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争议的砥平里之战
时间：2021-05-25 12:01: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3年是朝鲜战争停战七十周年，日前朝、韩、美三国都进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作为参与签订停战协定的中国和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该用什么样的形式纪念这一战争？笔者试图在此展开朝鲜战争中的砥平里战斗，探析战略、战役、战斗层面的经验教训，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砥平里战斗（1951年2月13～15日），是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初期，我志愿军部队在朝鲜战场东线，对京畿道杨平郡砥平里进行的一次对坚固野战阵地进攻的战斗。是役，我军以8个团（不足6000人）的兵力围攻美军1个团战斗队（合1个步兵团、1个炮兵营、1个坦克连）及法军1个营，共约6000余人。敌我兵力大致相当，血战两天两夜，我方伤亡是敌两倍多。我方伤亡数字至今仍争论不下，有说5000余人、3200余人、2400余人等，但据当时主攻部队第119师师长徐国夫经作战科统计，本师为900余人，其中阵亡300余人（《大漠风声疾》，白山出版社1998年版），再加上助攻方向兵力较少，一般不超过主攻方向的伤亡，合计伤亡1800人以下应较为可信。美、法军伤亡800多（美自称350多人），双方歧见不大。砥平里在双方战略布局和战役布势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战术要点，双方志在必得，殊死搏斗，战况激烈，是志愿军在较大规模作战中第一次对美军进攻失利，也是朝鲜战争中战场形势的一个转折点。
“硬着头皮打”的战斗
朝鲜战争自始至末，战场形势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在纵长的半岛上，双方大踏步地进退，形成三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美军仁川登陆，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上，攻至中朝边境；第二个转折点是我军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秘密入朝后，经第一次战役短促突击后大举反击，接着发动第三次战役，将联合国军打至“三七线”附近；第四次战役实际上由联合国军发起，志愿军以攻对攻，砥平里战斗为第三个攻防转折点，直接导致了我第四次战役的失利。最后经过第五次战役，双方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争又回到原点。
从战略上看，砥平里之战标志着志愿军战略进攻大规模、大踏步、大纵深运动战的结束，以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相持阶段来临。从战役上看，砥平里战斗失利打破了彭德怀稳定战局的希望，东线未能达到破坏敌军战役布势的目的，西线阻击也就失去了意义，我军丢失汉城，全线撤过汉江。从战术上看，美军发现了志愿军火力薄弱、对坚固据点攻坚能力不强、协同不严密、持续作战能力差等弱点。此战后，整建制的美军部（分）队一旦被志愿军包围，不再急忙突围，或在撤退途中被我大量杀伤；而是依托有利地形，必要时以坦克和卡车建立环形防御，依靠猛烈火力和空中支援与我硬抗，造成我重大伤亡，进攻难以为继。
1950年12月26日，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临危受命，飞抵韩国，接替沃克（已阵亡）出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并得到麦克阿瑟授权，统一指挥另一主力——美第10军，实际上是驻朝联合国军总指挥。他上任伊始，即着手了解参战中朝军队实力，总结联合国军失败教训。李奇微认为，志愿军的战斗精神和士气“无与伦比”，战术“勇猛灵活”、“无法抗拒”，指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联合国军”最害怕与志愿军近战夜战，害怕被志愿军迂回包围穿插。同时，李奇微也发现中朝军队由于没有制空权，缺乏空中掩护；没有机械化、摩托化装备，火力弱，突击力和机动力差；随着战线前移，后方运输线越拉越长，缺乏运输工具，后勤补给极其困难。因此志愿军战役进攻受到很大限制，只有能力发动“月圆攻势”（每月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礼拜攻势”（每次战役持续一个星期）。李奇微由此认为“联合国军的出路只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对付志愿军的办法：当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时，即以强大的反击力量投入前沿，向弹尽粮绝并准备转入休整的志愿军发动猛烈反击，不让志愿军有喘息之机。据此，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一周后，李奇微发起了“猎犬行动”，在水原至利川间的两军对峙线上，派出少数力量向北进行侦察性进攻。侦察虽没有完全弄清中朝军队具体战线和意图，但探明了中朝军队没有发动新的战役的能力和意图。10天后，李奇微下令发起战略性进攻战役“霹雳作战”，集中地面和空中力量共约23万余人，要求“向北进攻，直至碰到敌人的主抵抗线为止”，并采用“磁性战术”（即与我军粘着，当我军进攻，其主力主动撤退30千米，正好是我军夜间徒步行军距离，不被我军迂回包围；尔后依靠强大空、坦、炮火力，大量杀伤我临时驻止兵力；以此反复，直至消耗我军至力疲弹绝），由西至东逐步发起反攻，联合国军开始全线北进。
此时，志愿军一线部队经3次战役后，兵力严重减员（一个团只有600～700人），官兵疲劳，后勤供应跟不上，而原准备在下个战役使用的第二批入朝作战的第3、19兵团还没有赶到，准备为一线补充的4万战斗骨干和8万新兵也没有到达。在兵力数量上敌我几乎相等，在装备质量上却存在很大差距。更危险的是，根据以往经验，联合国军此时应不会发起进攻，因而志愿军应战思想准备不足，一些部队作战位置也不利。此正是志愿军最不愿意作战，也是最不利于作战之时。
1951年1月25日，彭德怀收到美军即将发起反攻的情报。27日，彭德怀要求部队“停止休整，准备作战”。并电示毛泽东，大意是美军开始反攻，企图攻占汉城，推进至汉江南岸，我军弹粮全无补充，请求北撤15～30千米，必要时放弃汉城、仁川。但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不但不同意部队后撤，而且指示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目标是“三六线”上的大田和安东，在“三六线”附近休整。彭德怀心里很清楚，目前部队根本无力打到“三六线”，要在那里休整部队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如果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连已经占有的“三七线”能否保住都是问题。撤退，是军事的必要，但政治上不允许；进攻，在军事上不现实，但在政治上需要。军事服从于政治，彭德怀不得不接受指示，第四次战役只能硬着头皮打。但彭仍提醒毛：“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战役是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彭德怀的总体意图是“西顶东放”，阻美打韩。西线以中朝现有的3个军（军团）阻敌于汉江南岸，而东线则放敌人进来，然后以6个军（军团）分割歼灭之。“如果反击得手，可制止敌人的进攻。如反击不顺利，敌人将继续前进，我则准备退至三八线以北地区”。（《杜平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可以说，这一部署并非按毛泽东的要求向“三六线”进攻，而是企图通过阻击和局部的运动防御，迫使敌人停止进攻的权宜之计，也是一个可行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