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
时间：2019-05-05 03:2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是让朱德和毛泽东首次尝到无线通讯技术甜头的人；他从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开始，一步步为我军的通讯建设付出了整个人生；毛泽东赞誉他和他的团队是工农红军里的“千里眼、顺风耳”，说“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他让朱德和毛泽东自建军以来
第一次尝到了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甜头
1909年7月3日，王诤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十七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随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毕业即参加北伐军第二军第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而后，进入正在江西“剿共”的第十八师，负责无线电台。
1930年10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还意外地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说是一部电台，其实只能算是“半部”，因为电台的发报机已被砸坏，只保留了一部收报机。
曾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的郭化若,注意到俘虏中有自己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王诤，当即向毛泽东、朱德推荐了这个难得的电讯业务尖子。因为俘虏王诤的到来，红军从此建立起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当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地处穷山恶水之间，信息传递全靠骑兵送达，使许多重要战斗都因通讯不力而致失利。王诤和这半部电台的到来，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天，王诤获悉东韶敌军谭道源师电台传来消息，说他们得悉十八师被歼、张辉瓒被捉后，十分恐慌，部署撤退逃跑。王诤马上将这一电讯抄收，亲自送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手里，朱德立即下令红军各部星夜赶往东韶追歼谭部，结果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十五瓦电台一部。
这是自建军以来，朱德和毛泽东首次尝到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甜头。朱德极其兴奋，说：“无线电台确实是个好东西，可在短时间内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可使红军实现‘天兵而降’的理想，可使部队做到既撒得开又收得拢，及时准确地歼灭敌人，这些都要靠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
事隔数日，毛泽东和朱德接见了愿意参加红军的被俘电台人员，同时宣布成立红军无线电通讯队，任命王诤为红军第一个电台通讯队长，又下令成立了以王诤为负责人的无线电训练班（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即肇始于此），王诤等也自然成了训练班的教师。
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朱德说：“对红军来说，无线电台简直是‘心肝宝贝’，其作用大得很啊！所以你们搞这门科学很有用，也很难得……要以王诤同志为师，发奋钻研，努力克服困难，成为披荆斩棘的开路尖兵。”
毛泽东也讲了话，讲得既风趣又鼓舞人心，他说：“革命不分先后，欢迎九位新同志当人民的红色通信兵。不要看我们的本钱只有一部半电台，蒋介石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我跟他每打一仗，他都要送电台给红军，还不需要打收条呢！刚才总司令说，电台是他指挥作战的‘心肝宝贝’，我说电台简直是‘千里眼，顺风耳’……”
在王诤等的努力下，四个月后，电训班培养出我军第一批报务、机务人员。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王诤任校长。
毛泽东让他站在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
都认识一下这个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1年5月，蒋介石调集约二十万兵力，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围剿”大军中，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战斗力比较强，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则刚从河北开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士气不高。
王诤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了王金钰发给“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掎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
王诤立即将这一情报传递给红军首长。毛泽东、朱德等当机立断，集中调集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的五个师，共计二万多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富川，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王金钰在卫队的保护之下，侥幸逃生；公秉藩师一万余人被歼三个团，几千人被俘。此战红军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很多，其中有一百瓦电台一部。
红军对敌作战半个月，胜仗一个接一个。毛泽东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庆功大会上，毛泽东特意让王诤站在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都认识一下他。大家对王诤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亲任总司令，指挥三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三次“围剿”，企图消灭红军于赣江东岸。王诤带领红军通讯队争分夺秒地学习电讯知识和操作技术，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发电机，并自制损坏的电台零配件。他采用了周恩来研制的密码——“豪码”，几次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改进豪码的意见。在王诤和他的电台小组的无线通讯支持下，中央红军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鉴于王诤在反“围剿”中的特殊贡献，他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1934年9月，王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他担任了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对各部队的无线电指挥始终保持着不间断。
他利用无线电通讯专业技术
帮助党中央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
