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理解【警惕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消极效应】

　　 摘 要：作为信息时代新兴文化之一的网络文化，以其多元、共享和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与生活方式，有力地推动着公民参政议政和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网络文化虚拟、自由和互动的特点也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秩序、侵蚀民主根基、破坏民主权利、阻碍民主进程、损害民主效果，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带来消极效应。
　　 关键词：网络文化；民主政治；消极效应；警惕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87-03
　　 互联网的迅速扩张对人类的民主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文化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网民的参政议政能力，促进和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人在民主参与的方式下卷入网络文化营造的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网络精英和网络霸权主义者的主宰和控制，进而左右和操纵民众的情绪，威胁公民的言论自由，影响民主化进程，更甚者会出现“电子法西斯主义”。因此，在积极利用网络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要高度警惕网络文化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危害，自觉帮助网民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主动、从容应对网络文化对民主政治的侵蚀和危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秩序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1]互联网作为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和共享的新兴媒体固然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主张和维护政治权利提供了及时便捷的交流平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虚拟公共领域，增进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民主权利在与政府权威的博弈中空前实现了公民地位平等的参与。但是，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和随意性也会无限放大和强化人们行动的随意性，进而扭曲和破坏人们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互联网积极表象背后的消极因素，对于一些涉世不深、信念不强、意志不坚的人而言，不但不会带来积极进取的人生指向和政治选择，反而会造成强烈的思想反差和行为困惑，如果不能给以正确的引导和规制，很容易成为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政治传声筒和攻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喉舌”，其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在网络世界中，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自我规范在网络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网络世界中的“我”是不受限制的个体与符号形象的交流和互动，也不再是受公民与国家、法律与道德制约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在参与交流的过程中，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和道德约束将不复存在，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欲望和冲动很容易在虚拟的世界中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张扬，这种行为的极度膨胀很容易破坏现实中人格的稳定性，造成现实人格和虚拟人格的冲突，其后果可能表现为消极的思想、攻击的行为和反社会的倾向，直接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民主发展秩序。
　　 诚然，民主秩序是一种状态，是行动者合理行动的一种状态，也可以是社会合理发展的某种状态。对于社会行动者而言，都可以通过行为和心理表现出这种状态，也即在合理合法合乎道德规范和人格规范的基础上借助语言和行动的一种心理诉求表达，也是国家事务是否顺应民意要求的一种合理反映。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要求合理反映中的政治集会、信访工作、代表代言等形式的主张权利而言，互联网的出现和不断扩张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和影响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民主秩序，如果政府不能掌控信息的发布和传递，不能及时地进行信息的甄别和澄清，政治秩序就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甚至出现无序和冲突。对于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而言，无序意味着社会失范，即政治行动者的行为失范和社会民主政治的无序状态，这种无序和失范是网络文化冲突造成的。这种网络文化冲突表现为虚拟与现实的冲突，反衬出网络世界的“绝对自由”便沉溺于网络，沉溺于网络世界又使行动者的心理与行为失衡。也就是说，一方面行动者沉溺于网络世界，另一方面现实世界规范对人的约束，二者的不断冲突最终导致行动者心理与行为的失序。于是，各种非理性的“情绪性”民主不断出现，激进化、情绪化的声音左右政治，影响决策，最终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影响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法制尚未健全、面临现代化革命和信息技术双重挑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体化的政治权威和有序的民主政治环境显得格外迫切，如何将民众在网络世界中自发性声音引导和控制在不影响有序的民主政治进程中，的确是网络社会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做如下思考：一要不断加强现实社会中民主自身秩序的合法性建设；二要在利用网络实现民主中防止网络民主的滥用，加强政府治理和德法并治，积极促进网络民主的秩序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只有这样，网络社会中的民主秩序才有保障。
