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问题
时间：2021-02-28 20:02: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迄今为止，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问题均无明确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问题，对国际上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适用
中图分类号：F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3－0033－03
一、涉外经济合同的特征
涉外经济合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为实现特定的经济贸易目的，明确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而签订的协议。这类经济合同主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但其中货物买卖合同，还要适用对我国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涉外经济合同的主要特征有：
1、它是中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协议：
2、它涉及两国的经济交往，关系两国的利益，并常常受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
3、由于合同主体的国籍不同，涉及到适用的法律问题：
4、要受国家间条约及当事人所在国承认的国际公约的支配，并需遵守国际惯例。
二、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
(一)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直接适用的法理依据
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强制性法律的直接适用效力来自其本身的“公法”属性。“公法”，是强行法，具有高于任意法(对比私法)的效力。由此，在本国领域内，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可以排除根据内国冲突规则选择的内国“私法”或外国“私法”，而优先适用于涉外经济合同关系。然而，应当看到，这些管制立法的适用与传统的合同法律(指“私法”)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同属于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整体，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半公法半私法”性质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而言，这两种法律适用方法更是互为融合。难以截然分立。显然，简单地援用公法适用理论难以圆满解决这些管制立法的法律适用问题。
另外，一些学者主张，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可纳入传统国际私法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把这些管制立法称为助公共秩序的法律。在传统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方法有二：一是消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指外国法的适用不得违背内国公共秩序，否则，内国将不予适用：相对于这种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做法，二是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则指内国的某些法律具有强行效力，本身可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显然。这是对外国法适用的一种间接限制手段。此类立法例最早出现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3条第1款规定：“比有关警察与公共秩序的法律，对于居住在法国境内的居民均强行力。”
(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作用
内国设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外国法的适用从而间接扩大本国法的适用范围，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也不例外。这项制度的实施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中，对于一个受外国法支配的合同。如果适用于合同各部分的该外国法中有一项规定与内国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相抵触。那么就得全部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即使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场合。也是如此。例如。在1930年著名的“维他食品”案中，英国判例法确认，当事人选择法律必须符合善意、合法以及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等3项条件。据此，如果当事人虚构连结点逃避内国强制性法律，那么整个法律选择协议将被视为违反其中的第三项条件，而被判全部无效。
最近，各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大量增加，继续沿用传统的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方法。容易形成对外国法适用的过多排斥，以致破坏法律选择应有的稳定性和明确性，从而最终影响涉外经济合同法律关系的稳定。何况，据此做出的判决也难以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法律的适用规则开始脱离传统的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逐步趋向独立。
强制性法律的效用在于管制涉外经济关系，而不在于直接排除外国法，只是其实施的结果，间接地、有限度地限制了外国法的适用，因而一般不会造成法律效力的滥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方法的缺陷。同样，在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对于一个受外国法支配的合同，如果该外国法中的某项规定违反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内国仅将排除此项规定的适用，至于该外国法中的其它部分对合同仍然有效。与此相仿，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也不得影响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但在这些管制立法的规定之外，合同的其它部分仍然可以受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支配。例如，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41条第2款规定：“在涉及该国法律(注：指上款规定的合同准据法)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内，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法律选择不生效力。”根据该款规定，可以推定，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中，与合同准据法所属国强制性法律不相抵触的那部分。仍然可以适用。
在立法形式上。现在。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有关的国际公约已将强制性法律直接适用制度“从比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分离出来。前者如1986年西德《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后者如1980年《罗马条约》。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草案)》原将二者一并纳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待1987年该法正式出台时，则已破旧立新。将助强制性法律直接适用制度单列出来，专条加以规定。
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适用规则的确立，在理论上又得力于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出现及传播，特别是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和卡弗斯的“社会政策定向方法”。运用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强制性法律的逻辑程序是，依内国冲突规则选择外国法在先。依该制度排除外国法适用在后，对此，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予以猛烈抨击，认为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传统法律选择方式的盲目性。而由他们提出的“政府利益分析”和“社会政策定向”等法律适用方法，既适合于传统民商法等(比如私法)的法律选择，也通行于具有“公法”性质的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在法律适用程序上。主张强制性法律应自始一并加入法律选择的行列，也就是说，可以将原来充当“预备役”(即作为事后公共秩序保留手段)的强制性法律直接送上法律选择的前线。实现由原来保留适用到现在“直接”适用的转化。由于内国强制性法律是本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们所具有的“政府利益”或所体现的“社会政策”要明显高于或强于一般的民商法规范，经“政府利益分析”和“社会政策定向”之后。理所当然，这些强制性法律得予优先适用。
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条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订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