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苏东坡法制思想初探

时间：2021-04-11 12:0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作为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的苏东坡，已是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但对作为法学家的苏东坡，人们知之甚少，研究颇寡。通过对苏东坡生平际遇、执政司法、案件审判及其民本思想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法学家苏东坡因法便民、为民自重的法制思想：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法制思想、刑德相济的法制思想、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法制思想、以民为本的立法法制思想、民为邦本的刑法法制思想、便民为本的民法法制思想以及苏东坡的经济法律思想，还原法学家苏东坡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定位。
　　关键词：法学家苏东坡；生平际遇；执法判案；法制思想；历史定位
　　在中国，只要一提起苏东坡的名字，凡有饮水处的人们，莫不想起这位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洪钟大吕式的伟大诗人。每逢中秋佳节来临，全世界的华人及中华文化的爱好者，莫不想起他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吟咏明月的美丽诗章。作为文化巨人的苏东坡，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词文论、绘画艺术、书法创作的伟大成就都已达到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在执政为民、司法改革、发展经济、城市建设、赈灾济民、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也早已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但是，作为法学家的苏东坡，人们却知之甚少，特别是对作为法学家苏东坡的法制思想，对其研究颇寡、论述不多。本文拟就法学家苏东坡因法便民、为民自重的法制思想作一些探索和介绍，以还原法学家苏东坡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定位。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称的“法制”概念，是指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同的法律制度，既包括“法制”概念中的国家法律和制度的含义，也包括依法治理国家的方式和思想等内容。它的本质所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法学家苏东坡的法制思想，仍属封建主义法制范畴。他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
　　苏东坡法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苏轼一生处在北宋的中后期。其时社会经济发达，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非常活跃，是我国封建社会和民族文化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宋代经过近百年的统治和发展，已开始进入由盛而衰阶段。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宋代统治者为防止百姓反抗和军阀割据，采取集皇权于一身的中央集权体制，采取“弱其兵、弱其将、弱其民，以强君主一身”和“重文轻武、重内虚外”的基本国策进行封建统治。在对内政策上，实行重视科举制度，优待士宦知识分子政策。凡进士及第者均可做官，高官的子弟、亲属都可做官。士大夫和官吏受到尊重和优待，待遇优厚，地位很高。甚至在宋太祖赵匡胤年间，还制定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国策。[1]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出现了一大批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另一方面，北宋中后期所产生的“三冗”（冗费、冗官、冗兵）之患十分严重，国家财政已不堪重负。外部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北方强敌辽与西夏少数民族政权，屡有侵犯，多次发动战争，而北宋王朝却无力抗击，甚至以金钱买安宁。国势日微，逐渐出现积病积弱的社会状况。
　　在法制方面，宋太祖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宋朝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宋刑统》，这也是宋代第一部刑法典。宋代的士大夫群体，包括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理学家、文学家，如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张方平、朱熹、程颢、程颐等等，他们知识渊博，卓尔不凡，“兼文章、经术、吏事于一身，融行政、司法、教化于一炉”[2]。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针砭司法时弊，敢为天下先。宋代士大夫群体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在对待法律的态度上和以法律共治天下的关系上，表现出一种心系天下的态度”。他们主张用“以法为公的观念，公平执法的观念，天下共治的观念，法的公信力观念”[3]来治理国家。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这位“年轻好胜”[4]的神宗皇帝（时年19岁），为了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局面，消除弊政的危害，令王安石变法，革新吏治，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他们以挽救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和“整军”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变法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朝廷财政，增强了国防力量，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的非法渔利活动。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法律举措不合时宜，用人不当，运作不良，造成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在实施变法的过程中，排斥对变法持有异议的意见和官吏，进而不惜罗织罪名、栽赃陷害，对反对派进行疯狂打击，将反对派贬官、下狱、判刑、流放，乃至迫害致死。社会上因此形成一种变法恐怖，大量因变法而被强制贷款的百姓，因无钱归还贷款本息而被下狱，或逃亡为盗，有的聚啸山林进行武装反抗……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逝世，变法告终。这就是史书所称的“熙宁变法”（又称“熙丰变法”）。[5]
　　北宋期间，社会法制环境比较好，法律知识在社会民间相当普及，百姓的遵法守法意识较为强烈。苏东坡在一次谈到他家乡眉州情况时曾说：此地居民“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6]。他谈到民众法制意识时说：“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便图其像，悬于家而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决不借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7]。苏东坡深受宋代士大夫群体“以法为公”思想的影响，又在这种民众法制意识相当普及的环境中成长和做官，其以民为本的哲学思想很自然促使其产生因法便民、为民自重的法制思想。这就是法学家苏东坡法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苏东坡法制思想的主要方面
　　苏东坡本人没有专著对其法制思想进行论述，后者散见于苏东坡的文集、奏札、书信、诗词、案例及他人的记述中。苏东坡的民本思想所产生的因法便民、为民自重的法制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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