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听证做秀也别放弃围观等】 放弃听证承诺书
时间：2020-03-13 07:18: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广东省东莞市物价局最近征集水价听证会参加人，但截至最后一天，未收到市民的报名。有市民称，不愿参加“走过场听证会”。 联想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听证会开成“涨价会”，市民报名积极性不高，可谓情理中事。
不过，今天更想讨论的是，即便明知听证会是在做秀，公民们应否放弃参与听证的权利?答案很明确，不应放弃。因为这种放弃可能对某些官员来说正中下怀。从东莞消委会秘书长的话，就已经得出“消费者非常不成熟，民主素质有待提高”的结论，那么，这就不妨碍某些官员顺着这个思路向下走：连“过程序”的听证会也搞得越来越敷衍，甚至，能不听证就尽量不听证了。
再有一个问题是，虽然听证会是在做秀，但公民的参与总会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如果媒体适时介入，或许还能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网络上，我们熟知的一句话叫做“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而公民报名参加听证会，是比网络围观更进一步的现场围观，尽管所提出的意见并不见得会被采纳，但为什么要放弃呢?
什么车走在路上最逍遥
邓海建
《广州日报》消息说，广州环保NGO“拜客・广州”发布了《广州自行车出行制约因素及改善建议》，仅有15％的广州人在使用单车，其中以月收入2500元以下的居民为主，将单车作为工作用途者不足17％。而《新京报》消息说，深圳规定从6月6日到12月5日，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有网友提出，四部门年初下发通知，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政策要求是引导而非简单禁止。
一个历史上的自行车王国，集体抛弃了自行车，在超级拥堵与超高价油的郁闷中一路狂奔。NGO的调查结果是，“公众不愿意骑车出门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目前大众认为骑车是落后贫穷的象征，私家车和高档汽车才有面子”。顺着这个结果，我们当然需要给公众上上课，比如畅想一下绿色生活、谈谈地球责任。但如果将这个结果作为追溯原因的抓手，恐怕就不会如此单纯而快乐。
自行车在城市生活中的卑微弱势，是伴随着城市化的风光而来的。自行车的昨天，就是电动车的今天；自行车的今天，也就是电动车的明天。尽管几乎没有一个城市以公告、政策的嘴脸鄙夷自行车的寒酸，但路政设计的取舍还是很有倾向性的，试问一条马路上还有多少自行车车道?至于今天的电动车，禁令直指安全问题。2011年3月，公安部、工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四部委下发了一道通知：要求限期淘汰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但判定是否“超标”的标准，仍是12年前出台的已被公认过时的电动自行车老国标。更令人生疑的是，提及超标车的安全，媒体引用最多的是央视近日报道，譬如2009年，电动车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数约3600余人，较之2004年增加了约6倍――这一数字乍看很是惊人，然而，“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电动自行车销售近1亿辆”。车的数量增加了18倍，而死亡人数为6倍，这究竟是危险增大还是安全提升?
城市不爱昨日的自行车、不爱今日的电动车，可在需要领导做秀时“_描眉画眼”的自行车，在名商富贾的健身房里的自行车，哪一辆不是公共政策的大爱?电动车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因为拥挤的电动车令管理者大伤脑筋，谁会自我分裂地一边说环保低碳一边恨之不亡?
