顺从者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乡村政治文化特点并出于对乡村社会改造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在乡村进行了政治动员。建党初期，党的领导人号召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进步人士、加入党组织的青年学生深入乡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动员主题向传统乡村社会输入党的政治取向，加强党组织与农民的政治交流，增强农民自己改变乡村政治生态环境的信心。资料显示:早期党的动员者尽管“大多是当地乡绅富户的子弟”，“在当地农民眼里，（他们）与原来好心而且开明的乡绅并无不同，甚至就是那些人的再现”。但是，他们依靠个人的人格魅力，利用传统的和非正式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面对面接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民似乎有亲和感”。一旦党的政治动员机制运转起来，一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就开始雄心勃勃地靠近或者流向党组织，党组织依据革命的发展洪流成立了农民协会，农协也就成为党在乡村进行政治动员的组织机构。所以，农民协会“基本是一个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组织，一个拥有激进的口号，切实的策略和知识分子领导的以佃农和雇农为主体的团体”，是党的先进分子对贫苦农民进行有效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以“贫苦”作为录用农协干部和会员的标准就成为党聚集乡村政治资源的取向。此后“作为领导的知识分子往往着意去发展那些最穷的农民作为农会的干部”，而“越是穷苦的农民对农会的依赖就越强烈，参加活动也更踊跃”[2]。
　　然而真正要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不仅要动员农民中的骨干分子，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农民自己掌握权力的组织，使这种组织成为农民自己期望、掌控的机构。这样，强化农民协会的政权功能，增强农民协会的政治体系能力就成为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任务。大革命时期，党的先进分子直接领导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成为颠覆乡村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权力机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农会的强大统合功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會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进一步讲，农会已经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认同方式，“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3]14-15。而且依据农民协会的发展态势，党强调“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已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民政权。这是农村政权的一个正确形式”[4]67-71。至于农会的政权建设，党认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绝不能打到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3]20-21。这就决定了农会吸纳干部的标准：贫苦，而团结的对象“以穷苦农民为主干”，充分体现了中共在乡村进行政治录用的特殊选择方式，也反映了中共政党下乡的方式即以贫农为“革命先锋”。
　　这种吸纳“贫苦”农民进入乡村政治体系，掌握乡村政权，开展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一直延展至土地革命时期。农协因为以贫农为主，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为了土地改革的推动者。张鸣断言:“土地改革是一场政治运动，运动之所以能推行开，不仅有合适的权力技术，成功的运动伦理，更在于拥有有效的基层权力结构。”[5]
　　新区土改之初，鉴于老解放区土改的成功经验，党进一步强调了农民协会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性。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特别指明:“在土地改革未完成地区，为彻底击溃封建势力，农民协会实际应执行农村政权”[6]。刘少奇也指出: “农民协会应该成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7]。同时党还强调了农民协会的纯洁性。指出“所谓纯洁，是指不要让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加入农会，更不要让他们充当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员”。而关于农会干部的阶级成分，党指出“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农民协会的领导，规定各级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有三分之一的数目由中农挑选，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农民协会中的主要领导成分应该由贫雇农中挑选”[8]。通过阶级成分选择农会干部，净化了乡村政治权力结构。新形成的权力中心确保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建构出乡村社会的新秩序。资料显示：关中土地改革前，农会会员中的地主和富农共占0．66%，中农、贫农和雇农占98．28% ；土改后，农会会员中的地主和富农总共只占0．01%（没有一名地主），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占到98．60%[9]。张小军引申道:“土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政治运动，潜移默化了后来一系列所谓群众运动的‘路数’”，“当运动结束后，它们（阶级习性）存留下来，作为一种文化编码，进入新的秩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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