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美国的强制外交
时间：2021-05-23 00:01: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
外交形态研究历来是外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以来，外交形态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外交形态仍然存在，不过，新的外交形态也层出不穷，外交学研究需要在新的条件下给予新旧外交形态研究以更多的重视。
200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了“外交类型研究”重大课题，延请校内外学者参与该课题，希望藉此推动国内学界对“外交类型”的研究。本期专题的三篇文章以及下一期的四篇文章既是该研究的部分成果，也是与国内同行进行交流研究的一种尝试。 这7篇文章只是该项研究的一个开端，旨在引起学术界对该主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讨论。
摘要 强制外交与威慑一样，主要依靠武力的潜在运用或者说主要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以达成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强制外交是冷战结束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该术语也是当前西方国际关系和战略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重要术语之一。本文在剖析西方强制外交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冷战后美国所实施的两个典型的强制外交案例，着力阐释当代美国强制外交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扼要进行一些评析。
关键词 强制外交 外交 美国 武力 危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12-20
在二战后形成的两极体系中，美国对外主要是实施威慑战略，旨在慑止苏联对其本土及盟国可能发动的攻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不再担心其军事行动会遭到前苏联那种全球性强国的反击，也不再担心由此而来的核大战风险。另一方面，曾被东西方对抗所掩盖了的民族矛盾、宗教问题等日益激化，内乱和地区性冲突不断发生。因此，美国凭借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独自或者与其它盟国一道频频运用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迫使一些国家改变其现有政策行为，以达成一定政治目的。正由于强制外交已成为当前美国一个主要的对外政策工具，因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对强制外交的研究日趋活跃。[1] 尽管如此，相对于威慑研究而言，强制外交研究尚不够深入。用彼得•雅各布森（Peter Viggo Jakobsen）的话说，“我们对于强制外交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欠缺的。”[2]。而在中国，学者们很少使用强制外交概念，通常都将其笼统地归入威慑的范畴，国内学术界对强制外交的专题研究还十分欠缺。显然，对冷战后美国的强制外交展开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强制外交的现象和本质，正确把握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特征和走向。
一、强制外交的基本概念以及影响强制外交结果的相关因素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是西方研究强制外交最具权威性的学者。在他看来，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所创造的“威逼”（compellence）一词相类似，强制外交是指使用威胁和/或有限武力，来说服对手停止和/或扭转已采取的某个行动。[3] 强制外交虽然突出了强制的一面，但毕竟仍是一种外交手段，不同于纯粹的强制或武力。它试图说服对手停止侵犯行为，而不是重击对手，令其止步。与粗鲁地使用武力击退对手不同，强制外交注重使用威胁：若对手不服从要求，就进行惩罚。如果必须在强制外交中使用武力，那么它是以一种惩戒性或象征性地实施有限军事行动的方式，以帮助说服对手放弃现行做法。换言之，也就是使用刚好足够的武力，来表明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以及展示必要时将使用更多武力的可信性。在强制外交中，己方在使用武力之前，或在武力使用升级之前，给对手提供一个止步或退却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应该密切协调威胁以及起初的有限动武同与对手的沟通。与威慑战略相比，强制外交战略更强调信号传递、讨价还价和谈判等。[4]
强制外交离不开强制。如果一国在外交过程中没有作出威胁和/或惩罚，即并未运用强制手段，就不能称之为强制外交。另一方面，如果敌手并不是至少部分地由于它国的威胁和或惩罚，才服从对其所提的要求，那么强制就未能产生作用，或者强制就未发生过。[5] 因此，很难说这是真正的强制外交获得了成功。还需指出的是，尽管强制外交不可缺少“大棒”，可以不要“胡萝卜”，但是在强制外交实践中，“胡萝卜-大棒”战略常常比单独以强制为基础的战略更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因为通过将诱导与威胁相结合，很可能会加强对敌手的说服力。特别是对于解决未达到战争程度的冲突而言，将最初的坚定立场与随后的妥协意愿相结合的那种讨价还价战略是最为成功的。[6]
强制外交为强制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危机中无需付出多少代价、不流血或者少流血却实现了既定目标。同时，通过强制外交解决危机，相对于战争而言，对未来双边关系的损害也较小。因此，强制外交对决策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可是，强制外交也有其局限性。正由于它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廉价地达到目标的效用，有时也许会诱使军事强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够不用冒什么风险，就可恫吓弱国服从其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军事弱国可能由于所涉及到的利益至关重要，反强制的动机非常强烈，拒绝服从，那么军事强国就必须决定：要么退却，要么将危机升级为军事对抗。[7]
影响强制外交结果的相关因素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由于强制外交是通过影响对手的战略判断、左右其战略决策而奏效，因此强制外交能否成功说到底取决于强制方与被强制方之间的博弈，是双方权力与意志的较量。亚历山大•乔治、彼得•雅各布森、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斯蒂芬•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加里•肖布（Gary Schaub）等人，都对影响强制外交结果的因素作了探讨。[8] 这些学者的研究各自具有独到的见解，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他们常将“强制方威胁使用和实际使用武力的意愿”、“强制方兑现威胁的意志”、“强制方实际使用武力的决心”、“双方决心的对比”、“动机的强度”、“动机的不对称”等作为影响强制外交成败的重要因素。然而，意愿（willingness）、意志（will）、决心（resolve/determination）、动机（motivation）等都是“比较含糊的大概念（umbrella concept）”，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从经验方面进行衡量。对它们进行评估，往往必须将其分解为若干小的变量或者说若干最基本的要素。此外，他们用以解释强制外交成败的那些因素，或者数量过多，或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
在综观西方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强制外交的成败确实牵涉到诸多复杂因素。然而，如果主要着眼于强制方进行分析，那么影响冷战后美国强制外交结果的因素则包括四个最基本的方面：冲突利益的大小（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强制外交中，冲突利益的大小是美国决策者重要的考虑因素）、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由于美国无疑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仅仅对双方军事实力进行对比是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美军在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中能否以较小的代价迅速击败对手或剥夺其目标）、国内外对动武的支持情况（国内外的支持情况，常常影响美国决策者动武意愿的强弱）、是否向对方作出一定的让步（或者说美国是否给予旨在诱使服从的“胡萝卜”，这涉及到能否削弱对手抵制要求的动机）。前三个因素直接关系到武力强制的可信度和力度，而最后一个因素则直接关系到被强制方服从要求的难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