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本土发展
时间：2021-06-09 12:00: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社会政策研究在中国起步很晚，但发展很快。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政策研究可以为我们寻找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途径提供理论导引和选择。在我们推进对于社会政策实践问题的研究时，理论建设不可或缺。本文从学科的规范体系、制度环境和学科制度建设这三方面入手，就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建设及其发展环境进行探讨。
关 键 词 社会政策 学科规范 福利理论 社会行政
作者 林卡,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南京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考察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三个维度
在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领域，中国学者的起步很晚。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有以“社会政策”为书名的译著出版，但其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这不仅有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经济形态的问题。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得益于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而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不长，因而对问题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社会统筹和城市低保为特征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这为社会政策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随着研究的发展，如何深化社会政策理论研究并使它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就成为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够把学科发展仅仅看成是社会组织、期刊和会议统计资料的汇总，而要关注学科范式的形成和发展。正如库恩指出的，一门学科的建立就在于其学科“范式”的形成［1］，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由此，一门学科的成熟不仅仅取决于有多少组织的介入和多少资金的投入，更在于其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因为资金投入和政府的政策关注点会随着具体情况而变化，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则是确保该学科持续发展的前提。
因而要考察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学科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在此，范式是指学科共识，即在这一学科领域中研究者所具有的共同的规范、理论前提和基本观念。第二，学科发展也与该学科所反映的对象的状况相关。我们要研究这门学科的生存环境和它所面临的问题，以便理解该学科发展的现实动力。第三，学科发展也需要有组织因素的推进。
从“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成立到现在，这一学科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2］在早期阶段，有关贫困的研究、生活方式的研究和公共政策的研究推进了福利经济学向社会行政学的转化。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批社会政策学者，开始致力于该学科的理论化和学科化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促成了该学科学科规范的确立，并实现了社会行政向社会政策学科的转型。今天，我们要追溯社会政策这门学科的早期渊源，仍要回到社会行政学。在费边主义传统的影响下，社会行政这一学科的发展带有很强的改良主义色彩，力图建立理性化的政府和有效的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行政学讨论的课题已经由地方的社会管理和公共行政的讨论扩展到养老、儿童照顾、社区发展、教育和卫生状况等公共服务问题。社会行政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导向，并以增进人们的福利状况为目的。第二，它注重政府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关注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第三，社会行政学的理念与“社会工程”理论和社会改良的理念相接近，因而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的范式。
社会行政学的这些特征使社会政策学科形成了以“进步主义为目标，以改良主义为理念，以国家政策制定为手段，以阶级调和为导向”的基本特征。这些要素以后逐渐成为社会政策这门学科中的基本成分，并奠定了规范基础。
同时，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也有赖于在有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民主和政策制定的相关性、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的联系、家庭结构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地方行政与个人福利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些研究，研究者形成了一些相应的学科共识和研究规范，从而使社会政策逐渐演化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当然，在长期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社会政策研究在各个历史阶段也出现了不同的主流思潮。这些思潮包括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工业化的逻辑”理论，70年代盛行的Titmuss的三个福利模式理论，80年代盛行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自由主义社会政策思潮，90年代的福利国家分类学和21世纪的全球化理论。这些思潮的流行扩展了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社会政策研究相关范式的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直接推进了社会政策学科的成长：一是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化、体系化；二是学术共识的形成、标准规范和学术假设的确立；三是理论思想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笔者在此并无意于描述社会政策这门学科的发展进程，而旨在研究这门学科到底是如何成长的。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发展可以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所推动。从内部因素着眼，我们应研究造成该学科的内容和范式发展的动力；从外部因素来说，我们应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环境及其造成的影响。同样，学科发展也可以从内容和外部形式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内容涉及到学科的规范和范式，外部表现形式则反映为学科的组织和制度建设（例如学会的建立、研究论文的发表等）。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进而研究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三个维度：一是形成学科范式的推动力；二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制度环境；三是学科建设的组织因素。如下，笔者将借鉴国际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经验逐一谈开。
国际社会政策学科范式
形成的动力及其启示
在对于社会政策学科范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的考察中，我们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学术传统和创新；二是各国的学术交流；三是国际组织对于社会政策研究的引导。
首先，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进程。学术创新的动力源于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新背景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拥有的新手段。比如，在有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中，现实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问题领域”，而人们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理论前提（例如公民权观念）以及研究成果会逐渐沉淀下来，成为这门学科的观念基础。当然，实践的需求并不会简单地转化成理论成果，理论会以各种方式来回答实践的问题。因而，学科的发展势必具有相对于实践发展的自主性。事实上，学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家（或学术大家）的出现。
在社会政策这一领域，贝弗里奇、马歇尔和蒂特姆斯这些福利理论家的出现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们所倡导的“国家福利”、公民权和制度型的福利国家模式已成为该学科的核心规范，并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导向和基本理论假设。随后，Esping-Anderson的福利国家类型说也为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观念。然而，学科发展不仅仅是由个别思想大家所能做到的，它必须要形成团队、流派，并影响该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使他们接受并运用其理论。像Esping-Anderson的福利国家分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由许多社会政策理论研究者所推动的。在此，学术团队就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学科发展中流派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学术创新还必须在一定的学术规范体系中进行。例如对于社会保障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从而提出十分不同的观点，但这些新思想新发现只有通过使用规范的学术语言才能进行表达并导致学术发展。
其次，学术发展也是通过讨论和交流来实现的。由于各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各不相同，各国学者提出的社会政策主张和对于社会政策分析的方法就各不相同，这样，各国的学术交流就成为社会政策创新的思想来源之一。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也会使一些理念在一些国家能够被顺利接受，在另一些国家则遭到反对；因而只有通过相互交流和讨论，人们才能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形成共识。因此，要推进一门学科的发展，就必须要形成一个讨论平台并逐渐形成学科共识。从国际社会政策的发展史看，各国社会政策的理论发展正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在欧洲福利国家中，英国和德国的经验为他国的社会政策实践提供了借鉴。以后，对于北欧模式的研究则导致了Korpi的权利资源理论和Esping-Andersen的福利国家类型学。［3］显然，通过交流和讨论，各国学者可以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贡献出他们各自的经验；但同时，如果缺乏这种对话，就很难开拓学科发展领域。例如，在西欧与前苏联东欧的福利研究学者之间，由于缺乏学术对话，其研究成果大多是“不可通约的”。这就阻碍了这一学科在国际层面上的统合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