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１１则
时间：2021-04-28 12: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读了《农村版》第四期，感到编辑思想有一个飞跃。这个飞跃表现在：从农民意识升华到公民意识。所谓农民意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没有任何首倡精神，忌要别人来代表自己，表达或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圣君贤相，能跟书记握手就感到幸福，书记听他说话（特别是说真话）就感到满足。依附性就是他们的生存条件。公民意识则是一种独立自主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就是马克思说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未经他们授权，他们就没有服从的义务。“农村版”过去“替”农民说话不少，但农民自身争取权利的意识并不多。所谓国民待遇、政治地位问题，都是公民权利问题。这是人的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是从后边往前看的，看到评李昌平，我就感到已接触到问题的实质。看到第二篇《像个人一样生活》，就感到这是对问题的答案。这不是多么精辟的思想，但从一个打工仔口中说出来（其实是记者替他说出来），就有了不同的意义。这使我想起高尔基《底层》的一个流浪汉说的话：“做一个人多骄傲！”在文学史上，这句话曾被作为人的觉醒的标志。打工者有了这种认识，就不再是为谋生而受苦，而是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而奋斗。记者的提问方式，也使我想起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工人夜校中进行启蒙教育的情景。我觉得“农村版”应更多的进行这种教育（或曰公民教育），他和《南极人喜泪》、《老窑头》等文都属于这一主题。南极人不上访而去打官司，也给解决上访问题提供一条思路。不用再找党政机关批条子、下指示解决问题，就不会把一切矛盾集中到党政机关。这是一个“釜底抽薪”之法，何不一试？
我认为不能在农民的范围内寻求农民问题的解决，农民是一个注定要消亡的阶级，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消亡代价小一点，痛苦少一点，但不能因此就看不到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说农民的痛苦不在于离开土地，而在于离不开土地。他当然不是赞成用“圈地”办法逼农民离开土地，而在于说，如何使农民转化（说得难听点，就是“消灭”），才是农民的出路。是在农民之外来解决农民问题。农民意识则是在农民之内解决农民问题，所有就对市场不抱希望。但，没有市场的力量，农民就休想得到解放。
祝你们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何家栋
农村广播何日再响起来
乡村广播曾风靡一时，成了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今却渐渐销声匿迹。笔者认为，农村广播事业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农民获取脱贫致富信息的有效途径，不能让它就此停下来。可以以村委会为单位建立农村广播播放点，做到有牌子、有设备、有队伍、有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办公经费。同时，农村广播不但要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外界信息的传声筒，而且要根据当地的农事活动适时编播一些农村实用技术、农情动态以及致富典型、好人好事等。
民政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黄开友
失地农民政府培训
近日，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湖南省长沙市国土资源部门组织的“失地农民创业培训班”陆续开课。这种以帮助掌握谋生技能为目的的免费培训班，将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另据笔者了解，象这种情况在全国尚属首次。
三湘都市报记者 王华玉辜松柏
我给“村官”提建议
一、用好村上广播：现在农村各村委会都有广播，但作用不大，每当村干部、党员、村民开会时才放，平时仅放几声高腔。村里常发生民事纠纷，与村干部们平时不向村民宣传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知识不无关系。例如陕西省固县某村村民方某（法盲）修两间楼房，事先承包给本村某瓦匠，当时双方订有“合同“；还在县上办了“公证”；不过包工头没有抓紧时间浪费了人力，结果完工后赔了1200元。按理，依法，方某不负责任，可包工头不依不饶，天天再让方某再付给他1200元，为了息事，方某又付给包工头1200元。如果村干们平时多向村民讲讲“合同法”，那麽这事就不会发生。
二、用好农村“黑板报”。五十年代党的各项政策，好人好事经常在黑板报上出现，那时农村很少发生村民互斗事件。可现在农村知青更多，黑板报却失业了。村干们只抓经济，结果村民法制观念淡化，老人儿不养、邻居为小事互不让的事时有发生。
