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乔厂长走了】乔厂长

　　程树榛，江苏省邳州市人。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曾任工程师，党委宣传部长，后弃工就文。曾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发表文学作品500余万字。 　　
　　 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宫力突然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父亲宫本言于10月6日早晨因病逝世了。他说：考虑到您和父亲的亲密关系，第一个向您通报。
　　 噩耗传来，我不胜悲痛。那个生龙活虎般的万人大厂厂长，叱咤风云的哈尔滨市长，名扬神州的改革家，我的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领导、老师和朋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在热泪盈眶的哀伤中，我不禁回忆起我和他相识相交的历程，想起那些刻骨难忘的时光。
　　 八十年代初，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来到北京修改我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
　　 说来话长。我在1957年春夏之交，完成了这部作品，当时因为风云突变，被出版社退稿。“文革”起来后，被造反派从家里抄走，“关”了10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又还给我，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稿子保存得完好无缺。时隔20余年，气候又变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先生听说我手头有这样一部稿子，执意要看。看后非常感兴趣，认为像《大学时代》这样正面描写大学生生活的稿子不多，出版社有意出版这部作品。但是，由于当年我写该稿的时候，条件太差，连正经的稿纸都没有，好多用的是废旧图纸的背面，现在应该誊清一下，顺便也润色润色，于是，就把我招呼到北京来了。经过一段努力，我完成了任务，交了卷，随后被终审通过。
　　 稿子改完了，我也该“打道回府”了。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当代》大型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朱盛昌同志找到了我。因为我是出版社的“常客”，我们彼此已经很熟悉了。老朱手持一张《工人日报》对我说：这上边登了一篇通讯，是写富拉尔基一个大工厂近来的变化，其中重点写了工厂的新厂长敢想敢干的事迹，很有点意思；你是富拉尔基来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笑着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工厂发生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说我和宫本言认识得并不是很早，他上任富拉尔基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厂长时方才见面。
　　 当时，“四害”刚除，普天同庆。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的职工也和全国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但是，由于“文革”带来的恶果太多太重，各项工作迟迟难以恢复，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群众纷纷寻找新出路。我当时正在这个工厂做技术员，也有些心动，工作已经20余年了，各个方面都不大理想，特别是人际关系不很顺达，入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前途一片渺茫。当年，我们这个号称“藏龙卧虎”的大厂，很快成为外单位“挖墙脚”的主要对象，技术骨干们纷纷“孔雀东南飞”。
　　 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调任号称“宫大胆”的宫本言来一重当厂长。
　　 当时，宫本言在机械工业战线已经有些名气，正担任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厂长，素以敢想敢干著称。他本来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工人，工作后刻苦自学成为业务骨干，“文革”前就被选拔为副厂长，运动初期被打成“走资派”。他和造反派死顶硬撞对着干。因为出身好，历史清白，作风清廉，造反派也奈何他不得，运动后期便把他“解放”了，让他主抓生产。
　　 重新工作后，他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干出了几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第一，他让那些被罢了官的当权派纷纷恢复了工作，放在生产关键部门，让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官们回到原来岗位干活去；第二，当年，技术人员多年不评职称，宫本言却一下子提升十几位技术骨干为工程师，其中还有几个出身“黑五类”的；第三，他居然在生产工人中搞起按劳分配――实行“定包奖”，捡起了被早已批臭的“物质刺激”。
　　 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寻常小事，可是，在“文革”期间，这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时有人听到这些竟吓得伸出的舌头都收不回来了，他们对宫本言说：老宫，你吃了龙肉长了天胆了，竟敢跟上边对着干！可宫本言却说：让我出来工作，想把生产搞上去，我就得这么着，否则，我也没法干！
　　 他这样干的效果还真灵，在那极端混乱的年代，齐齐哈尔机床一厂的生产居然搞上去了，在全国也是个奇迹，“宫大胆”从此声名远扬。过了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来，又把他给打下去了，说他是邓小平的忠实信徒。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被重新起用。不多久，这个工厂完全变了样……
　　 所以上级决定派他到“老、大、难”的“一重”来当厂长。
