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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天空出现巨型眼睛 [汶川地震中媒体表现反思]

    时间:2020-08-06 07:53: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由此铺开了一场中国突发新闻领域规模最大的遭遇战和突击战。本文作出了回顾和反思。   【关键词】汶川地震 突发事件 媒体报道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作为媒体,无法避免地要经受这场大震和这种大痛的考验,如何在大痛中传递大爱,如何在谣言中廓清真相,如何在创伤中凝聚力量……回顾这场灾难中媒体的表现,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总体上表现优秀,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为今后更好地进行灾难报道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一、媒体在汶川地震中的优秀表现
      
      汶川地震是从来没有过的特大灾难,对此众多媒体的报道也是史无前例的。很多媒体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表现出反应迅速,报道客观、权威、翔实、充分,为党和政府及受众提供了全面的灾情资讯,再一次彰显了媒体的舆论功能、服务功能与权威公信,对提升国家形象、树立党和政府威望、凝聚全国人民向心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一)信息公开快速、透明。快速反应能力是一个媒体综合实力的表现。自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网易等网络媒体在2时35分就率先通告地震信息。随后,中央电视台在2时50分就对地震情况作了报道,紧接着很快展开了长时间的大型直播报道。以往我国媒体信息公开性、透明度不够强,严重影响了我国媒体与国外媒体的竞争。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增强了信息公开性和透明度,这使我国媒体能够放开手脚和国外媒体竞争,并能在竞争中获胜,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刊文指出,面对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中国新闻媒体在整个报道过程中采取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英国《金融时报》说,汶川地震是中国形象嬗变的信号,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正试图改变既往隐瞒或公布迟缓的做法,以期掌权舆论的主导权。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相对透明和及时的灾情信息发布使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地震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恐慌,各地秩序基本正常。
      (二)媒体报道规模宏大。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从规模上来说我国媒体报道胜过国外媒体。中央电视台主动将全国各地的电视台联合起来,充分发挥我国电视系统的优势,使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形成了巨大的规模。广播和报纸也通力合作,广泛关注,加上网络在这次报道中的推波助澜,使得媒体对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在抗震救灾中,由于媒体的参与引导,将社会各界的爱心动员起来。
      (三)报道主角锁定平民。与以往的报道相比,这次报道的主角有了很大的改变。媒体除了对领导的关注外,更多的是对受灾的平民进行关注。把主要镜头对准平民,从饮水,吃饭等等灾民所需一直细化到人们生存、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国际媒体对我国媒体赞赏有加,跟这次媒体镜头对准普通人有很大关系。
      (四)媒体更加重视人的生命。地震后两个小时,重庆市率先发布了此次灾难的首批伤亡数字。此后,官方公布的伤亡情况一路更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面对大地震,高级官员和救援人员快速做出反应,这与中国以前对唐山大地震的报道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从地震救援开始后,报纸、电台、电视、网站等媒体上,受众看到最多的内容都是有关救人的,读者、听众、观众、网民无不为一次次成功的营救而欢欣鼓舞。从5月19日到21日全国“哀悼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降半旗致哀。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对“哀悼日”给予最肃穆的报道。给死者最高尊重,给生者最大抚慰,这无疑都是这场灾难中对生命珍爱的最好佐证。
      (五)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形象。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分别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领域的专家,发布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并公开回答中外记者的现场提问,而且对每场新闻发布会都进行现场直播,不遮掩,不回避,不回答“无可奉告”。这样的发布方式既保证了媒体和受众知情权的满足,又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如此高规格、高频率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许多国外媒体给予高度评价。
      (六)组织导向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媒体根据每一阶段抗震救灾的需求,发布了很多导向性的信息,比如报道需要帐篷,各地马上组织生产、紧急调运帐篷赶赴灾区,解决应急之需。这些对抗震救灾的有序进行是非常大的推动。在凝聚民族力量的过程中,媒体对这次报道中感性和理性的把握可谓恰到好处。
      