　　 二、网络文化霸权主义会侵蚀社会主义民主根基
　　 互联网诞生于美国，是一种带有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新媒体。互联网在促进全球信息交流的同时，也在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和民主思想，推销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包括其自由民主观。在以美国化信息为主的网络文化冲击下，作为互联网的后发外生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相对滞后和适应性不强，客观上会助长“网络文化帝国主义”，侵蚀本国政治生态，丧失文化主权，直接冲击社会主义民主根基。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曾指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也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东方国家的本土文化很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网络文化“起着消费主义和其它西方价值的全球传播工具的作用，系统地剥夺着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文化优先权与文化前途的控制力，以及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国际信息领域的能力”。[2]事实上，目前的互联网上以美国为主的“英语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无论从其信息内容还是使用人口，还是电脑软件，英语几乎成了互联网技术的通用语言。互联网媒介的后现代特点及其所呈现出的“去中心式”的后现代文化和消费主义理念不仅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且也会消减权威意识、淡化法制观念、冲击政治制度，甚至宣扬无政府主义，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不仅如此，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不时地通过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制造谣言、诽谤污蔑、歪曲事实、散步政治偏见、鼓吹民族分裂、煽动民族仇恨，严重地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独立、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话语权一旦被垄断和控制，就很容易使网民们丧失对网络信息和事实的判断力，就会丧失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甄别力、批判力和凝聚力，正面的制度教育、政策落实必然会在网络的喧嚣声中大打折扣，理性的批判和说服很容易被信息霸权所抵消，正面的引导和示范很容易受到干扰和破坏，各种非理性、极端化的民主倾向会借助网络独有的传播力量去放大事实，这种“数字化恐怖主义”和“信息化霸权主义”的兼容严重地破坏着政府的权威，影响着政府的威信，直接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安全。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互联网发展时间较短、网民年龄低龄化、网民人数急遽增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世界强势英语文化和网络媒介的冲击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冲突必然要借助网络平台加以放大，“民主”、“人权”的争执必然要在网络空间出现，政治制度的选择必然要在网络平台上交锋，网络空间的无政府行为无疑对公民的自由和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巨大的挑战，严重的会侵蚀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根基。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同时，加快“电子政府”建设，逐步实现信息传输民主化、电子政务公开化，积极增强网络民主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教育和引导网民理性使用互联网，增强拒腐防变、甄别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在互联网面前不失德、不失态和不失格，能够从容应对互联网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三、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破坏公民的民主权利
　　 互联网“天然”具有自由、平等、开放的功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进入互联网世界，就是一个自由、平等、互动和共享的世界，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发表信息、表达观点、提供见解、诉求权利、提出条件，互联网架起了民众和政府沟通和对话的桥梁，推动了公民与政府的直接对话，开辟了一个新型的“电子民主”渠道。借助它民众可以即时表达意见，影响政府决策,政府也能够广泛地了解公众的意见。伴随着网络社会的逐步崛起，各式各样的电子民意测评、互联网竞选、网络投票、网络会议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悄然兴起，人类正步入一个“电子民主”的新时代。随着公民网民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发展，作为公民民主权利表达的重要平台，网民的网络发言和权利主张不仅为政府的决策民主化提供了许多实证价值，对于转化政府工作思维，改善舆论环境，打破信息垄断，实现网上与网下、公民与政府的直接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且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推动民主进程、保障民主权利的落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些年来，发生在我国的深圳“孙志刚案”、沈阳“刘涌案”、河北“三鹿”奶粉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事件、南京“天价烟”事件等，无不与公民的网络权利表达有关。