自行车之死，死在无路可走；电动车将亡，很可能亡在政策歧视上――殊途，而同归。至于路权或程序正义云云，徒具争论的意义。据说哥本哈根早在1995年就推出了“城市自行车”的自行车短期租赁计划，而法国巴黎市政府在2007年夏天也引进了一项“自行车城市”方案，当年年底就有2.06万辆自行车散布在巴黎市内新建的1450个自行车租赁站；就在前两天，英国前任驻俄罗斯大使撰文表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总理普京还在公园进行自行车比赛……
什么车走在路上最逍遥?这不仅仅关乎诗意、权责，还关乎我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思考。因为车与路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与资源的关系。
中国摩天楼超美四倍的隐忧
何勇海
据《羊城晚报》报道，一份由全国摩天高楼“粉丝”和建筑业、传媒业人士编撰的《摩天城市报告》近日公布：仅仅计算写字楼与酒店，当今中国在建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还在规划建设超过300座摩天大楼。如果一切顺利，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读罢此新闻，笔者有一股强烈的隐忧。中国摩天大楼将超世界“摩天学”发源地美国的4倍!可我们的经济实力与人家相比，其差距无须多言。而我国的“高楼竞赛”愈演愈烈，令世界瞠目。
摩天大楼遍地开花，并非全是经济实力增强，“不差钱”所致。一些经济实力几乎排不上名的城市，比如贵阳，今年就规划建设摩天大楼17座；更加名不见经传的广西防城港市，规划建设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高达528米，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要高。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由此观之，我国“摩天大楼”热的背后，暴露出发展盲目性。
而这种发展盲目性，又多半出于地方政府“政绩”所需。在某些为政者看来，一个城市无论大小，无论贫富，如果没有摩天大楼高高耸立，似乎就不够现代化，从而也就显得为官一任，政绩平平，脸上无光。而摩天大楼恰恰是一种显示财富和实力的“政绩”，比任何政绩更具视觉冲击力。在此思维主导之下，动辄拿出几百亿元的公共投资打造地标建筑，竞相“逐高”，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追求“虚假繁荣”的政绩观以及摩天大楼“高度痴迷症”，后果相当严重。德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曾经警告，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发生在超高大楼落成前后，因为这种投资狂热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万科董事长王石也曾指出：“高楼建设不能抛开现实情况，更不能超越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步水平，否则高楼建设将不再是纪念碑、里程碑，而有可能成为墓碑。”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是否富有和现代，要看其人均收入和人们衣食住行是否幸福。为政者应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苦练发展内功，地标建筑、摩天大楼再多，也是“银样蜡枪头一中看不中用”。花纳税人的钱，盖摩天大楼装点城市的门面，进而装点官员的政绩，必须受到制约。“虚假繁荣”的政绩思维不除，“摩天楼”疯长不止。要遏制“摩天楼”热，不妨先过过“民意关”。有人大代表曾经建议，建摩天大楼，应经人大审议批准，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货币学德国，养老学美国
叶檀
摆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面前有两种模式，一是德国模式，一是日本模式。鉴于日本模式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而德国模式却得以成功，中国似乎应该学习的是德国模式。
德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其货币政策、教育体制、基础设施围绕实体经济制定。德国的出口产值与中国相差无几，而人口只有8000万。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科研重点放在制造业实用技术，其化工、汽车、机械等行业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为了维持制造业的明确预期，德国央行实行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如果说全球有哪一个大型经济体成功地抵御了数次通胀的威胁，就是德国。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3月11日公布的数据，不计季节因素的影响，2010年德国平均劳动成本同比上涨0.7％。另据德国Hans－Bockler基金会统计，德国2009年劳动力成本增长2.3％，增幅低于欧盟内的平均值2.9％。而从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德国劳动力成本平均增长率为1.9％，远低于欧盟内许多国家。劳动力成本增长率平缓，说明该国的货币购买力一直保持平稳，换言之，德国成功地控制了通胀。当汇率与利率冲突时，德国的做法是维持国内货币的稳定，以利率优先。
德国的基础设施保障了客流、物流的快捷。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年物流绩效指数显示，德国排名全球首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2009年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通过的一项经济刺激新方案中，包括了140亿欧元(约合187.6亿美元)在基础设施和学校上的联邦投资。引人关注的是，德国曾是欧洲允许所有车辆免费使用高速公路的唯一国家，严厉的法律与低廉的运输成本为德国制造业创造了一流的环境。
