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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不会被“边缘化”:香港会被边缘化吗

    时间:2020-02-19 07:29: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香港与内地已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香港这三年多来的迅猛发展,背后无不弥漫着质疑的迷雾。      香港与上海一度敌意明显,至今也不见得气氛融洽。上海有规模庞大的码头、国际机场,金融业发展如同猛虎下山,香港害怕上海成为第二个香港。
      香港与广州一度合作愉快,在任何经济合作中,香港更乐意第一时间考虑广州。然而现在,广州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让香港厂商处境尴尬,广州的发展不必像以往那样非得依靠香港。
      深圳,十年来一直向香港大抛绣球,深港经济圈、深港经济共同体、深港自由贸易区、深港一体化、深港同城化、深港高科技走廊、深港姐妹城、深港湾区,名词提了一大堆,但香港对它的兴趣似乎不大,概念仍然只是概念。
      以前,广东省需要香港人开的厂,需要香港人的服务业,然而现在,当广东省的制造业发展起来后,开始完善自己的服务业,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这时候着急了,一衣带水的广东已经与自己展开了竞争,那么香港自身还有什么优势?
      于是,香港人开始觉得被“边缘化”了。2006年3月,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引发了香港社会最强烈的争论。香港人担心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会被上海取代,同时对广州和深圳的发展速度也卧枕难安。翻开香港的报纸和杂志,里面时不时发现它们对香港的反问和给香港下的结论:香港是否太依赖政府给的优惠政策?香港已经沦为“富贵乞丐”;香港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什么?与上海、广州和深圳相比,我们还有优势吗?
      这些发问中不难咀嚼出“弃儿”般自嘲自苦的味道。长期充当内地与外资合作的“中介人”的香港,在看到内地迅猛的发展势头之后,毫无疑问已经产生了一种害怕情绪,担心失去这个“中介人”地位,而变得毫无优势。曾经就有一位香港大学教授用自己的“半扇门”理论,对一位中山大学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时局的悲观,“如果内地把两扇(对外开放的)门都关上,香港会死;如果内地把两扇门都打开(全面对外开放),香港也会死。只有内地打开半扇门,香港才能活。”
      “边缘化”这个名词出生一年多之后,学界而今对它有了另外一种逆向思考。左连村说,香港担心被边缘化,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心态。长期以来,香港经济发展都超越内地,香港人对内地人天然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认为“我应该是龙头”、“我应该永远比内地先进”。香港人在对待内地时,还存在先天的“你我”之分。
      但内地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是大势所趋,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只发展香港这样一个金融中心,也不可能将转口贸易都放在香港一个港口。“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不能简单地用‘边缘化’这三个字来概括。香港人应该调整心态,承认内地发展的大趋势。香港没有被‘边缘化’。谁把香港‘边缘化’了?香港想被‘边缘化’,中央政府也不会同意呢。”
      当年温家宝总理挥笔一瞬间的签署仪式,看似那么容易,背后却经历了四年之久的故事,这中间暗含着香港人对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经济走向的担忧,也暗含着政府对香港的重视,要从实际行动上给香港人吃一颗定心丸。事实上,这10年来,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内地的广大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救香港于水火之中;SARS过后,政府给香港送去了“自由行”和CEPA。10年前,香港人回归祖国的兴奋感远远比不上内地人;10年后,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内地给香港经济带去的人气。不得不承认,香港与内地事实上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以后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内地,如果再谈被“边缘化”,把自己看成中国之外的一个城市,只能是对时局的误会。
      
      转型之争,香港该往哪里去?
      