正是公民的网络舆论压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关于权利，它是一个国家法律赋予该国公民维护自身权益和利益的基本主张，民主权利是公民行使主张在法律上的直接体现。公民借助网络表达意见和发表观点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双刃剑”特点，对于不同的网络权利实施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网络技术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关键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只是掌握技术背后的人在起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借助网络平台表达观点和主张权利时，既可以促进民主权利的发展，也会阻碍或破坏民主权利的实施。这种破坏表现为：（1）网络民主权利的欺骗性。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平台，网络中的信息由谁发布、信息传递给谁、为了什么以及发布信息的动机如何，许多时候是很难区分和判断的，网上政务公开的有限性和扭曲性难以避免，一旦暗箱操作，公众便是被欺骗者，公众的民主权利必然要被扭曲；（2）网络民主权利的情绪性。网络媒介“把关人”的退隐以及虚拟情境的呈现，很容易使一些网民无视现实社会的诸多顾忌和限制，随心所欲地在网络空间表达观点，各种情绪性和非理性话语不断涌现，以及各种无休止的民意测验为特征的电子民主造成了消费者和选民至高无上的地位，让决策者饱受民意测验人员和公众情绪的无情摧残，不仅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且直接破坏公民的民主权利；（3）网络民主权利的暴力性。网络暴力是网民借助搜索引擎对于某些事件发表的网络言论，它已经超出了正常理性，对当事人不仅在虚拟空间完成了道德审判，而且使其在现实中也要得到处罚。网络暴力看似在主张民主权利，让人人都能成为“网络侦探”，有着互联网上“一呼百应”的游戏，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网络暴力的肆无忌惮，不但不会发挥民主权利的正当性，反而以其独有的方式破坏公共规则，触犯道德底线，损害民主权利。
　　 四、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阻碍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对于民主政治而言，网络的出现是否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呢？德国明斯特大学学者夏德・沃伊克指出，“因特网迅速发展向政治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因特网的巨大潜力是否会使民主更加具有活力？”也有学者认为，“新的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小撮政界人士或掌权人物主宰和控制，使他们能够左右和操纵群众的情绪。”[3]从网络技术的发展角度而言，网络文化的拥有者并未因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自由平等和开放性特点而实现了人们社会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开放。换言之，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仅未能缩小人们对信息的真正占有和传输，反而使信息鸿沟和文化距离在拉大和加深。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文化学教授让・洛克・盖尔曾警告说，人类因网络技术的发展很有可能分成两个等级：“一个等级是可以利用网络的人，另一个等级是不能利用网络的人。”可以利用网络的人不仅拥有和充分掌握信息成为“信息富人”，而且可以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话语表达者、政治发展的实施者；那些无能力购买计算机不能利用网络的人不仅不能首先获取和拥有信息而蜕化为“信息穷人”，而且成为社会规则的制约者和规范者，不仅不能充分地享有权利，而且会长久地处于民主政治的边缘或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为此，美国学者霍罗威茨就指出：“国民中的一小部分极端人物有能力掌握新的信息系统，从而成为民主社会的权势集团，而对新技术仍然感到神秘的其他所有阶层的人，则降为电子计算机中的庶民。……硬件和软件的分配不均会给民主社会造成特殊问题。”[4]
　　 诚然，网络世界是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空间，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信息获取和信息发布的平台，也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权利主张和政治诉求的捷径，改变了以往现实世界中权利主张和政治诉求的诸多限制和羁绊，销蚀着金字塔式的集权制下的等级权力结构，促进了社会分权，促进了言论自由、社会平等和政治公开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民主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开辟了“电子民主”的新渠道，使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直接民主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在网络社会里，信息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而且也是一种权力资源，谁先占有和垄断信息就意味着谁拥有权力，就有了支配和控制别人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文化的兴起，不但不能消除人们在政治权利上的隔阂和界限，不仅不能缩短人们在民主意识上的差距，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且会因为信息拥有的不对称而导致信息悬殊和信息分化，出现“信息或技术精英”的垄断统治，妨碍公民的政治参与，阻碍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种阻碍具体表现为：（1）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可能为“信息精英”（包括技术精英）所控制，他们是民主权利的制定者、享有者和维护者，直接阻碍和控制着民主制度的落实；（2）少数“信息精英”（包括技术精英）不仅是