　　 初到工厂，他先沉到最基层搞调研，一沉就是“七七四十九”天没露面，职工们都感到很奇怪。当他摸清情况后，便雷厉风行地大干起来，彻底换了一套工作方法。一年后，工厂大大地变了样。
　　 他待人也不同于其他领导。对“孔雀东南飞”，他说：敞开大门，让大家飞吧！绝不为难谁。可是，对有些人的去留，他又在私下里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留下，共同治理工厂。他让一位和我比较知近的同事给我传话：作家人才难得，我们这样的大工厂还养不起一个作家？请他留下来吧，有他写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乍听这话，觉得很新鲜，想不到一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能说出这样的话。
　　 老朱听完我的话，说：好啊！这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的题材，你来写一下怎么样？我说：我从来没写过报告文学，可不敢接受这个任务。老朱说：你长篇小说都写了好几部了（其实仅仅两部），报告文学怎么不能写？何况又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没问题！他辞恳意切，把我打动了，于是，我对他说：那我就试试吧！他说：别试了，咱们就敲定了！
　　 我离开工厂仅仅两个来月，回去后，感觉眼前一亮：厂内厂外，焕然一新。当一些朋友前来看望我、谈起工厂的现状时，无不眉开眼笑，对新厂长宫本言赞不绝口。有人说他，思想解放，敢作敢为；有人说他，尊重技术，尊重人才；有人说他，深入群众，深入下层；有人说他，求真务实，不说空话；有人说他关心职工生活，心里想着群众……总之，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好厂长，因此，工厂大有希望了；人们和我讲起这些情况时，都能举出生动的事例。一下子，我的灵感来了，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创作关于宫本言的报告文学。
　　 素材似乎不用着意去搜集，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刘明学同志。他在工厂党委宣传部工作，比我年轻很多，却和我很谈得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也爱好文学，对我比较敬重；另一方面，他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敏感，性格耿直，是非分明，因此宫本言同志对他比较信任，在下去调研时经常带他同行。他听说我要写宫本言的报告文学，非常赞成，主动向我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同时，他还带着我和宫本言见面并交谈，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正式和宫本言接触。
　　 我是在工厂的招待所一间客房和宫本言见面的。因为工厂职工宿舍比较紧张，新厂长的家眷没有接来，他只好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初次见面，我们谁也不觉得生疏，竟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似的，一下子便敞开了彼此的心扉，发出了心声。他的年龄比我大，级别比我高，好像没有构成我们推心置腹的障碍。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工厂近年巨变的报告文学时，他立即投了赞成票。并且说：这个变化值得一写，让人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工厂，对工作有好处。不过，你要写广大职工的精神风貌，不要只表扬某个人！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会掌握这个分寸的。最后，似在无意间，他又谈起我想“换一个地方干一干”的问题，他有深意地说：留在这里继续干吧！是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一重”的天地很大，需要你这样的人。他的话朴实、恳切。我笑着说：非常愿意追随着你干，好好摇旗呐喊。他说：不！应该是冲锋陷阵。话虽不多，我却感到很有分量。
　　 随后，我们便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从工厂的兴衰历史，谈到他来后的所见所闻；从工厂当前的状况，谈到它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工厂的人浮于事，谈到关键人才的紧缺。虽是闲聊海谈，我却从中看到一幅庞杂的多侧面的现实图景和一幅令人鼓舞的工厂发展蓝图。于是，我深深地感到，这个人绝非一般的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鼓足了干劲的工农干部可比，而是头脑清晰，胸有沟壑，眼光深邃，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因此，我立刻找到了要写的这篇报告文学的“魂”。
　　 在此后的一些日子，我们又有了几次深入的长谈，又陪着他在基层单位转了转，听了一些人的汇报，处理了几个积淀很久的问题，于是，整个作品的轮廓便形成了。
　　
　　 进入创作阶段之后，进展顺利，速度很快，半个月的时间，一篇40000余字的报告文学便完成了。征询了一些同事的意见，也让宫本言本人过了过目――我只是要求他核实一些细节和重大的事例，随即便寄给《当代》编辑部。
　　 编辑部对此稿处理很快，不到两个星期，他们便来信通知：稿子决定被采用，同时要我速去北京商讨稿件的修改事宜。需要说明的是，当年不论给哪个杂志投稿，几乎都需要作者去编辑部和编者一同研究修改，作进一步的提高。老作家秦兆阳同志（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和《当代》杂志的主编）有句名言：好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所以，每当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便可以碰到许多前来修改作品的文友。例如：古华、莫应丰、朱春雨、冯骥才、木青、张锲、沈凯等作家，都是在出版社认识的，我们各自住在朝内大街166号那座不起眼的小楼上，修改自己的新作。现在，他们之中有的成为著名的大作家了，甚至做了大官，但是，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都变成永久的记忆。
