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时间：2021-06-30 00:00: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关键词：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明清启蒙；文化主体
自2008年萧萐父先生归隐道山以来，学界已经着手整理萧先生的思想遗产。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集中讨论萧先生“启蒙论说”的专文较多。學者根据自己对萧先生著作的理解，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萧先生“启蒙论说”作了多层次的阐发。本文在吸收消化前辈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比较萧萐父与梁启超、侯外庐等“启蒙”论说的异同，揭示萧萐父明清“启蒙”说的思想个性。
一、引言
就中国思想史进程来说，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已经过去的20世纪将会是中国思想史上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陈寅恪称之为“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具体到明清思想史领域，它与“近代性”紧密相关的“特质”，以及明清思想史本身承古启今、中西交会的转折性质，一直是学界关切所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诸多学者，分别以自己所承续的学术源流为出发点，爬梳整理，形成了明清思想史的多种诠释路向。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众多论题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1873—1929）、侯外庐（1903—1987）、萧萐父（1924—2008）三位。①对于这三位学人来说，近代以来迄今中西古今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大历史”，是其共同的客观历史处境，同时又因其各自所处的时代氛围不同，以致他们在明清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思想个性的差异。
对于这些异同，本文拟首先选取“概念界定”“选定范围”“思潮主题”“人物择取”“研究方法”“代表著作”“写作背景”等角度，做一较为直观的区分。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梁、侯、萧明清思想史观等多方面的若干相似之处。从学术脉络的角度看，三位均主张明清思想具有“近代性”的特质。因此，在学术脉络上，三者可归为一种在思想史上有先后承续关系的共同诠释路径（萧萐父在己著中也对梁启超、侯外庐的致思方向较为肯定B11）。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虽然梁、侯、萧均就“启蒙”主题与明清思想的关联，形成了“相似”的学术进路，但他们各自的“启蒙”论说本身存在不同的旨趣，主要体现在对“启蒙”的不同理解上。
二、“政治现象”与“学术变迁”：梁启超论“启蒙”
就三位对“启蒙”的概念界定来说，如果我们不只是注意到上述表格中含有“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字眼的表述，而且联系到这三位学人明清思想史观的形成背景和论述思路，我们就会首先发现他们各自对“启蒙”的理解，各不一致。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写于梁氏1920年欧游归来后。不少学者认为，这次欧游标志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法国学者巴斯蒂认为，以欧游为分水岭，“梁启超的活动和撰述从那时候起采取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即定向于思考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过去，而不是思考从西方的借鉴。”B12欧游之前，梁启超曾经到访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亲眼目睹这些国家的繁荣景象。但梁氏这次欧游，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又处于欧洲一战刚刚结束后的萧条时期。西方各国先进与落后、发达与衰败、战争与繁荣的鲜明对比，对他产生了较大的触动。因此，梁启超在结束欧洲访问抵沪后，旋即应邀赴吴淞中国公学，发表了回国后的首次演讲，他说：
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B13
又说：
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B14
在演讲的结尾又提出期望：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个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以也。B15
晚年的梁启超对中西文化优劣的认识，已经不是1903年初次访美时的情形。在1898年至1912年间，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曾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后来汇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有下列表述：
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创归纳法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考证之学，其价值自有固不可诬者也。何也？以其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泰西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学者犹不免而涉于诡辩，陷于空想，自倍根兴而始一矫之。有明末叶，自中国诡辩空想时代也。乃明之亡，顾、黄、颜、王、刘诸子，倡实践实用之学，得其大者；阎、胡、二万、王、梅诸君，同时蔚起，各明其一体。其时代与培根同。其学统组织之变更，亦颇相类。顾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益销沉。非归纳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者误之涂径也。B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