      二、媒体在汶川地震中表现出的不足
      
      虽然很多媒体在地震中表现令人眼前一亮,但仍有一些媒体以及一些报道,在观念、报道方式和体制等方面存在着问题。下面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改正。
      在地震发生一开始,几乎所有的媒体尽一切可能报道与灾难有关的信息,为救援工作鼓与呼。但是,一段时间后,某些媒体新闻娱乐化的本性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在报道中有意无意开始寻找一些趣味性的信息。于是出现了“朱坚强”等典型的被媒体娱乐化了的新闻事件。
      (一)炒作“猪坚强”有失严肃。当一场大地震过后,人们发现了一头猪在废墟下坚持了36天,居然奇迹般地生还了。于是,有人给这头猪起了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猪坚强”。于是,一家博物馆准备收养这头猪,而且该博物馆已经准备为它申报“世界吉尼斯”。于是,各路媒体蜂拥而上,不惜花费大篇幅、大版面,不惜浪费电视和电台宝贵的时段炒作,一时间“猪坚强”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在这次地震中坚强地生存和活着的人类。
      这种报道方式,基本属于娱乐新闻的报道方式,用娱乐新闻的报道方式来报道严肃的救援工作,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报道方式,一个严肃的信息,以严肃的报道方式开始,最后却以喜剧的报道方式发展和结束,媒体应该对这种灾难新闻的报道方式多多反思、反省。
      (二)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本次的地震报道中,媒体在对采访报道对象实施人文关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比如,我们在电视上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就很少看到血淋淋的画面和图片。但是,媒体报道的人文关怀缺失,并没有因为这些进步就得到彻底地改变,以往一些不规范的采访报道方式和不规范的言行还是在采访报道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
      (1)采访时更应具备人文关怀。在灾区某地现场,有个营救员正在抢救伤病员,但由于这个营救员挡住了摄像机位,一位主持人对营救员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救人要紧,这位主持人却说:“只要5分钟就好。”在飞机上,有记者还要和被压125小时的伤者对话。被埋了几十到上百个小时,伤员已经很虚弱了,记者们还要追着左问右问,而这些都有可能耗尽伤员们最后一丝能量。
       “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明确的“原则”。
      (2)媒体在报道中过分煽情。在采访中,某些媒体的记者反复问灾民:“你家死了几口人?”诸如此类的问题,一遍遍让灾民回忆那些让他们心碎的场景,折磨那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一位女民警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女儿。我们的记者却冷漠地问她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作?最后问道:“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女民警悲伤得话都讲不出,很快昏倒。
      类似这样的提问,可能会感动电视机前的受众或手拿报纸的读者,让他们流下同情的眼泪,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媒体应该尽可能地让外界了解灾难真相,尽可能地以同情的方式谨慎发问,而不是过分地煽情,利用伤者的痛苦和泪水,以赚取更多的眼球。
      (3)媒体对于灾民进行不断轰炸。地震过后,灾民需要消除恐慌心理,灾区的学生更需要心理治疗来摆脱地震所带来的阴影。其实,面对灾难,灾民在精神方面需要关爱,但也需要平静和安静,如果媒体一遍又一遍地去采访报道他们,这种“骚扰”式、轰炸式的采访,会对伤者进行反复刺激,不利于伤者恢复心理健康,很有可能给幸存者带来“次生灾害”。比如,那位被埋在废墟中唱歌等着被救的9岁小学生,因媒体和热心人的“过度关心”,以致于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因此,很多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都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和关心要有节制,不要因此加重当事人的心理负担。
      (三)媒体过分逼捐。自愿捐款顾名思义就是发自捐款人个人意愿的捐款。一开始捐款,媒体注意了这一点。但是,随着受众的广泛关注,后来的捐款却慢慢变成逼捐。某些媒体不断地更新捐款排行榜,不断进行评比,甚至直接指名点姓地批评那些在捐款中“不太慷慨”的企业界、体育界和影视界的富翁。媒体这样做直接伤害了那些对灾民和伤者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关心、支持和援助灾民和伤者的捐助者。
      
      三、结语
      
      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由于开放度做得好,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传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过,媒体在报道中的不足更应该被注意,思考在此后的工作中如何改进这些不足,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出现,以期更好的发挥媒体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胡建红, 《汶川地震中媒体的突击与突破》,《传媒》,2008年第6期
      [2]陈力丹、王冠,《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和对传媒未来的影响》,《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
      [3]韩彪、于都,《在抗震报道中彰显国家级电视媒体价值》,《军事记者》,2008年第8期
      [4]魏永征,张咏华,《林琳.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19.
      [5]皮传荣,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08期
      [6]王志安,《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中国编辑》,2008年第4期
      [7]富清、宝萍,《阶段性的总结与思考――广播电视抗震救灾报道研讨会纪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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