除了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外，德国的学徒制教育对德国工业发展功不可没。德国法律没有强制各工厂接受学徒，但到目前为止，已有45万家工厂实行学徒制度，工会在约450个行业中强制规定，必须有学徒经历才能被聘为正式员工。工人培训从学徒开始，大多数16岁的青少年必须在自己所选择的行业中当3年学徒。学徒一周内有4天留在工厂里，第5天返回职业学校，接受理论课程训练。德国目前有各种职业学校9000多所，有近52万个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中心，职业培训已经商品化和大众化。德国工人的人均产出是英国的两倍。德国700的员工都能胜任工作，而英国只有3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2006年2月在访问中国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对不足，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则占30％；美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占GDP的54％，但是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只有17％；其他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占GDP总量的情况是：印度33％，泰国41％，德国48％。
德国也存在问题，内部容量过小，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得到解决，但过于激进的欧元导致了目前的欧债危机。而在金融危机时，德意志银行激进的高杠杆显示德国人在虚拟经济方面不遑多让，幸亏，在德国经济虚拟化之前，金融危机就恰当地终结了这一过程。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但德国所拥有的教育、货币、制度优势是中国所缺乏的。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不能全盘学德国，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
德国是高福利国家，形成了以社会养老等五大社会保险分支为主干，囊括了育儿、教育、住房津贴、青年补助、社会救济等一整套包罗万象的高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支出已占GDP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的福利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一，可以预料经济会马上破产。在人口众多、激励机制不完善的经济体，比高福利更重要的是分配体制的公平。
美国的社会福利机制介于高福利与无福利之间，未来的福利与个人收入息息相关，这一体制重在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障，而优厚的保障则与个人的努力所得到的薪酬息息相关。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未来的养老金赤字都是笼罩在头上的阴影，相比而言，美国的养老保障压力相对较小。
作为制造大国，德国是中国的前车，作为正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国家，美国鼓励个人努力的方式值得借鉴。无论哪一种方式，包括中国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公平的法律救济是保障模式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中国最短的短板。
自查“没问题”凸显真问题
奚旭初
6月8日，网帖爆料：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第二医院110多名医生吃“醒脑静针”回扣。两医院均表示，网帖披露的姓名、药名、用药等情况属实，但自查“没有发现问题”，不存在吃回扣行为。
自查“没有发现问题”，丝毫也不让人意外一倒是“发现问题”那才是奇怪了。这样的情形，说是经验也罢，说是教训也罢，一直以来已太多太多。去年某地自查时均没有发现“小金库”地区和单位，一经“他查”，全部发现了“小金库”。自查百分之百“没问题”，“他查”百分之百有问题一足以证明，自查靠不住。自查“小金库”靠不住，自查回扣同样靠不住。半年前网帖也曝光过杭州36名医务人员收受礼品及回扣，医院一自查，也成了无头案。
正如议论所说，对医院而言，一旦查实，其声誉甚至患者源都会―落千丈；医药企业则可能遭行业禁人；医生不仅可能被暂停行医执照，甚至会影响其职业生涯。因此，无论是医院，医药公司，还是医生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利益同盟”。由此可见，医院一自查，问题就没了，凸现的恰是真问题、大问题。
事实上，不但自查往往是欺人，即使是“他查”，还要看这个“他”是谁。如果是有相关利益的，是牵亲带故的“他”，也还是靠不住。查“鼠”要靠“猫”，而且是真猫。如果“猫鼠关系”事实上已变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盟关系”，那么“猫”护“鼠”也就是必然的了。
铲除医疗回扣的毒瘤，不能靠医院自查，而必须打破行业的范畴，由司法机关或者反商业贿赂部门负责调查，形成合力，并以这一事件为突破口，重拳整顿医疗行业的回扣之风。即使温州这两个医院110多名医生确实未拿回扣，这结论也须由“他查”给出。
天桥的荒芜民意的缺席
翁一
据《大河报》报道，河南郑州多处耗资数百万建设的人行天桥，由于多数行人不走，处于闲置状态。市民抱怨多数天桥建得不是地方，希望相关部门充分征求民意，在需求量大的地方修建人行天桥。当地有官员认为，较之市民意见，专家的方案更具体，考虑的内容更全面、更具有操作性，一些市民在提意见时，往往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征集民意会使得工期无限拖延下去。
如果在请专家做方案前，―些官员就先行给出所谓的整体利益，专家据此为工程量身打造，这样的专家意见又有什么意义?老百姓并不清楚整体利益是什么，这所谓的“整体利益”又有什么意义?在不少地方的工程建设中，个别官员并不需要专家的专业方案，需要的只是专家头顶上那顶学术权威的帽子；一旦摆设工程、烂尾工程出来时，还能将责任轻松地转嫁。
天桥等市政工程的建设就是用来为民服务、与民方便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市政工程项目，既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操作，也不能只依据官员、专家的意见进行计划，而不考虑民众的诉求。然而在现实中，个别官员的意志在公共工程中起决定作用，且不计代价。他们在处理这些事物时不考虑具体民众的利益，也没有能力设身处地考虑民众的利益。他们在支配公共财政收入时，像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财产；而在浪费这些财产时，这些财产又仿佛是属于别人的。―些公共工程从规划到实施，作为权利主体的民意得不到尊重，在制度上得不到确认，在程序上得不到保证，民意的表达甚至受到抑制。
要相信民众了解、掌握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事物、社会事物，并尊重民众的权利诉求，而不是视之为拖延工期的“自身利益”。天桥荒芜的背后是民意的缺席。如果公共工程只有少数官员意志、专家意志的体现，而不闻民众的意志，那么就与建设公共工程的出发点和宗旨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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