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密码脑袋”
时间：2021-05-24 20:00: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长征期间，红军经常被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却从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由于红军长征中密码电台侦听破译工作的巨大贡献。红军破译的这些国民党军密电，对于及时掌握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意图、兵力部署及动态行踪，帮助红军制定正确的行动策略，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时任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高瞻远瞩，提前培训无线电工作人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尽管红军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条件很差，但谍报技术水平却并不逊色。红军之所以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共中央对无线电工作的远见卓识。早在1929年，周恩来就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已处于先进水平。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工作原则。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智取了国民党核心部门的一些无线电密码本，从而译出许多重要情报，掌握了国民党内部无线电密码的编码规律。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密码情报，又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1931年1月10日，中央红军的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在宁都县小布成立，王铮任队长。当时只有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军从国民党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红军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又缴获了敌人9部电台。1931年6月，在建宁成立了红军无线电通讯总队，王铮任总队长。
长征之前，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红军情报组织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洞若观火，连连挫败国民党军的进剿。据王铮回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在瑞金叶坪洋溪村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千方百计修理好缴获到的坏电台，自己装配了若干部电台。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红军各军团和几个主力师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基本上都配备有无线电台。”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部署和调动情况。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对红军密码电报破译工作做出过贡献的有：军委二局的曾希圣、钱壮飞，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蔡威等人。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危急关头，
多次破译密电助突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央红军重振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月24日，中央红军攻克土城之后，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8个旅对红军实行合围。红军集中主力，力图歼灭从南面尾随跟进的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四旅。川军是有名的“双枪（步枪和烟枪）军”。本来朱德和刘伯承对川军的作战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实际作战中，由于川军有强烈的护乡意识，又惯于山地作战，再加上新装备的捷克造小迫击炮在山地作战中极有杀伤力，其战斗力大大出乎总部首长的预料。1月28日5时，红三、五军团，红一军团的一部和军委干部团分南北两路向青岗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惨烈，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此时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又增派两个旅火速赶来增援。情况万分危急，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并当即破译密电，发现：红军周围布满了国民党军，其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隙中撤出，迅速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此次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战役中，军委二局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中央红军的胜利突围，贡献极大。
继土城战役之后的是桐遵之战，红军再次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国民党军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赴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这一重要情报，很快被重庆地下党获取，及时传给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