三、不要冷淡、不理老干部。现在各地农村都有离退休的老干部返乡，欢度晚年。这些老干部受党的培养、教育几十年，又有几十年的实践工作经验和科技知识，在他们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可学。可有些年轻村干认为他们的知识老化了、过时了、不能在学、再用了，从来不与这些老人联系。如果改变认识，经常把他们请进村委会“小议小议”，请他们为本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出谋献策，那作用不可低估。
四、成立“普法讲习班”。农村现在除了两季忙天，人们很劳累外，大多村民外出打工，剩下的是老人、妇女、孩子，而且妇女之中，中年人居多数。这些人文化低，平时无事干，除了孩子上学外，其他人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合伙赌博，甚至说是讲非，惹出纠纷。“普法教育讲习班”可请当地司法工作者讲，也可请本地离退休国家干部讲，就当地发生的各类违法案例，结合法律法规深入浅出讲给村民，农民是会欢迎的。
五、成立“一技之长培训班”。当今社会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很难很快致富，很难外出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如果请“能人”来村讲课，教给农民一技之长，农民会不欢迎吗？
六、要年年月月给自己充电。村干部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该村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成败。笔者从事农村采访多年中发现：不少村干不重视看书、看报，大部分党刊在文柜里，少有人翻阅，大部分报纸随意扔。
七、废除大于国法的“乡规民约”。有些地方 “村规民约”是经过村民代表讨论、众多户主签名通过的，但这不等与全“合理合法”。有些地方规定“出嫁女不能分父母遗产”、“父母死后不重葬，视为不孝”、“作贼者重罚、重打、游村视众”。请村官们记牢：凡是与国法不合，甚至大于国法的“乡规民约”再我们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无效的。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西关张万营村 方海林
做个农民真难
做农民难，难就难在农民要靠艰辛的劳动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农民是中国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性能最差，人口最多，收入最少的群体。
我们家乡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一带，1999年，玉米市场价为0 30—0 38元/斤；2000年，玉米市场价为0 38—0 55元/斤；2001年，玉米市场价为0 42—0 46元/斤。例如：我们乡西南贾村赵春怀，全家5口人，2001年种有3 5亩水地，2 75亩旱地，投入肥料款236元，耕种款174元，浇地款278元。这一年水地收入4000斤玉米，旱地共收了1200斤荞麦。由于农民种地挣不了钱，昔日如获至宝的土地现在成了一种“负担”。
农民喂养的牲猪，也常常受到卖猪难的困扰。近几年生猪价格极不稳定，最低时下跌至1 8元/斤左右，最高时也不过3元/斤。据当地农民介绍，如果牲猪在2 5元/斤以下出售则赔钱，2 5元/斤以上出售才有利润。
种地、养猪挣不了钱，有些人试着搞了些特种养殖，结果不是受骗，就是因承受不了市场风险，赔本而息。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家乡这一带的农民选择了外出打工。打工，只需体力无需本钱。但是打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包括饭费在内，工资仅为15—20元/天。有时，挣下来的钱也兑不了现，一拖好几年，甚至一点都拿不到。辛苦一场，两手空空。
做农民难，难就难在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1999年，我们家乡这一带遇上7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旱，几个村庄长时间没有水地，几乎是颗粒无收。
做农民难，难就难在农民的收入与支出反差极大。例如：农村娶一个媳妇要花3~4万，如果遇上看病，那种开支更是令人发怵，还有子女上学、盖房子的费用越来越高。
做农民难，难就难在农民一旦失去了劳动能力就失去了生活保障。
做农民难，难就难在一旦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职业，管的人太多，收费太高。这就是中国农民。
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邢爱田
《农村版》文章期期必读
近年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带动下，各地报刊暴露社会“问题”的文章屡见报端，群众一片叫好。业余人士指出：“新闻监督，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农村版》报道的文章，笔者每期必读。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农村拥有这样一份读物，应该是农民朋友的“知音”。特别是该刊物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其办刊宗旨群众也是一片叫好。