　　 我此次重来出版社，似乎受到较高的礼遇，竟安排我独住一间房子。见面后，《当代》的副主编朱盛昌同志便告诉我：作品准备发在1980年的第二期，放在头条位置。我听了自然是很高兴。因为《当代》杂志创刊不久，便因为发表了一批名作、佳作，而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作品能够发在它的头条，是件很荣幸的事。但是，当次日我和这篇作品的责任编辑见面后，我却有点失望了。原因是那位老先生出于一番好意对作品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原来的40000余字，改成了20000来字，删去一大半，特别是其中许多我认为是重要的感人的细节，都被简单地一笔带过；而且题目由我精心构想的“励精图治”，改成“闯将”这样一般化的字眼。当时，我心里有点别扭。但是，我仅仅是个从边远地区来的业余作者，还不具备什么“权威”，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却不好在情绪上表现出来。面对已经编辑加工的一摞原稿，我静静地凝望了整整两天。又过了一天，我索性不看了，自怨自艾地叹道：算了，随它去吧！
　　 谁知就在我买好返程的火车票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记得那是1980年的3月31日早晨，我刚刚吃完早饭回来，正在这时，《当代》的常务副主编孟伟哉突然来到我的房间。老孟和我是很熟悉的，彼此也不怎么客套。他见了我什么闲话都没有说，只简单地告诉我：我们的老主编秦兆阳同志，想亲自找你谈谈稿子，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到他的家里去。
　　 听说秦兆阳同志亲自约见我并谈意见，我当然喜出望外了，当即随着老孟来到了居住在南长街一个小胡同里的秦兆阳同志的家。
　　 秦兆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简单地叙了寒暄之后，谈话便切入正题：关于我写的这篇报告文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他一章一节地进行剖析，耐心而又细致地指出必须修改和补充的地方。看得出他是认真阅读并且深入思索过的。我听了之后，心里异常兴奋和高兴，因为他的这些想法和我是完全一致的，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地方正是责编删去的段落。我向他委婉地表述了我的意见，他听后立即表态说：那就请你立即恢复过来。但是，我也表达了我的顾虑：清样已经排出，版面有限，再补充和修改，怎样处理？秦兆阳同志当即表示：不受版面的限制，根据作品本身的需要而定。坐在一旁的孟伟哉同志连忙说道：老程，完全按兆阳同志的意见办，不必多虑！
　　 意见谈得差不多，我就起身告辞了。秦兆阳同志亲自把我送出大门，并多有鼓励，而且还再三交代：作品的名字仍然叫《励精图治》，这个题目想得好，我们现在就是励精图治的时代嘛！宫本言正是励精图治的干将。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当然完全接受。因此，我回到宿舍后立即动笔修改补充，好在这些内容我已经烂熟于心，不需要多加考虑，很快地便交了稿。老孟看后，觉得很满意，笑着对我说：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可以回家了！
　　 不久，《励精图治》在这一年的第二期上发表了。文章出来后，立即在“一重”内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先传阅，相互传告，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的人高兴地说：文章道出了他们淤积多年的心里话，找出工厂前进的症结――只有改革和整顿，才能求得工厂的发展，对宫本言厂长为代表的新领导，做了实事求是的宣传，是篇有棱有角的好文章；反对的人（他们多半在文章里被批评过）则说：文章歪曲事实，模糊历史真相，伤害并打击了许多原来的和现在的工厂领导，对宫本言进行了无原则的吹捧，以改革之名，行“砍旗”之实，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双方皆可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的人向我竖大拇指，有的人则对我侧目而视，连我的家人也被一些人指指戳戳地议论，我老婆则担心地埋怨我说：你又惹祸了吧？
　　 虽然双方泾渭分明，但是，赞成的人仅仅高兴并拍手称快而已；而反对的人却采取了迅速有力的行动。他们向省、市党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的领导写控告信，到《人民日报》社上访，到《当代》编辑部进行斥责，甚至投书党中央，要求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让舆论还他们一个公道。
　　 他们的告状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为此，一机部成立了以人事司司长为组长的调查组，专门调查《励精图治》所描写的情节是否与事实相符。调查组分别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重点是到“一重”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职工和干部，对照着那本《当代》杂志，进行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同时对宫本言和文章的作者，进行全方位的了解。他们甚至找到宫本言同志本人，要他对作品的真实性表态。宫本言毫不回避，更不故作谦虚，旗帜鲜明地支持作者和作品。表现出豪爽的个性。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和了解，对事实进行了反复的核查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文章所涉及的人和事，与现实中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励精图治》是一篇歌颂改革开放的好作品，宫本言是一个有大作为的改革家。不久，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来我们工厂考察干部――主要是考察宫本言可否提升和重用的问题，他在找我谈话时说：我们考察老宫的依据就是你写的那篇《励精图治》，因为它已经被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所认可了。据一位可靠的权威人士透露：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也曾阅读了这篇作品，对作品描写的主人公颇为赞赏。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从此，宫本言和“一重”的名声大震，远播海内外。
