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之恒满了还会有史诗么 [王康:宿命中的史诗游吟者]
时间：2020-03-20 07:34: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不知从何时起,这张酷似列宁的面孔开始频繁出现在电视屏幕、大学讲坛上。那些为人们所误解、忽略乃至有选择性遗忘的过去被他重庆式的铿锵激情讲述着,仿佛一首首忧愤的史诗。
他就是王康,在“民间思想家”的称号和名儒唐君毅外甥的光环下,却潜藏着一种与世格格不入的孤独。从他选择自我放逐之后,就像他所钟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们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双眼放射着光芒,艰难地行走在荒凉的旷野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王康的史诗与他们的生活似乎毫无关联,王康的生存方式也不为他们所理解――这种遥远与陌生并非时空的距离,而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断裂。金牛犊和虚无主义渐渐成为逸乐生活的庇佑神,很少有人愿意再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深掘那条饱吸了鲜血与苦难的根。
但王康的人生注定与逸乐无缘,通向崇高和真理的路恰如山城重庆那些陡峭狭险的迷巷,而这个出生于新中国元年的抗战移民后裔,和那整整一代人一样,经历了家国动乱的各场浩劫。然而,十年的流亡生涯之后,这位刚烈耿介的花甲老者依然怀着“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发掘、抒写并创造着属于这个独特时代的史诗。
王康撰文,喜欢引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中那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最忧心忡忡”,这或许同样可以看作他自己人生的一个注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历史学家只能写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人却能写出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当王康把目光投向历史的迷雾之时,不经意间却洞察到了未来的危机。赫拉克利特早已发现,人们不欢迎太过清醒的人,爱非斯人赶走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让他们到别处去。而假如有预言家在泰坦尼克号奢华的欢宴上警告大家这艘船可能会撞上冰山,一定也会被当作疯子扔下海去。社会或许不欢迎这些先知式的史诗游吟者,但人类与历史却需要他们。
所以,王康那种沉郁、孤独却倔强犀利的存在,并非中国的一个异数,而是他自己与宿命共同选择的结果。
与一座城市的宿命
1949年12月1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重庆。第二天,在面朝嘉陵江的山坡上一户人家中,王康降临人世。他出生那年,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一个变局和意外;出生之地重庆,又是抗战“天下兴亡的托付之地”,双重巧合,注定了王康一生的命运。
王康的父亲祖籍山东,考上北大物理系之后恰逢抗战爆发,高校西迁,随难民一起逃亡到四川,寄读于川大,在那里认识了王康的母亲并结为伉俪。因此,王康常常戏称自己是抗战的产物。抗战结束之后,紧接着又是解放战争,怀孕的母亲因不忍让孩子生于乱世遭受苦难,曾服下大量奎宁堕胎,然而倔强的婴儿还是挣扎着来到了这个世界。
重庆,一个气象宏大的城市,具备了崇山峻岭、大江奔涌的雄性元素,云雾缭绕宛如命运的迷局。这个原本只有27万人口的码头城市,在抗战时期却扮演了“中国人最后的耶路撒冷”的角色。经历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迁徙和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轰炸之后,其性格被塑造得悲壮而浪漫,华美如同史诗。
“这些冥冥中注定的宿命对我具有致命的影响,仿佛一件终生无法脱去的外衣。”王康说。小时侯,他站在窗口凝望嘉陵江滚滚东去,恍而生出孔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而自然与历史的宏伟手笔,便是王康最早的精神启蒙。
苦难是这代人的精神滋养
王康出生后不久,父亲便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进了监狱,从此母亲便独力支撑起这个家庭。教学任务繁重,家里孩子又多,王康几乎是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中长大的。从童年时代起,他的忧患意识便比别人要深了几层,因此天生喜爱看书,想从前人的哲思中寻找世界的答案。
然而王康坦言,自己对社会和人生领悟得并不算早,十几岁时,他仍对这个国家的来龙去脉懵然不知。文革开始后,他才渐渐对之前的教育产生怀疑。后来武斗升级,种种血腥的场面强烈地刺激了他的思考。但他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还是在下放到巫山农村锻炼,目睹农民几乎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的赤贫状态后才发生的。那时,他开始接触俄国文学,对现实问题有了独到的视角。
