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的家风和离休生活
时间：2021-06-14 04:0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不仅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对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尽管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大、老二、老三等已退休,但他对子女们的两个基本要求丝毫没有改变:“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虽是94岁高龄,但每当子女们前来看望他时,他总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为这两句话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是伟大、神圣的事业,也是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无不遵循其“家训”,在极为平常的工作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言教送子下乡务农
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长子万伯翱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当别的知青在农场干够两三年后不断有人返城时,万伯翱却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
在万伯翱的记忆中,下乡那年他才18岁,围绕他下乡的问题,家里还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与以往家庭会议不同的是,此次家庭会议还专门请来了年近八旬的奶奶。尽管在会上,奶奶一直不赞同,妈妈也流下了眼泪,但万里却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是从小娇生惯养,还是放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万里作出这一决定后,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那个地方冷不冷,要是冷,你就把你的皮大衣送给他,别让他冻着了,再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并告诉万伯翱的弟弟妹妹一毛钱也不要给寄。比万伯翱小一岁的万仲翔说:“一毛钱不让寄,那我们五分、五分地寄,行不行?”万里说,那也不行,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临行时,万里告诉大儿子:“你的衣物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今后家里不会给你寄钱。”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就这样,万伯翱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和牵挂,怀揣当月15元钱的伙食费,来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尽管该农场已建10年,初具规模,但生活条件仍十分艰苦,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刚开始,那轱辘和水桶怎么都不听他使唤,有时几次都打不满一桶水。但随着时间的磨砺,万伯翱不但学会了打水做饭而且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一到冬天,打上来的井水上面覆盖着一层薄冰,常常是一件衣服还未洗净,手已冻得发僵,放在口袋里温一温再洗另一件。住的宿舍也极其简陋,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一到晚上打呼噜的、说梦话的、起床上厕所的搅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没有电灯,他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不是红薯加咸汤就是高粱花卷馍。
在个人生活用品方面,更是清贫。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当初有两个瓷盆,小盆刷牙吃饭,大盆洗脸洗脚,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志伯伯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时常把它带到田间地头,休息时听听新闻,有时也听听戏剧,工人们看到这‘洋玩货’很是开心。有时他们还借回家去听,尽管这收音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心中的不悦,但却给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我牢记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我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平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劳动日记,当时没有桌子,我就趴在床上去写。”
1963年的春节,是万伯翱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他给母亲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万里在回信中说:“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全家虽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见到你,特别是你奶奶,从你去了农场后,无时不提起你,更惦念着你这个大孙子。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过年的好,你要在农场与工人们一块过。因为你刚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探亲,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会很有意义。与为了祖国建设战斗在工厂、矿山、交通等岗位上的同志们一样,与为了保卫伟大祖国守卫在边疆、海岛的伟大战士一样,在岗位上过春节,这决不是什么遗憾,而是一种自豪。你不这样认为吗?……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万伯翱接到父亲的来信后,很失望、很沮丧,甚至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在他看来,父亲也太严格了,太不合情理了。与农场的工人们一块过节倒没有什么,为难的是知青们都已回城,农场职工也回家了,食堂不开,风雪交加的,又没有亲人在跟前,自己一个人去哪里过节?为什么普通工人的孩子都能够回家过节,而我这个高干子弟就不行呢,也许这就是高干子弟特殊的地方吧?支部书记、大队长见此情景,邀请万伯翱到他们家过节。就这样,万伯翱分别在书记、大队长家过节后,参加了拥军优属和农场组织的职工球赛,在阅读父亲邮来的书籍中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也就在这一年的初秋,万伯翱又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小考验”。有那么一阵子,秋雨连绵下个不停,一天,他们居住的屋子有一面堆放着花生、棉籽的墙突然倒下来了,挨着墙的3张床被砸坏。当时,万伯翱幸好是睡在屋子的另一侧,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他在家信中向父亲汇报了这个事情。万里再次回信给儿子鼓励道:“房子塌了,你还顶住了,没有动摇,这很好……” 万伯翱说:“差点砸死我了,这还好呢。”
1964年,万伯翱第一次得到父母的允许可以回家探亲。临行前,他买了一大堆苹果、蜂蜜,还去农场酒厂专门买了两瓶好酒带回家孝敬父母。品尝着儿子用辛勤汗水换来的这些劳动果实,万里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地一边了解农业的情况、农民的收入情况、一边问农民对政策的态度及农村干部的情况……万伯翱就一五一十地讲给父亲听。
在万伯翱的记忆里,农场劳动着实非常劳累,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
从刚到农场时见到一条蛇就吓得跑出老远的他,久而久之发展到一个人能在夜间值班巡逻。
夜间值班巡逻,就是晚上看护果园,绕3000亩果园转一圈,刚好到第二天天亮。虽说只是在果园周边行行走走,但白天干一天农活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晚上还要巡逻,最可怕的是第二天还要与大家一样劳动。尽管如此,每当给父母亲写信时,他还是哀泪笑洒,用一种自豪的口吻说:“爸爸、妈妈,你们知道什么叫‘连轴转’吗?我们现在夜以继日地劳动就叫‘连轴转’。”
对万伯翱来说,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烈日高悬,黄泛区的气温通常高达38度,职工们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草帽,脸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肤上还要涂上一层能防“1059”农药侵袭的肥皂水,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承载一吨多重药箱的拖拉机作业。往往是装载药罐子的拖拉机开到哪里,手持的喷杆就要射到哪里,喷药时还不能只握竹竿一个角度向上,还要在紧握竹竿的情况下,变换角度将药液喷到果树叶子的正反面。拼命干8小时后,全身就像瘫痪一样,累得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只想躺在地上呼呼地睡上一觉。那种难以忍受的闷热,人和机器比赛的高强度劳动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过来了,每年要打10多遍药,几乎每次他都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休息时,他照样和伙伴们一样往草地上一躺,看不出一点高干子弟的样子。冬天给果树剪枝也是苦活,天刚蒙蒙亮时就要下地,尽管劳动强度如此之大,但他每次总是直面困难,从未因故请过假、旷过工。他在劳动日记中写道:“北风吹,大雪飘,园艺工人爬树梢,手冻紫,脚冻僵,树枝子划破我脸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