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杂志《战时日本》的创办及其特点与意义
时间：2021-06-27 16:03: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爱国知识分子宋斐如等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办的《战时日本》杂志，以其刊载内容之丰富、文章质量之高、作者群之专业，成为了当时国人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窗口。虽然由于经营上的困难，杂志发行仅三年就停刊了，但其自身承载的媒介意义、学术意义和时代意义却不容忽视。
[关键词]抗战时期；日本研究；《战时日本》；知识分子；宋斐如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之邻邦，在如此相近的地理位置中，两国之间必然是产生了许多不可忽视和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自东汉初年日本和中国有了正式交往以来，在将近两千年的直接对话中，如何认识彼此，便成为了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
自公元289年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倭人传》中对日本开始有较为系统的记载之后，中国便开始了对日本的研究，至今为止经历了几次高潮期。其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对日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期。[1]在此期间，出于对敌情研究的需要，涌现了一大批内容丰富、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日研究的第三次高潮中，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杂志。这些杂志在全国范围内出版发行，读者众多，影响颇大，成为了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的一个窗口。目前，学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些日本研究杂志的重要价值，开始对这些珍贵的资料进行研究，已有硕果问世。综合性研究成果有林昶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对中国日本研究杂志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此外，也有对日本研究个别相关杂志以及综合性杂志中的日本论述进行研究的成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将《日本研究》、《日本论坛》等五种抗战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集结成书，选编出版了《日本研究五种》，由“战时日本研究会”主办的《战时日本》杂志也被收录在内。虽然《战时日本》杂志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将其全部内容集结出版，但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战时日本》杂志进行深入的研究。作为抗战时期的珍贵文献资料，仅仅被妥善保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对《战时日本》杂志进行充分研究，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本文拟先行对《战时日本》杂志的基本情况做概述性探究，以待对其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战时日本》的创办
《战时日本》杂志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终于撕掉了伪装，开始大举进攻中国，先后占据华北、华中、华南，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惨案。在这样一个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代，日本法西斯丧心病狂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感和抗战热情。抗日浪潮如野火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各界仁人志士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宣传我国的抗日策略、动员民众进行抗日斗争、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抗战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统计，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日本为主要报道、研究对象的杂志并公开发行的杂志至少有30种。[2]在这样一个抗战热情高涨、敌情研究蓬勃发展的时代里，日本研究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享”，而成为了中国民众参与抗战、了解敌国的重要渠道，《战时日本》杂志就诞生于此时的中国。
《战时日本》的诞生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群策群力，尤其是杂志的主编宋斐如，更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杂志的创办中。宋斐如，原名宋文瑞，字斐如，笔名有焦、蕉农、永瑞等。1902年8月11日出生于今台湾台南仁德乡。1922年，因不愿继续在台湾接受日本的殖民教育，宋斐如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求学。1924年，宋斐如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只身来到大陆求学后，宋斐如也不忘故土乡情，在1927年3月与张我军、洪炎秋等人创办《少年台湾》杂志，反映日寇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状况和介绍祖国新文化运动进展，率先“架起台湾与大陆间资讯传播的桥梁”。[3]以创办《少年台湾》月刊并担任后期主编为契机，宋斐如开始了其“以文笔为刀枪”，创刊撰稿、抗日救国的生涯。1930年1月，宋斐如与吕振羽、谭丕谟、郑侃、刘思慕等人创办《新东方》杂志，以“团结融合东方各族被压迫民族，以共筹解决整个东方问题的方略”为使命，以“求出东方各民族的共同出路，以解决东方整个问题，完成世界的和平”为终极目标，研究东方各种问题，促进东方民族解放。[4]为了将有志青年团结在一起，为了更好地根据社会科学原理及客观事实研究东方问题，1930年10月，宋斐如与《新东方》的创办者们共同成立了“东方问题研究会”，《新东方》正式成为该研究会的会刊，在国内的影响逐渐扩大。由于《新东方》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干涉，《新东方》杂志仅仅坚持了一年多就被迫停办了。但经过创办《新东方》杂志，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宋斐如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俨然成为了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为主办著名的抗日杂志《战时日本》奠定了基础。1933年至1935年，经陈豹隐引荐，宋斐如化名宋瑞华，在冯玉祥隐居泰山期间，担任冯玉祥的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为冯玉祥及其部属讲解日语、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日本国情等。1935年6月，宋斐如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的爪牙由东北伸入到了华北地区，日本即将发动更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实了。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炽热的爱国情感，宋斐如中断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业，毅然回国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中。
中国古代兵法《孙子·谋攻》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为了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敌情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对日本敌情进行研究，详细的日文资料和深厚的研究功底又是不可或缺的。自1930年开始，宋斐如就陆续在《新东方》、《时事类编》、《世界知识》、《时事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研究日本问题的文章，论及日本侵华战争的政治经济学根源，东北事件和上海事变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联系，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日本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相应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各个方面，并出版了《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日本铁蹄下的东北》、《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等抗战丛书。作为曾经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并有着坚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功底和强烈的民族情感的日本问题专家，宋斐如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时代和民族赋予他的重任。1938年8月1日，由宋斐如担任主编的抗日期刊《战时日本》在汉口公开发行。两年多的时间里，宋斐如为《战时日本》撰写了82篇各类文章，占杂志全部文章数的六分之一。可以说，没有宋斐如就没有《战时日本》杂志。这份定位于“国际情势中日战局日本问题综合研究刊物”的杂志的出现正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宋斐如”这一人的因素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一时代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