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与东北亚安全形势

时间：2021-05-23 00:00: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日本认为当前东北亚安全问题更加严重化，并以强化日美同盟为主要手段来实施东北亚安全战略，具体路径包括不断调整自身体制、扩展日美安全合作领域、积极落实日美间的“盾”和“矛”的战略分工及以日美同盟为后盾对抗区域内国家等。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更多以自身安全和利益为出发点，并带有推动自身“军事转型”的意图，缺乏对地区安全建设的关怀。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阻碍了东北亚的安全合作，不利于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和安全形势的稳定，从长远看还有可能改变东北亚的安全结构，需要我们深入分析与研判。
　　【关键词】日美同盟积极和平主义东北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06
　　对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既是维护日本其自身安全的基石，也是其实现东北亚安全战略最为依赖的手段。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一方面是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的需要，通过调整自身以对日美同盟作出贡献，帮助“相对衰弱”的美国承担一部分责任，以此换取美国能在东北亚继续保持威慑力量，使日美同盟继续发挥威慑作用；另一方面是深刻介入和影响东北亚安全问题，并影响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政策，进而实现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同时，日本还可以“借船出海”，借着日美同盟的调整来改变战后一直以来的“专守防卫”政策，改变“安全依附者”日本的“不正常”的军事功能，实现其自身的“军事大国”转型。总的看，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和运用既有策略性考量也有战略性考量，对东北亚安全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分析。

日本东北亚安全认知及对日美同盟依赖

　　当前，日本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总体判断是安全问题更加严重化，认为国际力量均衡的变化给国际政治力学带来巨大影响，“从日本海到东海、南海，地区形势逐渐紧张，围绕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1]，强调围绕领土及权益等所谓“灰色地带事态”增加并呈长期化趋势，以及周边国家强化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及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倾向显著等。[2]日本认为东北亚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朝鲜在核武及弹道导弹开发上不断取得进展已成为重大且紧迫的威胁，其不再是“观念”上的危机，而是切实的新阶段的威胁，主张通过一切手段将对朝压力提升至最高；[3]二是中国急速地强化军事力量且军费不“透明”，在东海、南海等海空域的活动急速扩大、频度增加，认为中国海军多次穿越冲绳列岛进入太平洋举行演习是中国正在推进确保对西太平洋大半海域控制权的战略，判断中国可能在2020年前后拥有在“第二岛链”内侧击溃美军的“反介入能力”；三是俄罗斯依然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同时军事活动愈发频繁，呈现其活动领域扩大的趋势，日本担心俄罗斯在日俄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建设及俄战机对日本频繁的绕圈飞行；四是领土争端问题尚未解决。
　　日本重视东北亚安全环境，强调要加以积极应对。但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实施东北亚安全政策上具有能力不足的弊端。战后，日本经历了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指导下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走“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一度把精力置于国内经济发展，并将自身的安全交与美国保护。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刻意淡出安全领域，并对前者形成“安全依赖”。同时，战后和平宪法还规定日本不以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现实军事上，日本也不拥有军队等战争力量。尽管日美同盟经历多次调整且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渐次提升，但日本的安全能力仍未发展成“正常”。受制于上述因素，日本依靠自身的安全力量不能在地区充分实现安全战略目标。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政策也因此表现出浓重的对外依赖性，需要更多地借助外力，并以与外部安全合作为主要特征。日本在与外部的合作中也谋求军事功能的渐进“正常化”，试图补齐自身“短板”，并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被“安全依赖者”抛弃的安全风险。从日本方面看，当前其对日美同盟的依赖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日美安保体制”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一直是日本所依赖的安保制度，效果良好，并且在安全机制不充分的东北亚还是现成的可依赖的安全体制。（2）日美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3）日本与地区内的大多数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障碍，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加以平衡。而且，日本也意识到美国在东北亚也有重要的战略利益，认为美国需要利用日本特别是其地理优势。
　　为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应对安全问题，结合自身的安全能力现状，安倍再次执政后不久，其内阁就通过了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明确提出要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来应对日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强调通过灵活运用多种资源，推进综合性措施，多层次地、协调地推进各级别的框架来实现国家安全。整体看，日本的对外安全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其又分为两国间的和多国间的的这两种类型。两国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五个层级：一是防卫首脑层面的高层次交流，包括防卫大臣和各国国防部长的对话与交流，以及防卫副大臣、防卫大臣政务官、防卫事务次官、统合幕僚长、陆海空幕僚长层级的对话与相互访问；二是防卫当局间的定期磋商，包括统合幕僚部、陆海空自卫队等实务部门的局长、审议官层级与关系国相应部门之间的对话；三是部队间的交流，包括人员的交流以及舰艇和飞机之间的相互訪问及联合训练；四是留学生交流，防卫学校接受留学生以及向海外他国军校派遣留学生；五是研究交流，防卫研究所和他国军队研究机构之间的研究交流。多国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安全对话，如东盟地区论坛等多国间安全对话；二是实施共同训练和召开研讨会等。[4]
　　具体看，日本对外的双边安全合作尤以日美间为最深入，多边安全合作尤以日美韩间为最密切。日美间实际的安全合作最多，仅就安全合作框架而言，两国间除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安全条约与协议外，其安保磋商及合作框架已构成三层复合体系：核心层是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部长级磋商机制，又称外交安保“2+2”会议；次层包括“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级磋商”“日美防卫力小委员会”“日美联合委员会”“BMD（弹道导弹）高级运营委员会”“网络安全对话”5个局长级框架；外层包括日美扩大威慑磋商、化学·生物·辐射与核防护工作部会（CBRN）、日美信息保护磋商、关于安全保障的日美宇宙磋商、作用·任务·能力·作业部会5个具体实施政策的审议官级别框架。这种紧密度远超于和任何他国的安全合作（两国间）。在多国间，由于日本和韩国分别是美国的盟国，日本也有意打造日美韩“准安全同盟”，这三国间有日美韩安全会议（DTT）、日美韩次官磋商会议等安全合作，都超过与日美印、日美澳等其他的同类多边安全合作。在实现对外安全战略的路径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方面特别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主张通过加强“伙伴间的互信及合作关系”来消除及减少针对日本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自身“强化威慑力”以及“在纠纷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来改善安全环境。鉴于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功能存在缺陷，日本又巧妙地将后者融入对前者的强化和运用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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