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真相与趣闻
时间：2021-07-01 12:03: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创于隋唐，废于清末，贯穿中国人文化和生活的千年大制度，自有它的得与失，从民国史、掌故趣闻和参与者的心理状态等，遥远地望见科举的真实。
1904年的甲辰恩科并非中国最后一次会试，两年后还曾有一次特殊的会试。光绪三十二年(1906)10月，清朝廷举行了一次“考验游学毕业生”的会试，这是一次不标准的科举考试，没有会试之前的院试、乡试各环节，应试者为自欧美和日本留学毕业的“海归”。
考生们自己选报合适的专业。大致分作政法科、文科、格致科、医科、农科、工科、商科七个学科，每个学科下又设相应的专业门。会试的主考官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绍仪，他是当年容闳所率赴美留学幼童之一，两位副主考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严复、毕业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工学院的詹天佑。
从最后的科场走出的科学家，外交家们
这一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颜惠庆与康奈尔大学的哲学硕士施肇基结伴，从上海进京赶考。颜惠庆与施肇基都报了文科，这一科的主考是严复。试题与答卷都用英文，也要发榜，耶鲁大学的陈锦涛博士名列榜首，颜惠庆名列第二，他的弟弟、利哈依大学毕业的颜德庆名列第四，其后将出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长、财政总长的施肇基则名列第五。前十名都毕业于美国的大学，他们被取为“最优等”，被赐进士出身。余下有优等四十余名，赐举人出身。大多留学于日本。医科考生中有一位是牙医，本来已经考进了最优等，但是庆亲王奕勖认为牙医乃江湖方士，岂容跻身此列。无奈这位牙医只能屈居优等，得个举人的头衔。
发榜以后，中试者去拜谒学部尚书、学部侍郎以及诸考官。再择日于清晨去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所有觐见者，九人一列，由学部官员引导来到丹陛上，跪成一排，依次序高声自报姓名年龄籍贯。轮到哪一位，学部尚书便恭敬地奉上一个牙牌，上面写着每个人的简历，供太后查对识别。最后一人报完以后，全排起立，退出，下一排人再入。颜惠庆被赐进士出身后，被学部录用，但他此时供职于上海，便长期请假。日后他成为民国政府的总理、外交总长，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这次迥异于前的会试并非空前，前一年清廷就专门为留学日本的学生举办过一次类似的特殊考试；这次会试也不绝后，此后每年一次，直到大清朝廷告别历史的1910年还在举办，一共举办过六次。其中第六次会试中有一位工科进士，他日后成为享誉世界的地质学家，名字叫李四光，他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清廷此前已经下旨诏准张之洞、袁世凯所奏立停科举之议，但既然此后的六年仍然颁授过许多哲学进士、科学举人，旧瓶装新酒，不妨视其为大戏唱罢之后的“大轴”，仅供人们回味余韵，渐渐散场。既有“大轴”，那么“大轴”之前的“压轴戏”又是哪一出呢?
制艺之学与普及读物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廷下诏变科举试法，谕自明年始正式废止八股，改试策论。而在此之前，关于改良科举的呼吁已经持续至少四十年之久，只有这一年科举改良才真正制度化。中国科举这台唱了一千多年的大戏，就此进入“压轴”阶段，而这出压轴戏，也正是帝国瓦解前的最后一缕残阳。次年，乡会试分三场进行，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从考试内容上看，时事政论成为重点，而且内容不限于中国，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矣，传统的四书五经仍然保留，依稀尚存旧时模样。
在这种情况下，应试的各级学生们的复习任务，就与向前塾师所授大相径庭了。曩日学子如何应付新形势的具体情形，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但现存一部名为《中外策问大观》的书却可以透出相关信息。这部书在当时算是权威著作，编纂严谨。
欲说“中外策论”，就得先说说传统的策论。应考的指南性手册，明清两代一直是最畅销的图书。在雕版或木活字印刷的时代，图书的成本一直无法降低。高昂的书价，令寒士们不敢问津，这里所谓“寒士”，指的是还没有科举赢得一个出身的贫苦读书人。如果没有偶然的机遇，一个穷童生、穷秀才是无法读到“廿一史”的，甚至作为经传重要典籍的如《左传》、《毛诗》，一睹真面目也非易事，遑论其他四部杂书。这似乎也是从前的人们“敬惜字纸”的原因之一。但是大凡读书人，基本都希望通过科举的路径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几乎每位童生、秀才都至少会备有一部应考指南，书中简明扼要列出必须熟背的篇目，附列历届试题，详细指导八股文的写作要领，策论的破题法，试帖诗的常见错误……等等，不一而足。这类图书自唐代就已经存在，宋人李防所编《文苑英华》中就辑有四十余篇唐人的试帖诗。到了明清两代，这类图书就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两部，当属梁章钜所著《制义丛话》与《试律丛话》。
时代一变，新政出台了，为了辅导应付前所未见的会试，指南手册的编纂者们即使煞费苦心也未必成事。传统的知识结构都已经被打破，所有的经验全部作废。于是坊间充斥着东抄西拼，不知所云，专为营利的印刷品。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士子多自琢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从当时的这段记录来看，出题者、复习者、书商基本都以上海的报纸为唯一依靠。
一次两次新鲜，稍假时日，无论出题者、应考者都将适应时局的发展，在学习中进步。到了1904年，最后一次传统科举甲辰科会试，中试第一名的会元是谭延闿，他在各国政治艺学策中，所作文章题目为“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盖屡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这篇文章的标题，译成现代汉语，可作《西方的外交政策：以领土完整为借口收取国家利益——以一百年来的世界史为中心》。从题目看，完全合乎当时中央的关注热点，了解当时全球形势，颇似一篇现代学者的政治学论文，应该具备执政朝廷迫切希望提拔的年轻干部修养。据说本来谭祖庵本应该成为殿试的状元，但慈禧太后因为他与谭嗣同都姓谭，心中犯了忌，就用朱笔删掉了他的名字，于是直隶的公车刘春霖成了最后一科状元。这故事非常可疑，更可能是人们对当年谭公子的渲染。
这段压轴戏，前前后后唱了三年：壬寅(1902)、癸卯(1903)、甲辰(1904)。正是这三年科考促进了西式学堂的发展，中国的教育与考试制度被强制地与西方接轨了，就像是按着牛头吃草一般。
科举让人扭曲了心态
其实，参加科举的人们，未必都想要一个锦绣前程，以此作为当官的敲门砖，颇有一些人另有打算。但无论是什么打算，都计较通过科举而来的“功名”，哪怕是荣誉性的“功名”。《郎潜纪闻》中记载了道光年间，广东三水有一位103岁的老人陆从云参加了会试，成绩如何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