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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上海报刊出版的生发与嬗变

    时间:2021-06-05 04:0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繁荣发达的文化出版市场打造了上海自由、开放、多元、创新的现代都市文化环境,近代上海报刊由偏重商业资讯到注重政治时事,再到关注日常生活,姿态不断放低,内容不断变化,越来越接地气。从现代报业的历史源流到早期上海报业的萌芽,再到近代上海报业的嬗变及其背后的出版业,文章通过分析指出,对于近代上海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逐渐融合,承载着西方自由观念和开放意识的报刊功不可没。
      【关 键 词】上海报刊出版;上海报业;出版;嬗变
      【作者单位】李洪华,南昌大学中文系;李鸿,南昌大学中文系。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一、现代报业的历史源流
      我国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唐朝的邸报,主要用于传递和发布朝廷的政令法规、皇室的起居言行、官员的任免赏罚、臣僚的奏章表疏等,几乎没有刊登现代意义上的公开的新闻言论。可以说,明代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严禁民间报刊出版的。直到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才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朝廷的监督下,报房可以翻印一些从内阁有关部门转抄的邸报中的内容,但不能涉及民情。因这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所以通称为京报,订阅京报的读者主要是官吏、豪绅和巨商[1]。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在“西风东渐”中诞生的。初期的报刊大多由外国传教士创办,主要刊载宗教事务,同时介绍一些新闻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带有一些文化殖民的特征。如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由英国布道会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中国第一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表面上称“考察世俗人道”,实则主要用来宣传基督教,由专人带往广州,连同其他宗教书籍一起免费赠送给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2]。开埠以后,“上海因为得著机械的帮助、环境的优越、人才的集中,俄而成为全国新闻纸的中心地了”[3]。姚公鹤分析,这种环境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办报历史早,为全国先导;二是水路交汇,传达消息灵便;三是商业中心,为全国视线所集;而最重要的则是“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由此可见,“上海报纸发达之原因,已全出外人之赐”,“然则吾人而苟以上海报纸自豪于全国者,其亦可愧甚矣”[4]。姚公鹤在分析上海报业发达原因时对租界既爱且恨的复杂心态表达了一代报人的痛苦和无奈。
      二、早期上海报业的发展
      早期上海报刊的创办主要以商业目的为主,意在报道市场消息。由英国人亨利·奚安门创办的上海第一份报纸,一开始取名为《航务商业日报》(1856年创刊,1864年改名为《字林西报》,1951年停刊)。《航务商业日报》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表示“我们的热情的努力,将唤起一种对于广大的商业和亲切的国际政治关系之安适”。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年创刊,1872年停刊)在发刊词中也宣称一切“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货船往来,无所不载”[5]。由于这些报刊更多关注的是商业信息,长年订阅者“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洋行有关系之各商店为多”。而它们“所载多不切用之文字”,“亦实多琐碎支离之记事”,因而发行艰难,不被时人接受,以至于“每日出报,外埠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定阅各家者外,其有剩余之报,则挨门分送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4]。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局的变动,报刊的政治因素逐渐加强,社会性和时效性很强的政治资讯给报纸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上海新报》创刊时适逢太平军和清军在江浙和上海一带交战激烈时期,那时避难于上海租界的江浙殷富人家十分关心乡情战事,及时刊载这些消息的《上海新报》就逐渐为时人所关注了。《申报》(1872年創刊,1949年停刊)的崛起也与时政有关。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申报》创办人美查雇俄人到法营探报。次年,法舰入侵宁波,美查又遣人前往观战,“这是我国报纸有军事通信员的开始”。《申报》凭借这些准确详细的军事消息,打败了《字林沪报》。“此役告终,《申报》的声誉愈大”[3] 。此外,早期《申报》还因追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案,刊载为康有为、梁启超翻案的文章,以及“不惜资本,函请北京及各省市机关人担任重要访稿”,而使“阅者为之耳目一新,大受欢迎”[6]。当然《申报》之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商业报纸,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最初的办报理念和历任经营者美查、席裕福、史量才等的开拓创新。《申报》在创刊之始,便确定了以普通市民为读者对象的定位和“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的办报方针[7]。史量才接手《申报》时,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史氏大胆地整顿编务,革新版面,聘请新人,大量刊载政论性和文艺性内容以吸引读者。“这时的《申报》确有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之势,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俨然成为报界的领袖”[6]。
      三、近代上海报业的嬗变
      近代上海报刊由偏重商业资讯到注重政治时事,再到关注日常生活,姿态不断放低,内容不断变化,越来越接地气。随着上海报业市场的繁荣和副刊、小报、画报发展声势日益壮大,报刊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正所谓“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一编在手,万虑都忘”[8]。
      近代上海报刊除了面面俱到的综合类报刊,大多数按其所载内容可以分为经济类、政治类、文艺类、娱乐生活类报刊。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大多数报刊(专业性除外)是按读者市场的需求而不断调整变化的,毕竟报刊的发行者在关注社会效应的同时还要赚钱。注重经济新闻的报刊除早期的《字林西报》《上海新报》外,最有代表性的是后起的《新闻报》。《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提出“轻政重商”的口号,特辟“经济新闻版”,注重国外及本埠经济新闻,争取商人和小市民阶层的读者。《新闻报》的“轻政重商”策略和后来其副刊《快活林》的开辟都大获成功,这使它当时的销量超过《申报》,居上海报界之首。当时,在政治类报刊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强学报》《时务报》《苏报》《民国日报》《民权报》《新青年》等。尤其是《苏报》和《新青年》,前者因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革命军序》而引发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后者因宣传新文化而成为吹响时代号角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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