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
时间：2021-05-27 20:0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众所周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中国抗日战争局势的重大转变。然而，何以抗日战争会有如此的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又是如何进行的？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必须要客观考察、充分认识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弱日强的初期态势与防御战略的出台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最根本上讲，也是经济、军事实力的对决。日本全面侵华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中日国力、兵力比较的基础上的。
１９３１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战争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使日本摆脱了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随后，日本策动伪“满洲国”的成立，巩固了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大肆掠夺木材、煤、铁等经济资源。１９３５年，日本步步进逼，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逐步攫取了华北北部的控制权，也促使其侵略野心不断膨胀。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与美英德意签署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走上了扩张海军、争霸西太平洋的道路。为实现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已成为欧洲工业与军事强国的德国和意大利，与日本分别签署条约，初步形成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有此联盟，日本也就敢于与美、英对抗。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始，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深陷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困境，美、英、法三国工业产值大幅下跌，失业人数剧增，严重削弱了英、法等国的实力。为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利益，英、法、美对德、意、日的步步进逼政策姑息迁就，以赢得喘息和恢复的时间。
１９３６年的“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方少壮派占据政坛，法西斯政权得以确立并大规模扩展军备。３月，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后，建立起准战时国家体制，大大加快扩军备战的速度。在准战争体制引导下，大量军事订货和巨额利润，刺激了日本经济结构向重工业快速转变。１９３０年，日本工业产值为５９．６３亿日元，１９３７年飞涨至１６３．５６亿日元，重工业比重从１９３０年的３８．２％升到１９３７年的５７．８％，不少重要产品的产量进入世界前列，如船舶居世界第３位，水泥、钢材、生铁、汽车产量分居世界第５、６、７、８位。此时，日本具备了进行现代化战争所必要的经济实力。
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更需要走向世界；但是，当日本一旦走上资本帝国主义之路，就同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必然要对外侵略扩张；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首选途径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占中国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大陆。
与此同时，中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第１０年，一个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
日本轻易鲸吞东北、步步蚕食华北；中国各地的地方势力对南京政府阳奉阴违。为巩固统治，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全力镇压红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国经济虽有一定起色，但与资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南京政府深知对日作战不可避免，也不断调整政策以作好战争准备，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中国的贫弱状况，大大刺激起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军方认定，此时正是通过一场战争快速战胜中国、扩大日本在亚洲霸权的最好时机。他们坚信可以打赢侵华战争的依据便是中日双方对比悬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日战争的危机已经临近，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也力求在经济及军事建设上有所改观。如实行币制改革以统一金融，对全国经济资源进行调查，确定工业建设计划，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有计划地在中西部地区进行钢铁、机器制造、电器制造业的建设和铜、铅、铁、煤、锌、铝等资源的开发。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到１９３７年，中国已有铁路１.３万公里、公路１０.９５万公里。
１９３６年７月，国民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国防决策机构；针对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对全国进行了国防区域、阵地线的划分和兵力部署。同时，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整理陆军、扩建空军、建设海军，对江浙一带重点进行了国防工事的修筑。在全国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拨出６．３４亿元的国防巨款用于抗战准备。
由于贫弱的国力和时间所限，中国的战时准备以战略防守为原则，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战争爆发，也无力在战争初期制止日军的快速进攻。此外，由于德、意在欧洲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传统上又以欧洲为防务中心，无力在远东地区对日本实施有效的制裁。不相信、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执行了一条软弱的外交路线，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
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差距是明显的。毛泽东曾言：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日强中弱，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基本态势，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大片国土的丧失，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然而日本的本土面积、人口、资源，都远远不及中国，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深得人心。这些因素必将会对双方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变化、战争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军方明了此点，战争初期就妄图通过猛烈进攻，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的抵抗，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中国领导人则自然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利用广大国土、丰富资源与亿万民众的反侵略斗志，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拖垮侵略者。
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国抗战是持久战的思想。“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呼吁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７月１５日，朱德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的一切人才、智力、财力和物力以赴之”！遂即，中共中央又把持久抗战的思想写进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４个战区，亦确定了“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的战略构想。
抗战初期，国内“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与台儿庄大捷后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都严重动摇着人们对战争残酷性、持久性和必胜性的认识。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名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清晰地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特点，指出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要取得胜利，必须实行全国军民的总动员，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富于预见性地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敌战略退却、我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应采取的策略详加论述。
毛泽东这部军事理论著作，从思想认识和战略高度上廓清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坚定了抗战军民的自信心。《论持久战》发表后，白崇禧、蒋介石都极其欣赏。白崇禧把持久战略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由国民政府军委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读完《论持久战》的傅作义将军，自觉受益匪浅，要求部下认真阅读、深刻领会。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将领，更是根据实际状况学习和领会持久战略的思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军的残酷作战中节节胜利并不断壮大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