“苦难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滋养。”当问及王康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他一生的奋斗激情时,他这样答道。身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命运都是被这个国家所决定和影响的。比如他的父亲,在1980年获得平反时,仅仅得到一句“对不起,当年我们搞错了”的道歉。面对这种黑色幽默,所有人都只能报以苦笑:这场毁掉了一个家庭幸福的冤案,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中,却只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错误。战争、饥饿、疯狂……接踵而至的痛苦浪潮和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却是当时这个民族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
文化正统派的“反叛”
由于当时中学体育教师奇缺,体格健壮的王康意外获得一个机会,返城在母校重庆一中担任体育教师,并参加了高考。按照当时规定,身份为在职教师的考生限填省内师范院校,于是考分超过北大分数线的王康便成了西师的学生。
开学不到一周,生性不安分的王康便厌倦了死气沉沉的课堂,一头扎入图书馆中。他借阅的第一本书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此书汤用彤翻译后送给了吴宓,吴宓用蝇头小楷在字里行间密密地作了批注。看罢该书,感慨油然而生:汤、吴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境界和高度,是这一辈人难以企及的,作为四旧被破除的国学和作为资产阶级落后思想被拒于国门之外的西方经典著作,都大有值得钻研之处,于是王康更加坚定了利用大学四年集中看书、思考的想法。
大学四年间,王康几乎没上过课,更是从未参加过政治学习。他的边缘姿态并非一种后现代式的消极反叛,恰恰相反,他内心始终靠向文化正统――服膺儒学之道,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向往“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这种观念不但让他从心底讨厌那些玩世不恭的文艺作品,更是对一些投机政治的所谓“知识分子”深恶痛绝。
传统的中国学者有两条道路:入世与出世。“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王康早已厌弃了仕途,更不愿成为不问世事的书斋学者。从大学时起,他便为自己选择了今后将要走的华山一条道:成为一个独立的、至少内心自由的民间思想者,以一种独特的道德立场和人道主义关怀,忧患着中国的现实与人类的前景。
文学社:只想做“普通人”
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王康这一代人许多父辈祖辈都是受益者。同时思想解放运动也已展开,从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书籍得以进入国内,深深震撼了青年们。就在一个秋天的傍晚,王康与西师中文系另外两位才子姜力挺和张鲁面对着茫茫星空,突然被一种冥冥中的使命感攫获,不甘于虚掷光阴,决定成立一个文学社,聚集有共同理想的同学一起讨论文学和人生问题。
王康由于母亲好友在西师任教的关系,获得了单独居住的机会,他的房间立刻成为文学社的大本营。关于文学社的名字“普通人”,王康解释道,成为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是做真正的“人”。文学社经常举行活动,一干青年喝着三角六分钱一瓶的劣质酒,在呛人的烟雾中讨论文学问题、国家大事、社会不公和个人前途。这种浪漫的状态宛如十九世纪遍布俄国大学的讨论小组,让王康想起赫尔岑《往事与回忆》所描绘的:“什么人改造了这些年轻人?什么法术让他们着了魔?在这个地方,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富贵,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只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艺术。”
1957年之前,西师本有许多文学社,但在反右运动的冲刷下纷纷凋零,从此沉寂二十三年,直到“普通人”文学社的出现,才打破了沉寂多时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学社兴办的杂志被有关当局收缴清查,文学社的存在也出现了危机。
“奥德修斯”的十年之路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配到重庆八中,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机缘巧合撰写“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不期因文获罪,遭遇十年通缉。
“真正的理想,是要付诸实施,勇于担当并为此付出代价的。”王康说。当公安人员闯进他家时,他的母亲因惊吓而失声,数年之后才恢复说话能力。他在雷鸣闪电、大雨滂沱的夏夜,孤身坐上了长途汽车,开始了流亡。自贡、成都、乐山、北京……王康一边东躲西藏,一边仍是夜以继日地看书、思考与写作,如同他所推崇的别尔嘉耶夫。
1993年,风声渐缓之时,王康在北京拍摄了史诗性政论片《大道》,究诘世界图景下的中国前途,出手即不凡,引起了政界、思想界和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1994年,又毅然成立了重庆陪都文化公司,相继推出系列历史纪录片《重庆大轰炸》《抗战陪都》等。1996年和1999年,还在“流亡”途中的王康又两度参与了有关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国家级专题片,并担任总撰稿。
有人问过王康,既然有那么多去国外躲避的机会,为什么宁愿颠沛流离也誓死不肯离开中国?
