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海上丝路研究的若干问题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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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补论三个问题：一、认为汉唐以来海上贸易地点是从南往北位移的，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除广州外，其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始发港”和“终点港”。二、唐五代与南海诸国贸易的主要问题有：1.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路以“广州通海夷道”所记的航线为经常性航线；2.唐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仍以天文导航为主，指南针只是辅助导航手段；3.8至10世纪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等组成的“波斯舶”，经营着中短途贸易、转口贸易；朝贡贸易带动了香料贸易，也成就了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三、海上丝路开通之日，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之日。佛教、伊斯兰教等相继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岭南、江南，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印度、南海各国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化习俗，也渐渐浸染岭南、江南。
[关键词]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路与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4-0003-10
学术界关于海上丝路的论著已较多，内容也较丰富。本文仅就以下三个问题补充个人浅见，供讨论参考。
有些文章在论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问题时，多强调本省某地是起始港，为地域争光，但缺乏动态分析，需要略加探讨。从历史上说，海上贸易地点是从南往北位移（北方黄海航线可能例外）的：先秦时期，南方沿海港口无明确记载；两汉三国至南朝，交州（交趾、龙编）、合浦、徐闻、番禺均为南方沿海的贸易地点，互为补充。因为当时航海技术落后，只能沿海岸航行；南海各小国交易货物零散，因而有就近贸易习惯。
《晋书》记载说：“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①即指南海或印度等国有“自海路来贸货”，至交州交易。至梁而稍有规模，逾于前代。②“初”的意思是指过去、开始时。就是说晋代以前，交州为海路贸易主要的港口。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的《交广兴替》一节写道：“纪元初年中国与南海诸国商业政治关系频繁之时，交趾，质言之东京，曾为航行之终点。”③
因为汉时交州辖境包括今越南北部、中部和两广等地区，合浦郡为其属郡，郡治徐闻与东京（交州治所）的海上贸易颇为活跃。经三国的吴国和南朝的宋、齐、梁，合浦郡的合浦、徐闻④仍为海上贸易港口。而后则有番禺（又称南海、广州）的继起。
至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将安南（又曾称交州、交趾、东京、龙编）置于广州之前，因当时安南仍是通南海各国的大港。《旧唐书·地理志》也记载：
隋平陈，置交州。炀帝改为交趾，刺史治龙编，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⑤
虽然交州仍是唐代的对外贸易港口，但广州已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文苑英华》记云：“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①涨海，即南中国海，或谓“涨”是“China”音译。伯希和指出：“考贾耽《路程》，南海一道始于广州。9世纪时大食人（Arabes）即于广州登岸。968年安南之独立”，交广兴替问题随之终结。②广州兴盛的同时，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贸易的扩大，港口自然北移，泉州、扬州因此入围矣。
唐五代阿拉伯商人（当时统称为波斯舶）主要贸易港是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唐德宗时陆贽报告说外国船舶多至安南（交州）市易。唐时坎富（Khanfou）为阿拉伯人对广州的称呼，日本石桥、法国伯希和主此说。③伊斯兰教徒方面也有记载。④日本著作见中村久四郎《唐时代广东》一文。⑤大历四年（769年），李勉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勉至，五岭平。“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⑥勉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人吏诣阙请立碑，代宗许之”。⑦李勉时，阿拉伯商船一年来40艘，说明广州贸易之繁荣。
唐时阿拉伯人是否已到泉州？桑原骘藏多年以前认为“直接证据迄今尚未发现”。⑧但是有旁证。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⑨
福建由观察使兼理海上贸易，应该是福州港有蕃客到来，所以还不能肯定蕃客到了泉州港。《唐会要》卷100《杂录》记载：“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亦未言自泉州登陆。还有《文苑英华》《受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所云：“闽越之间，岛夷斯杂。”⑩另外，桑原骘藏还引用《闽书》记载，泉州灵山葬有“默得那国”二人，他们是“回回之祖”。唐武德中来朝，“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11穆斯林商人和穆斯林信徒密不可分，由此推测，唐武德时泉州有阿拉伯商人到来，但不能证实。这四条资料可作旁证，而不是直接证据。
五代王氏统治时期，开甘棠港一事最为著称，《新五代史》记载：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12泉州、福州或有与阿拉伯人及三佛齐等“岛夷”贸易往来的证据较为明显，韩振华先生早在1986年发表的《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一文，13作过梳理和分析，《王审知德政碑》有“佛齐虽同临照”，“条枝雀，谅可继于前闻”句。“佛齐”指三佛齐（唐称室利佛逝），“条枝”张星烺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冊）中作如下解释：“汉时之条枝与唐时之大食皆njik或Tmi之译音，波斯人自昔即称阿拉伯人以是名。”14或指苏门答腊的阿拉伯人。可以说五代时，南海三佛齐的阿拉伯人来福建确有其事，否则不会记入“德政碑”。泉州在王延彬，“发蛮舶”出海贸易，号称“招宝郎”。15王延彬还用龙脑醒酒。16《十国春秋》也记载一则闽与龙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