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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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理论家。他不仅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拓荒者，而且还是实际上倡导和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人。李达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其间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到理解，他的“广义经济学”主张，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及其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杰出地位。
　　关键词：李达；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一、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史上的地位
　　迄今为止，根据武汉大学《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的收集成果，李达撰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著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经济学大纲》（1935年）、《货币学概论》（1937年）等3本；译著（含合译）6本：（苏）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1930年，1932年）、（苏）拉比托斯和渥斯特罗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32年，1933年，1936年）、（日）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1930年，1933年）、（日）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1930年）、（日）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1924年，1927年，1933年）、（日）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1930年，1938年）。另外两部译著可惜踏破铁鞋无觅处，《李达全集》至今暂付阙如，一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海昆仑书局，1930年1月版）；二是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华书局，1921年4月版）。这是他在1918年日本留学时期翻译的成果。此书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必读文献之一。
　　李达还先后撰写了15篇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其中包括《佃租论》（2篇）（载《现代中国》，1928年）、《论广义经济学》（载《读书月报》，1939年）、《土地问题研究》（载《双十月刊》，1928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载《法学专刊》，1935年）、《物价管理与强化金融统制》（载《申报月刊》复刊，1944年）等。此外，在其他一些论著中，如《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载《新时代》，1923年）、《现代社会学》（1926年）、《社会学大纲》（1937年）和《中国社会发展迟滞之原因》（1941年）等，也论述了不少的经济问题
　　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奠定了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声望，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的地位，以至于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人出李达之右”（侯外庐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都以研究和宣传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见长，而李达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论修养，并且特别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中屈指可数的经济学家。
　　李达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新视角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的时代性问题，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早在1921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了2篇振聋发聩的檄文，一方面，以《马克思还原》为题，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马克思真面目的歪曲，称赞列宁恢复马克思的真相，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另一方面，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为题，指出：“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他严厉批判了各种假社会主义言论，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1921年）、“走狗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1920年）和“温情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江亢虎》，1923年），并在《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社会主义的目的》（1919年）以及《现代社会学》（1926年）等论著中系统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这3本著作中，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中国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在1936年发表的代表性论著《经济学大纲》等论著中，他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综与去迹。”
　　可见，李达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术语，但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领悟了其中之真谛和精髓，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做了论证和解读。李达实际上还是倡导和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人。
　　二、李达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三大阶段
　　李达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早期阶段（20世纪20年代）
　　李达在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出民主革命的纲领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923年）一文。李达鲜明地提出“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口号，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演变过程，指出，“马克思学说，已是由介绍时期而进到实行时期了。我们研究经济学说的人，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似有慎重研究和考校的必要”，尤其要探讨三大问题，即“目前的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吗……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准备，怎样实行……应该采用何种政策”，并且力图从经济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有力的论证，并且预测：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来确定各种政策④。
　　李达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状况及其演变趋势的紧要关头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课题而作，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本著作。他在书中开宗明义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只有“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这是我所以要编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他首先指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接着运用大量统计资料详尽地剖析了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经济的演变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指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俄、日等多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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