      除了“边缘化”,产业空心化、经济转型不成功等词语一直纠缠在香港舆论之中。
      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时,香港是内地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其次是台湾。于是,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浪潮,一大部分香港制造业挥师北移,纷纷在内地建厂。其后的香港逐渐从制造业为主的社会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到2003年,制造业占香港整个经济比重只有3.7%,而1980年时,这个数字还是22.8%;与此同时,2004年,香港的服务业已经占到香港经济比重的90%。但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香港的服务业一时之间瘫痪,香港社会这才意识到服务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竟是如此之大,因而一旦危机来袭,竟会如此不堪一击。此时关于“产业空心化”的批评和香港经济转型的要求应势而来。
      
      而至于向什么方向转型,点子似乎特别多,有人要求再次发展制造业,有称要向知识型社会转型,有说要向高科技方向发展,有称高增值服务业才是目标,更多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首届特区政府提出向知识型社会转变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更多是停留在董建华所做的政府报告之中,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困难,概念本身也非常模糊。
      事实上,香港向知识型产业发展的优势并不明显。香港这个社会,企业与居民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而知识型产业是一种长远目标。像盖茨这样的人在当今世界不会出现第二个,所以不要希望香港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变成像美国硅谷一样的城市,硅谷有企业、有生产、有投资,香港却认为发展科技园要占用寸土如金的地皮,根本就不划算,所以只热衷于拍卖地皮,大搞房地产。
      香港在发展知识型产业时同样有先天不足。当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时,香港正在热衷于把工厂搬到内地,其高科技发展本身就起步晚。回归祖国之后,香港首届特首董建华也推出过“中药港”、“数码港”计划,希望能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但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而今,深圳的IT业已远远超过香港,香港已经失去发展高科技的最佳时机。
      而对于香港“产业空心化”之争,左连村的看法也与众不同:“很多香港企业到内地开厂,广东就有好几万家香港企业,你说这些企业是香港的,还是广东的?政府在算GDP时,往往把这些厂家的经济利润算成广东的,但这是不科学的,厂还是香港人的厂,这些GDP也应该是香港的。”
      喧嚣的争论过后,学界在近两年似乎找到了更多清醒的认识。转型并非云里雾里的理论,也不是悬空不着实地的争执。
      陈广汉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要说香港经济转型,怎么转?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完整的经济是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型,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只走到服务业为主这个地步,谁能提供更先进的转型模式?现在的香港,只能在服务业中发展服务业,也就是发展高增值服务业,比如金融、律师、会计、咨询、管理、会展。不断完善、提高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提升服务业自身的质量。”
      
      香港的优势上海不可取代
      
      争论的结果,香港的优势还在金融、物流和服务业。
      5月28日,香港《文汇报》发表的一条消息足于让香港人相信这一点:伦敦月前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香港稳占亚洲金融中心龙头之位,在全球排第3位,仅次于伦敦及纽约,评分为684分(1000满分)。亚洲区内只有全球排第4位的新加坡(660分)能追贴香港,相反以往处于领先地位的东京只排第9位,而两个中国城市上海及北京则分占24及36位。
      
      银行界人士普遍认为,上海与香港的距离还相当远,上海要变成内地的金融中心,在制度、人才、服务体系、信息汇集和处理方面,都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一二十年内赶上香港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其实,外资现在还是乐意把香港当作进入中国腹地的平台,很多外资对内地投资环境并不熟悉,因而不敢直接在内地投资。而香港的开放、自由、法制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尺度。香港的信息流通是完全透明的,从安全性上讲,资金放在香港比放在内地更让人放心。况且,就当下而言,投资香港就等于投资内地,香港这块宝地也吸引了很多对内地感兴趣的资金。
      陈广汉认为,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这个宝贵的荣誉,不是吹出来的。香港的体制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没办法比的,香港是个自由港,有完善的法制和吸引人的单一税制和低税率,这是英国人给香港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上海和深圳永远都不可能变成自由港。
      香港面积小,土地少,硬件比不上内地,但香港的软件是它最大的优势。内地要利用香港的优势,还有很多路要走,其中最难的就是优化自身制度,规范法制,提高办事效率,让投资者更方便投资。
      采访中,每个学者和银行界人士对香港的未来都毋庸置疑地看好,“内地越发展,香港的机会就越多。国际上没有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大事发生的话,香港会稳健发展下去。”
      稳健,是他们给香港未来发展步调的一个最恰当的形容。10年来,香港走过了最残酷的阴霾,也享受到了中央政策最大的优惠。对它来说,8%的年经济增长率太难得了,也不会持续太久。长跑,需要的是耐力和韧性。对香港来说,稳健,是最贴切不过的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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