社会舆论的引领者和主导者，而且也是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的掌控者，阻碍着公民的民主意识和观念的发展，制约着他们的民主行为；（3）网络发展可能为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影响政治,控制政治，为其实现目的提供快捷便利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直接阻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4）这种由于信息拥有的不对称和网络自身的虚拟性特点，很容易助长霸权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的出现，客观上也会阻碍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五、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损害民主效果
　　 民主效果是民主政治发展在社会和人们政治生活中的直接显现，是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在公众思想和行为上的反映，是民主权利和民主义务的协调和整合。民主效果如何直接反映出社会政治的文明程度、和谐程度。反对专制、追求民主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夙愿。
　　 毫无疑问，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技术的革新、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以及人对自身价值的拷问，主张民主、推动民主和实现民主的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发展中的迫切问题。网络技术革命预示着网络民主的悄然兴起，人类千百年来始终不渝坚持追求的民主理想，借助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实现了。然而，当我们真正置身于网络社会中，网络技术的革新和网络文化的发展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也逐渐显现，这种局限性和有限性不仅体现在对民主政治进程的限制，而且也间接地损害民主的效果。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
　　 1.网络文化会僵化人的思维方式，进而损害民主效果。思维方式是标志人们思维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思维方法是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在网络文化背景下，网络文化的立体化传播形态和高度综合性特点必然会使人习惯于放弃思考、追问本质，诱使人用“看”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世界，而排斥以“想”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世界。在思维的时间维度上，网络更是挤占了人们去阅读书本思考问题的时间。而民主效果的实现不仅要求公民确立民主意识，更需要公民充分体认民主实施的过程以及这一实施过程中公民权利和利益的保障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看”能够体现出来的，它需要去“想”和“体认”，需要思考和判断，网络文化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僵化性影响，很容易制约人们对民主问题和民主进程的深入思考和判断，进而会影响民主效果。
　　 2.网络文化会弱化人的组织方式，进而损害民主效果。民主是群体思想和意志在社会权利和利益上的体现，这种权利和利益的实现绝非单一的个体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借助组织和群体的“合力”，是集体智慧和意识的结晶。网络文化组织信息源的高度分散和开放性特点，使得原有多层少点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必然会转变为非中心化散点结构式动态性网络组织，原有的权威结构链对信息结构的约束和对信息资源的垄断被消减，原有的不同组织会在个人之间出现信息割据，这种信息割据一方面会弱化群体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也会消减群体的权利“合力”，进而弱化人的互动和交互功能，影响着民主权利的表达，进而会损害民主效果。
　　 3.网络文化会异化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损害民主效果。民主效果的实现是特定群体行为力量的体现，这种行为力量是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是限定在行为人的特定情境下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社会表现。网络文化是一种隐蔽的技术文化，它可以不受国界、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具有超时空性，一旦人们利用网络发布虚假信息、妖言惑众、虚假交易、进行网络煽动颠覆和破坏活动，不仅加重了技术对人的控制，而且也会剥离人的理性和情感，混淆现实与虚拟，放弃责任和义务，造成角色混乱，异化本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直接冲击着民主制度的实施，进而损害民主效果。
　　 六、结语
　　 当我们高歌网络技术及其所负载的文化推动社会民主政治发展并为民主政治带来便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作为技术的网络和作为文化的网络及其背后的深刻社会动因及其所负载的技术危机，这种技术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既可以为民主政治发展搭建平台、提供舞台，也可能对民主政治发展增加阻力、带来影响、制造危害。这就需要我们增强对网络文化及其文化掩盖下的技术有着足够的认知力、判断力和想象力，趋利避害，发挥其正向功能，积极推动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51.
　　[2]王艳霞.“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浅议[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1）.
　　[3]严小庆.透视网络民主的有效性[J].长白学刊，2002,（2）.
　　[4][美]亨廷顿.第三波[M].上海三联书店，1998:380.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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