　　 那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是否要改革、如何改革是人们注视的焦点。宫本言的励精图治精神，集中体现了这个焦点的精髓。因此，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工业战线就把目光凝聚在“一重”和宫本言所推行的改革上来了。那些日子，来工厂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工厂企业的领导人，有传媒界的编辑记者，有文艺界作家和演艺人员。他们成群结队而来，工厂接待科的同志，简直应接不暇了。最典型者要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史超和李平分了。他们看了《励精图治》之后，感到富拉尔基是一个文艺创作的“富矿”，决心到这里深入生活。史超等人在“一重”生活了两年多时间，和宫本言朝夕相处，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后来以此创作了两部电影：《生活没有单行道》和《在被告后面》，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
　　
　　 宫本言更加解放思想，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并且收到了显著成效。“一重”变化更快更大了。老作家秦兆阳和《当代》杂志，密切地关注着“一重”的变化和宫本言的动向。秦兆阳同志甚至亲自出面邀请宫本言同志到《当代》编辑部和编辑们座谈，冀图让改革家的心智激励并开阔编辑们的视野，从而使《当代》杂志与时代息息相通。宫本言同志高兴地应约来到《当代》编辑部，和编辑们畅谈了工业战线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畅谈了他个人的体会和看法，使与会的编辑们很受启发，他们事后对我说：这位厂长不愧为当代的大改革家！此后不久，秦兆阳同志又让副主编朱盛昌同志约我撰写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续记》，继续向全国读者报告宫本言乘胜前进的脚步。我应约如期完成任务。这篇作品后来发表在1982年第一期的《当代》上，同样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紧接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当代》发表的两篇报告文学排印成单行本《励精图治》在全国发行。秦兆阳同志亲自为本书写了序言，序言中说：
　　 1980年6月某日，《当代》编辑室的一位同志出差到外地去组稿，在列车上碰见对面座位上一位年轻的工人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刚刚发表在《当代》上的《励精图治》。等他读完了，编者和读者就面对面地谈起话来。在互相询问从何处来、干什么工作、到何处去一类的“套话”以后，就谈到正题上来了。
　　 “你觉得这篇《励精图治》写得怎么样？”
　　 “嘿，前几天我读了《人民文学》上的《乔厂长上任记》，觉得真带劲，心里老是想，要是真的有乔光朴这样人，要是真有这样人到我们厂来当厂长，该多好！可是没有想到，倒真有这样的真人，比乔光朴还要乔光朴。不过，可惜这样人太少，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不顶事……”
　　 “也许慢慢会多起来……”
　　
　　 我把上述那段对话抄下来当作序言――是人民群众在列车上写的，因此应该叫做列车上产生的序言，我不过是个记录者。
　　 ……宫本言同志已经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了，这说明我们党是多么重视宫本言这样的人才！两年前那位青年工人所希望的“也许”，正在多么广阔的生活场景里成为事实！今后这样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必定会更加广阔――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是老作家对宫本言的评价，我认为是很确切的。
　　 著名作家蒋子龙也曾经多次说过：谁说我写的乔厂长是生活中不存在的理想中的人物？宫本言就是现实中的乔光朴嘛！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已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宫本言在“一重”所推行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也被社会认知，为人们所器重。一机部和黑龙江省委都看上了宫本言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都想委以重任。黑龙江省委近水楼台先得月，1982 年的年初，将宫本言调进省委常委班子，主管工业生产；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不少人认为，是报告文学《励精图治》起了作用，我对别人说，应该归功于宫本言同志个人顺时应势的出类拔萃的才干和他突出的贡献，我不过是个记录者和宣传者罢了。更确切地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大气候，使宫本言这样敢想敢干的人，有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这个大气候，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年末，天津大学致函第一重型机器厂，正式给我平反，公函认定：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给我的处分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改正！这样，我背了20余年的沉重的政治包袱，一下子被卸除了，我立即如释重负，身心都感到无比的轻松，觉得天地竟是这样的辽阔，生活多么值得爱恋啊！接着，经过有关部门严格考核，我被正式授予机械工程师职衔，享受相应待遇；几乎与此同时，黑龙江省作协通知我，我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这样，我年轻时天真的幻想――工程师兼作家的愿望，真真切切地实现了。随后不久，又一件喜事临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一致通过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入党之后不久，经宫本言提议，我被任命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中层干部。