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国内因素
时间：2021-07-02 16:03: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的总结,试图从影响本次外交转型的国内因素角度出发对这次重大的外交转型进行分析。
[关键词]外交转型 中国外交 80年代 国内因素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6-0111-02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次外交战略的调整与以往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此次调整具有全面性、根本性的特点,可以用“外交转型”一词来形容此次调整;二是此次调整国内因素发挥的作用特别大,并且实现了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的统一。
一、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外交转型
根据学者对于外交调整的相关定义,外交转型是指国家对外关系模式发生的变化,具体体现为国家在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关系上同时发生的全面性、根本性的调整。依据上述界定,80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调整可以被判定为是一次外交转型。这是由80年代初中国外交调整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
从整体上看,经过此次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从自力更生型转向不结盟多元化型。从建国初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关系可以基本被判定为从自力更生型:建国30年左右以来,中国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对外交往的程度并不高,仍然处于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中,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80年代后至今,中国对外关系则进入了不结盟多元化型的阶段:中国不仅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还在政治上明确的表示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经济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对外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这是中国处理世界事务的整个方向的调整,是全面性、根本性的。
具体来看,此次中国外交的调整是在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关系的全方位变化:
1.外交理论。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理论从偏重理想主义的政治思想转向偏向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制定的出发点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推进世界革命为任务,反对现存国际体系;80年代初则转向以国家利益为重,认识到首先要发展自己,只有在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后,才能影响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构建。
2.外交政策。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政策较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有以下调整:在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上,从不相信世界能保持持久和平,着眼延迟战争爆发,转向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在外交的途径上,从结盟外交转向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由对外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对外开放。
3.外交关系。8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关系较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有以下变化:民间关系迅猛发展,具体体现在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经济交往加强,文化交流日盛;多边关系得到加强,中国所加入的国际组织,参与的国际事务较之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提升;冲突,特别是武力冲突减少,交流合作成为中国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式。
二、影响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国内因素
列宁在1916年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转型。此次中国的外交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巨大转变的基础上的。根据上述对于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的总结,结合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内形势的变化,可以找出对其造成影响的国内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代替更迭
越是威权主义的国家,其对外政策的制定所涉及的政府部门就越少,甚至有时集中在总统或者其他什么名称的领导人个人的手中。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虽然逐渐克服了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但是民主、法治进程仍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国家仍处于威权体制的领导之下。在这种政治状况下,个人或由小部分人组成的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制定上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1978年后,中国的政治从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小平时代,这对于中国外交,特别是在外交理论上的影响巨大,因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统一的基础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别:即在共同的现实主义基础上,毛泽东在实践中偏向于理想主义,导致中国外交时不时的表现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邓小平则是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如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毛泽东在有些时期,有些事情上特别看重意识形态,看重外交原则和道德原则。而邓小平则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搞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把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的敌对、对立、分歧与现实的国家间关系分开来,一切外交的活动都围绕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目标服务。
(二)政党国家关系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进行了调整:从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过渡到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使得执政党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上都对个人利益或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进行了必要的区分。
由于现代政党产生的方式与现代国家建立的方式对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可以把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归纳为三类:第一,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类模式中,政党产生于议会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政治斗争,是在现代国家基本形成之后产生的,并在议会这一现代宪政体制的核心框架之内以选举为中心开展活动;第二,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类模式中,国家由政党建立,政党是旧的国家政权的破坏者和建设者,因此,以党代政是其典型特征;第三,共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类模式中,国家的产生并非政党单独取得胜利、获得成功的结果,而是与各方力量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然而,在世界各国的政党政治中,除了上述三类政党国家关系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个人独裁型政党——国家关系,在这类关系模式中,虽然政党和国家都存在,但都不能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能,只有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党国大事全部由最高领袖最终决断,这多出现在实行一党制的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为了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和完成各项艰巨的革命与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建立国家机构,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而在文革期间,由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疯狂升级,党政关系演化为个人独裁型政党——国家关系。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逐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使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实行依法治国,开始逐步向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转变。
这种转变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的前提下,对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了必要的区分。在国家对外战略上,将党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分开处理,具体体现在不再不顾国内的经济状态向国外由民族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提供援助以及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问题的立场上。
(三)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应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由于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而国家工作的重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同时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新政策,这就要求中国的外交应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营造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使得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从推进世界革命,反对现存国际体系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发展多边关系,同时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