细读《农村版》2004年第4期报道的文章，笔者发现《劳动教养制度到底怎么了》一文中揭示了河北省唐山市农民郝树清因选举权被剥夺在多次申诉、上访的过程中，被当地拘留、劳动教养。该文中同时还批露了安徽省亳州市农民刘书阳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反映情况被做为劳动教养的第一条理由。笔者认为：这些事情实在令人吃惊。
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特别是农民，当自己的合法利益被当地的某些官员侵害时，他们只好到上级政府去反映问题，讨回说法。而事实上，这些地方的做法，笔者请问，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同期还批露了《墙体文化》，让人看后确有“隔世之感”。也许当地的地方官员也是“隔世的官员”，也许他们很少听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也许当地农民会在背后称这些地方官员为：“瞎吃、瞎睡万岁官。”不然，为何今日还存在“大跃进万岁”之类的标语呢？
通讯员郭炫斌采写的《路段险，有关部门该管一管了》一文，笔者因他大胆揭露当地政府主管交通安全的部门把老百姓骗了半年的“承诺”，面对因交通事故失去父母成为孤儿的孩子们因没钱交学费退学；面对失去儿子而成为孤寡老人而没有生活来源的痛苦。人们不仅要问：“这些官员为民、务实、清廉”的影子又在何方？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西关张万营村 方海林
《农村版》杂志 我们的良师益友
每当你们把一份“油墨飘香”的《中国改革 农村版》寄送到我们读者的手中，我们都能深深的体会到，你们对农民朋友的真诚之心和奉献之情。
每当我们细心的读完百姓法庭、维权、主编信箱、百姓生活等栏目的文章时，在内心深处总有无限的回味和感慨。《中国改革 农村版》，你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工作中你是我们生活的良师益友。真不愧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喉舌，农民朋友和基层干部的话筒……
《中国改革 农村版》报道的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广大农民朋友的倍受鼓舞。正是如此，我们愿将《中国改革 农村版 》当作娘家人、知心人。愿向你们说句心里话，同时期望今后的《中国改革 农村版》与我们的心贴得更近。
河北省武安市徘徊镇铺上村李安柱
教会农民种“知识”
记得有次乡间赵老汉坐在地头阳坡上抽着卷烟，与笔者说起收成：“今年旱，一亩能打600斤粮食就是好收成。”
我问：“一亩能挣多少？”
他答：“旱年用水多，成本摊销大，一亩地卖了粮，净挣百八十块钱。如今地不值钱了，一亩地的钱还不够一个娃娃的学费呢！”
我又问：“许多农民都在搞设施农业，不足一亩地的温室，凭种菜一年平均收入一万有余。头年投资成本大，也不过5000元，次年的投资连2000元都不到，你为什么不也搞一亩大棚菜？”
他叹口气，说：“你这是‘秀才’算帐，不知情呀！你知道种大棚菜也有赔了钱的，像咱这没文化，不懂科学的，侍候不了专家发明的好品种。你看，那能挣钱的都是有点文化水平和向专家学了本事的。要不然，就是到地区农校进修来着，和咱们同样的人都懂得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呀。”
笔者无言以对。现代化的农村和农民都面临着一个农业出路的大抉择，其中，劳动力群体素质的提高可谓重中之重。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之所以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结构不合理，农业人口庞大，而且庞大的队伍知识素质又不高。据笔者了解，某县在人口普查中统计出一组数字：县农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达50%；小学达25%；初中文化达17%；高中文化仅有8%。如果要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国家富强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因而，改变和创造这只队伍素质已到燃眉之急。
读者 李东
我们要理解农民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农村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边远乡镇都达到村村通公路或水泥路，而且村村通广播电视。很多家庭也富起来了，他们不仅拥有了电话、电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而且每年都剩下了不少钱存在银行里，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现在农村里还存在着许多不良的因素。大多数农民都存在着一种厌农的情绪，他们哀叹着自己是个种田人，才生活的这么苦这么累，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跳出“农门”，不要像自己这样一辈子守在农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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