我深知，现在党需要我带领好工厂的宣传队伍，努力为“一重”的改革开放事业，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冲锋陷阵。我自觉地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下，“一重”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出现了空前的新面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但是，时过不久，我的生活却又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根据工作需要和我个人的实际情况，黑龙江省委决定调我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我因为畏惧文化部门的环境，迟迟不愿赴任。宫本言对我说：现在的政治大气候变了，文化人总是挨整的时代过去了，新的岗位可以更好地使你得到锻炼并发挥你的才能，听从组织安排吧！
　　 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到省作协工作。就在我办理调动手续的前后，到了省城哈尔滨，他不让我住在宾馆里，而是要我住在他的家里，他的夫人也盛情相待。在那些日子，饮食起居，如同家人。每天下班回来，我们一同促膝谈心。听他畅谈来到新岗位的感受（开始时他兼任省工交政治部主任，继而兼任省经委主任），畅谈黑龙江工业改革开放的宏图，他决心使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我更加了解他胸襟的博大，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我正式调进省城、全家搬到哈尔滨后，仍是他家的常客。此时，他已任哈尔滨市长，工作之余，仍然会抽出时间和我谈心。
　　 “文化大革命”后的哈尔滨，百废待兴。宫本言一上任，便提出了“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目标，发出了“说了算、定了干、干就干好”的誓言。他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全力推动哈尔滨市的建设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很快开创出新的局面。加强了松花江的防洪建设、危房棚户区的改造，狠抓菜篮子工程，提出改善群众生活的“10件大事”。全国许多城市的领导，都慕名前来哈尔滨取经。直到现在，哈尔滨的市民在谈起宫市长时，仍然要竖起大拇指。
　　 我被选举为省作协主席时，他真诚地鼓励我说，你的这个担子很重，要认真地挑起来！你的作品歌颂改革，你也应该以改革的精神对待你负责的作协工作，不应该循规蹈矩、穿新鞋走老路。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首先对专业作家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之后，对作协机关也做了精简和整顿，都初见成效。继之，为使作家更好地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我们成立了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我向他要求，希望他这个老企业家做我们联谊会的顾问。他欣然应承。此后，他向哈尔滨市的许多工厂的领导打招呼，要他们支持省作协的工作。因此，当我们和一些工厂进行联谊活动时，这些单位的领导都慨然相助。
　　 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们办公楼选址时遇到了困难。宫本言帮助我们在松花江边争取了一块办公用地。他的要求是：你们的建筑必须很好地设计，要成为哈尔滨一景。当我向作协的同志转告这个消息时，大家顿时雀跃起来。遗憾的是，由于我的工作调动和其他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我调动工作一事，来得很突然，是中宣部直接和省委商定的。就是到中国作协主编《人民文学》。当时，我有些犹豫，觉得这个担子太重，怕自己挑不起来。当我征求宫本言同志的意见时，他沉思一会说：京官难做，何况又是特别复杂的文艺界？但那也是锻炼人的地方。我看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吧！尽量为国家多做点贡献。
　　 我奉调来京后，工作中果然困难重重。但是我没有退缩，努力挺过来了。宫本言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他出差北京时，总是相约和我见面。我向他坦直地谈了我的情况。他说：工作遇到点困难算什么！谁叫咱们是共产党员呢？党员就得挑重担子。虽是大道理，却是大实话。他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他为榜样。
　　 不久，因为年龄关系（实际上还延长3年）他从市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退而未休，仍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余热。他挑起了发展黑龙江汽车工业的重担。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比在正式岗位上还要忙碌。终于使黑龙江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最后发展成为省的支柱产业。
　　 他持续工作到80多岁，直到一场大病击垮了他。为党的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遗憾的是，由于我患病在身，未能赴哈尔滨向他的遗体告别。在无比沉痛中，我写了一副挽联，呈送到他的灵前，内容是：
　　
　　 励精图治报国精神垂千古
　　 肝胆相照知遇之恩永不忘
　　
　　 上联歌颂他的精神，下联表达我的感情。
　　 一代英杰就这样走了。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励精图治的猛将，我失去了一位永远的良师益友。想起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的知遇之情，我不禁五内俱焚，悲从中来，热泪夺眶而出。我只能暗暗地祝愿：敬爱的宫本言同志你安息吧！
　　
　　2011年10月24日于北京病榻上
　　
　　责任编辑 杨新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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