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基础与机制研究
时间：2021-07-01 16:0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国际反恐话语双重标准体现为对不同的受害国家群体表达不同的情感态度。在目前对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分析中存在“舆论成见”与“现状成见”等缺陷，导致对其形成原因的解释不足。通过将“文明标准”与心理学研究中的共情视角纳入到分析中，可以提供一种理解反恐话语双重标准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文明标准”确定了不同群体间的关系，即自我与别国是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区别。共情机制使得自我对内群体成员发生的恐袭反应激烈且充满同情，对外群体成员发生的恐袭反应温和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明确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基础与形成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这有助于澄清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原因，纠正相关经验分析中存在的成见。就现实意义而言，有助于反思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表现，从而对改善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提供一定指导。
关键词：国际反恐话语；双重标准；身份建构；共情偏差；恐怖主义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9-0003-13
在“9·11”事件之后，并不仅仅是美国，包括上百个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反恐的气氛中，国际关系的热点话题也持续停留在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从美国本土受到攻击这一轰动性效果为反恐话语的构建提供了平台，到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时期的一系列外交行为使得反恐话语较为成功地融入国际关系。然而，各国在面对不同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表达了不同的反恐话语。反恐话语的双重标准激发了学术界、政治界浓厚的兴趣，并有一定的分析视角。不过现有观点不能充分解释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原因。本文通过对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基础与形成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尝试构建一种能够对其形成原因进行解释的初步分析框架，并为恐怖主義的全球治理提供相应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框架
2015年11月12日，黎巴嫩贝鲁特南部发生一系列爆炸袭击事件，造成43人死亡，至少239人受伤。逊尼派圣战组织“伊斯兰国”（IS）宣布对此事负责。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对比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可以发现：两起恐怖袭击仅相隔一天发生，伤亡人数大致相当，并且由同一组织策划攻击，但对法国恐袭的国际关注程度却远超过黎巴嫩。据经济学人网统计，谷歌用户对“贝鲁特”的搜索量从2015年11月12日到2015年11月17日从未超过“巴黎”搜索量的1%1。巴黎恐袭发生后，全世界都对遇难者、对巴黎表示悲伤和同情。如“脸书”（Facebook）马上上线了“平安信使”（Safety Check）功能，社交媒体上广泛发布“为巴黎祈祷”和“今夜我们都是巴黎人”的话题，世界各地地标也亮起象征法国国旗的三色灯为巴黎默哀。而人们对贝鲁特恐袭事件的反应正如一位黎巴嫩医师艾里·费尔（Elie Fares）所认为的：“当我们的人民因恐袭死亡时，没有世界地标以黎巴嫩的国旗颜色为我们点灯；当我们的人民死亡时，世界并没有为我们哀悼；他们的死亡似乎只是国际媒体每日众多新闻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是发生在某个遥远国度的故事。”2具体到不同国家上，它们表达的反恐话语也有所差别。巴黎恐袭发生后，各国元首立即发表讲话对其表示“震惊”、“悲伤”，并愿意“与法国站在一起”和“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而贝鲁特恐袭发生后，多国政要并没有发表声明同情黎巴嫩，也没有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甚至在新闻报道中用“真主党据点（Hezbollah Stronghold）发生爆炸”的标题来弱化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事件。
并不仅仅是黎巴嫩，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发生的恐袭大多表现出“忽视”与“冷漠”的态度。依据“世界悲剧地图”，各地发生灾难后，西方的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3。同情程度最高的地区包括美国（除阿拉斯加）、加拿大、西欧、北欧、以色列、日本和澳大利亚，当这些地区发生灾难后，西方国家会感到“很可怕”并表现出深切的关心和怜悯。同情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包括美国的阿拉斯加、墨西哥、南美洲大部分国家、东欧、韩国、南非、印度和埃及，当这些地区发生灾难后，西方会觉得“很惨”。同情程度一般的地区包括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中美洲国家和大部分中东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发生的灾难，西方国家会说“人生无常”之类的话。同情程度较低的地区如阿富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中亚、东南亚、苏里南、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西方国家对这些地区发生的灾难会询问“还有这么个国家”？而同情程度最低的地区，即朝鲜和非洲大部分国家，当这些地区发生灾难后，西方国家通常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可见，虽然全球化与信息化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但集体的身份认同往往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对受害国家的“选择性同情”表明了国际关系中存在的身份隔阂和心理距离。
关于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分析，长期以来将其视作政治意义的工具，所以对其形成原因的解释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是新闻传播学中的“舆论成见”，即认为新闻媒介（如网络、电视和报纸等）所具有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功能可以安排人们关注议题的先后顺序，即对特定国家给予的新闻强调越多，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程度也就越高4。虽然这一视角指出了大众传媒是如何将媒体议程（Media Agenda）转化为大众议程（Public Agenda）的，但笔者认为信息的不对称本身就是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一部分（或至多扮演了中介因素的角色），而不应作为其形成原因的解释，如通过测量报纸上新闻篇幅的大小来量化关注程度不同的方法就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是“现状成见”，即将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原因归结为一贯情形与遭遇现状不同带来的“反差感”。如中东、西亚等地本来就处于动荡之中，因此人们对发生恐怖袭击更为频繁的国家感到习以为常，并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而美国、欧洲等地“二战”后一直处于和平与稳定的状态中，突然遭遇的恐怖袭击会使人们感到更为意外。事实上，现状的反差带来的仅是如“震惊”、“诧异”或“惊奇”等初级情感，反差感并不能替代我们对“同情倾向性”形成原因的解释。所以，以上这两种成见的存在阻碍了准确把握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原因，要想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就有必要构建一种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