王康答道:不管好与坏,美国毕竟是美国,欧洲毕竟是欧洲,在最深的意义上与我无关。我是中国人,一名1949年出生、有幸活到21世纪的中国人。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占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安危福祸攸关人类前途。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时期,为人文、社科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舞台。不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是无法真正体会的。
后来案情澄清,王康无罪,笼罩在头上长达十年的通缉令终于宣告撤除。
《浩气长流》:苦难岁月的史诗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王康又一次以磅礴的手笔震撼了整个中国。长达712米的画卷上,808个真人般大小的人物在22位艺术家的笔下鲜活起来。难民、流亡者、英烈、奸伪……巨幅作品《浩气长流》恰似那段苦难岁月的史诗和献给英烈们最好的祭祀。
谈及这一创作的初衷,王康认为,日本每年参拜靖国神社,饱受诟病,但反观我们自己,是否又尊重这一历史?何不超越党派与意识形态的鸿沟,不以政争断是非,不以成败论短长,为抗战群英树碑立传?一来对得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二来也是交给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一份答卷。
这一画卷的筹备工作从2004年底便开始了,最初的设想是400米长,包括民众的受难与流亡、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知识分子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以及国共合作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做了600页厚的策划案,光是历史照片就收集了两万多幅。由于值得纪念的英烈、事件太多,这幅画的规模逐渐扩展到700余米。作画所需的资金全由民间人士主动捐赠,重庆市所有合乎尺寸的宣纸都被王康购买一空。在空旷简陋的工作室里,几十名画家和工作人员仅仅凭着一种信念的感召,不计报酬地劳作了将近一年。作画过程中,不断有抗战英烈后人、社会各界人士和国外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参观,感动而归。连战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专程为该画题词。唯一让王康遗憾的是,214名阵亡将领中,他只找到了其中178位的照片,其余36位经历了艰苦的搜寻并向海内外各方呼吁后,仍然未能找到,只好让艺术家们通过中国传统作画方式,根据他们的生平、性格为他们造像。
2005年底,这幅旷世巨画终于横空出世,赢得各方面一片赞誉之声。
“中国是一个史诗般悲壮的民族。”王康这样说。然而中国的真正的史诗却太少,所有苦难的过去,都不应该被遗忘,用一种庄严的方式来祭奠这个民族曾经有过和应该拥有的崇高,是王康一直在做的事情。
Q&A:
《热道》:从您的作品和活动中可以看出,您的性格中存在一种刚烈耿介的因素,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王康:我父亲的性格就非常刚烈,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大量咳血,我连忙将他送到医院,医生的态度非常恶劣。父亲当时非常虚弱,却挣扎着起身对我说:“我们回去,大不了就是一死!”他宁愿满怀尊严地死去,也不愿去卑躬屈膝地求人。回家之后,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地自动痊愈了,或许这也是一种宿命。
《热道》:您的舅父唐君毅先生是新儒家大师,您是怎么看待和评价他的呢?
王康:我读过舅父的著作,但从未与他有过直接接触――他于1978年便逝世了,而我在此前一直无缘同他相见。他们那代学者遭逢一个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乱世,如何突破过去从孔子到宋明以来传统的儒学,做出相应调整以回应西方文明的冲击,正也是唐君毅、熊十力等一批新儒家学者一直在做的事情。唐君毅先生不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功底,更大量阅读西方哲学著作,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庞大浩瀚的哲学体系。西方不少学者认为,唐君毅是朱熹、王阳明以来最伟大最有成就的儒家学者之一,认为他的思想可与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先哲相媲美。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并与西方思想界进行了长期而紧张的对话,最后归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热道》:您是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的呢?
王康:西方那一套普世价值并非突然产生的,它也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结果。在工业文明时代,各种利益集团出现之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尊严、自由、民主权利不可剥夺等等,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种普世价值,但我认为,中国可以反过来为西方提供更高甚至是最高的价值观,比如大同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这种天下观念是东方独有的,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具备,只有儒家这种没有上帝观念的人文主义才有这种化成人文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神意地适用于二十一世纪这个人类范围内的战国时代,这是中国独有的价值资源。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写到的,当今世上存在着各种文明的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犹太人的冲突、美国与欧洲的分歧等等,能解决这种冲突的,当今世界只有儒家的学问。
《热道》:那么您认为儒家学问要怎么样才能去解决当今世界的冲突呢?
王康: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而这个文明绝不是一团漆黑。除了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专制君主外,还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思想家,那么多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君子、贤人和圣徒。中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可以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教训,恢复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的精神,为十几亿中国人奠定一个精神和道德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供给世界一个独特的价值观。从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宣言,到1958年唐君毅等四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告世界人士书,这种文化复兴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只是反复地被各种意外事件打断,但这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当然,我并不奢望这种文化复兴能一步到位,假如中国能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完成这场复兴,那将是中国莫大的幸事,也是世界莫大的幸事。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感兴趣的还不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也不是国家的统一,而是中国文艺复兴完成的那一天,那将是中国的得救之日,也是世界的得救之日。我从骨子里面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仍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作为人生的座右铭,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如西方的西绪弗斯精神――这种精神是基督教的精神,也是儒家的真精神。
《热道》:在完成《浩气长流》之后,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王康:我希望国共两党能在重庆进行第二次谈判,共商祖国的统一和命运。我认为,以重庆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底蕴来看,它都是进行这次谈判最适合的城市。目前我也在同双方的一些人士接洽,希望能促成这一谈判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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