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的法治化研究
时间：2021-06-02 12:02: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的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代中国，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推进执政党、参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互动关系的法治化，是实现国家一切工作法治化的核心命题，事关有效增进执政党、参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正能量集聚和交换，有利于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和廉洁政治建设，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有利于巩固各参政党的参政地位，有利于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一、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
互动关系法治化的主要价值
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法治化，是指对执政党、参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相互关系进行依法规范、依法调节的过程和结果。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建设和协调运转，依法执政；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依法参政；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对政党及其活动进行立法规范、依法管理、司法监督、法定问责。
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法治化，是正确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切实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目标。法治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统一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建设目标。执政党对国家政权建设和运作的领导、参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参加和对国务政务的参与，不是执政党、参政党的一党私事，不是单纯的党内事务，无论就过程还是结果而言，都是介于党务、国务、政务之间，是兼具党务、国务、政务性质的公事。因此，国家有必要对此进一步加强立法规范。
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法治化，是执政党依法执政、参政党依法参政，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执政党依法执政、参政党依法参政，所以执法主要是国家宪法和国家的全部法律。同时，执政党执政、参政党参政，最好能够用共产党执政法、参政党参政法来加以规范，这是避免执政党执政失误、参政党参政失误的有力保证，是预防和阻止执政权、参政权变质异化甚至腐败的有力保证，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务实选择。
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法治化，是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增强政党和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不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党和人民的关系是非常生动的政治关系，但是，同样是能够用法律加以规范的政治关系。当代中国的一切政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人民的服务者。执政党更是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有参加政党的权利，也有不参加政党的权利；有参加执政党的权利，也有参加参政党的权利。因此，政党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意愿、集成智慧、增进共识、协调利益、促进当家作主的组织。
二、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
互动关系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政权机关协调运转，意味着执政党对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政权机关协调工作具有领导权，这种由执政党行使的领导权不是从天而降的，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是在执政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执政党不但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而且应该通过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带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执政党行使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是一种法定权利、社会责任、政治义务。执政党的领导权不意味着执政党具有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法外特权，不意味着执政党具有凌驾于人民头上的特权，不能因为掌握领导权就改变执政党的工具性质，执政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工具。邓小平同志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1]这种确认不是停留在用观念确认观念上，而是体现在领导体制、执政体制和国家政权体制上，体现政权运作实践中。
执政党的领导权不是无边无际、为所欲为的，是有边界范围和法度制约的。这个边界范围和法度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和执政党的党章都有规定的；二是执政党的党章及其党内法规（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等）；三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要求的社会道德规范。对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既违法、又违背党章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动乱，党和国家都必须有所设防。当代中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权，但是，必须有充分健全的法度预防政党领导权特别是身居领导职务的个人权力的失控。要防止公仆变主人。恩格斯在高度评价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两个可靠的预防办法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2]建议在宪法中充实有关规范共产党领导的条款，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据立法法，适时启动规范党和国家关系的立法程序，制定共产党领导权行使法或共产党执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