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信任研究的缘起与内涵

时间：2021-06-02 16:0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全球社会风险的加大和政治行为者的个体化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全球情境。中国在双重转型过程中加剧的社会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中国情境。与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这三种政党模式相对应的政党信任类型分别是庇护型信任、动员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当前中国政党信任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即传统的动员型政党信任已经逐渐瓦解，而新型的契约型政党信任并未完全生成。
　　关键词：政党信任；庇护型信任；动员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党内信任；党际信任；党群信任
　　中图分类号：D089；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lO)03－0061－06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四个“着眼于”，其中第四个是“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表述的核心是政党信任问题，即如何保持民众对执政党的政党信任。政治信任是政治学的一个规范概念，但政党信任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进行论述和阐释，这一点已经通过对EB-SCO、JSTOR、SAGE等国外数据库和中国期刊网等国内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得到证实。因此，本文试就政党信任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一、政党信任：可能与必要
　　
　　人性恶是西方政治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假设。作为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一些当代学者仍然对政治与信任结合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譬如，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塞尔·哈丁(RusseH Hardin)认为，在日益复杂且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很难掌握关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必要知识和信息，因此信任政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哈丁还暗示说，对政治制度信任的下降不是一个问题，反而它可能是公民对于信任条件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的一个标志。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跳出人性恶的假设来更多强调政治与信任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譬如，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认为，在西方和后共产主义的东方都出现了对制度的信任不足，而这种信任不足是民主政治中很严重的问题。今天在许多国家，由于社会系统中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加，而国家变得愈加软弱，所以许多公共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赖公民间的信任和自发合作。
　　西方早期的政党研究或评述都对政党的道德性表示质疑，认为政党是不能被信任的。譬如，第一位论及政党政治的英国政治家和作家博林布鲁克(Lord Bolingbroke)在1738年就表述，“政党是政治之邪恶，而宗派则为所有政党中最恶者”。美国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告别演说时也“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你们警惕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同样表达了对政党的反感，“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然而，这种认为政党不能被信任的倾向并非一以贯之的。19世纪末以来，更多的西方学者对政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利斯(James Bryce)在1888年出版的《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Commonwealth)一书中对政党评价说，“政党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个自由国家可以没有政党。没有人可以证明代议制政府可以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工作。政党可以从社会混乱中构建秩序给选民。”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奈德(E.E.Schattsehneider)在1942年《政党政府》(Party Gov-ernment)一书中表述到，“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nori)也认为，政党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中枢结构”。美国学者克林顿·罗斯特(Clinton Rossit-er)表述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没有政治就没有民主，没有政党就没有政治”。这些对政党正面评价暗含了政党可以被信任的内涵。
　　进一步讲，信任甚至是政党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理由如下：第一，信任的嵌入结构有利于政党集体行动的实现。政党需要其党员和社会追随者的集体行动，而信任可以成为政党动员的有力工具。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嵌入理论”，如果进行集体行动的政党党员和群众嵌入在充满信任的人际关系和网络中，他们互相破坏和互相欺诈的行为就很少会发生，这就会有利于集体目标的实现。第二，信任的交易模式有利于政党交易成本的降低。为达成集体行动的目标，在党员之间、政党之间、政党与支持民众之间都会有一些利益的交换。政党交易成本就是为防止政党交易中的欺诈和破坏以及处理争端所付的成本，这其中还包括必要的制度监督费用。尤其当交易时间长、交易内容复杂、交易商品特殊时，政党交易的成本就会很高。而政党中存在的信任关系可能使这种长期、复杂而特殊的交易变得便捷和容易。第三，信任的联结网络有利于增加政党的社会资本。信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信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会产生外部性，即“溢出效应”，使用的人越多，具有的网络效应越大。而且，信任是长期博弈的结果。所以，拥有持续和高效度信任的政党结构意味着政党组织与其党员和群众之间拥有较高的交往频率和广度，这样的网络效应会使得政党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逐步增长和放大。总之，政党与信任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政党信任”应该成为一个在政党政治研究中被讨论的规范概念。
　　
　　二、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情境
　　
　　既然政党信任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规范概念，那么，这一概念为什么在当下会成为一个被讨论的问题呢?换言之，政党信任概念被讨论的背景和情境是什么?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背景是政党信任问题在全球和国内情境中的出现和凸显。
　　全球社会风险的加大和政治行为者的个体化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全球情境。奥弗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现代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分化又更加互相依赖。一方面，复杂社会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多元化、流动性和更多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扩大了个人的易受伤害性。与奥弗观点相近，对整个社会科学影响更大的理论是德国当代思想家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一方面，社会生活充满着人类自己制造和扩展的新威胁和新风险；现代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技术系统日趋复杂，使人们理性的边界越来越小；现代社会的匿名化和非人格化，使得人們很难影响和监督服务提供者的行动。总之，人类行为对未来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使人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更为突出，因此，“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条件下，信任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中心问题。”另一方面，如贝克所言，“反思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消解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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