当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之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掌握着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左倾”中央突然从上海连来数电，罢免了毛泽东的中革军委主席职务，只保留了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从此，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处处受限制，遭疑忌，甚至不准他参加重要的会议。按照相关规定，王诤是不可以将电报原件、中央核心机密文件送给毛泽东看的，但他设法将一些重要的敌我军事动态写在香烟纸上，然后派可靠的部下传递给毛泽东。还想方设法搞些香烟、牛肉干、罐头之类的食品，派自己的卫兵悄悄送给毛泽东，以示对毛泽东的理解与支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由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挥调动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的狭小地域，迂回穿行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而王诤和他的通讯团队，功不可没。从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仅军委与各军团之间的来往电报就达二百八十余份，截取国民党军队重要军事情报若干。 遵义会议后，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打算解决红一方面军总部，扣押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另立中央。为此，张国焘急电驻在毛儿盖以西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师，下令要他们火速行军，以逼近红一方面军驻地扎营待命。王诤收到这份密电后，非常震惊，立即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首长。他们连夜开会，商讨对策。红一方面军此时已不足两万人，且伤病员和机关人员多，缺少重型武器，所处形势十分不利。对此，消除危险的上策是速与贺龙、萧克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请他们急速向中央红军驻地靠拢。
王诤亲自上机发报，试图与红二方面军电台联系上。
“喂，喂，苍龙，你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听见我的呼叫了吗？”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然而，回音却是杂乱无章、唧唧喳喳的电波信号……此时，王诤的身边站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首长，个个神态焦虑……
王诤手脑并用，不断调频……
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与红二方面军联系上。王诤脸上挂满了汗珠。此时的毛泽东，手执一支土造的香烟，对王诤温和地说：“不要着急，耐心是成功的保证。”王诤含泪点头。他调整了一下情绪，急中生智，就在确认是二、六军团电台正与红四方面军通报之时，他将发报机调至其通报的频率上，强行呼叫，终于与红二方面军的电讯联络上了，信号由弱渐强，越来越清晰……军用帐篷里的气氛渐变，首长们相互握手。毛泽东转过身来，伸出大手，用力地拍拍王诤的肩膀：“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张国焘危害党中央的阴谋最终失败。迫于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张国焘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停止进军西康，转而北上。他怎么也没想到中央红军里能有如此之“高手”，这么快就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二方面军联系上了。
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形成了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大好局面。这样，延安总部电台开始担负起与国民党重庆大本营的联络任务。
对获取来的日军情报，王诤都附上清晰的解释文字，呈送中共中央军委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然后再由他转交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还通过有关途径及时向重庆大本营通报。对于延安方面提供的日军情报，蒋介石甚为吃惊，责令部下多学学延安电讯情报人员的高效率。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郑介民等私下对这些来自延安的有关日军动态情报的准确性异常佩服，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里人才多。
1931年到1936年短短的五年中，王诤主持下的红军通信学校，共为我军培养了两千余名通讯人才，及时充实到了战争前线。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王诤先后抽调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毕业的孙俊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电子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周建南（后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部长，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的父亲）等人到通信学校任教。先后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近两百名，解决了抗日前线通讯技术人员的急需。
1944年，中央军委将红军通信学校扩建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王诤任校长兼政委。1948年，中央军委将该校扩建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全校一千三百余人，是解放区最大的一所培养通讯人才的学校。中央再一次任命时为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兼任该校校长兼政委。
在从事对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王诤和周建南等逐步探索出各种不同的实际操作技术，令蒋介石和军统头子对来自延安的情报及准确性 “甚为吃惊”、“异常佩服”。
抗战初期我军仅有三十四部电台，确实难以保障各个战场的通讯联络需要。王诤开始考虑自主研制通讯器材。经过筹备，1938年6月，延安通讯材料厂建立，两年之后元件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1940年，王诤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前往杨家岭向毛泽东和朱德作了汇报演示。
在培养通讯人才、采购通讯器材的过程中，王诤创办一个通讯部门的专业刊物，他为刊物取名《通信战士》，并请毛泽东为《通信战士》题写了刊名。1940年1月1日，《通信战士》杂志诞生。毛泽东为其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刊登在1941年10月10日出版的《通信战士》上。
1940年春，赴苏疗伤的周恩来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给我党的一部广播机。同年7月，王诤主持召开了广播电台筹备会议。会后，他带领有关人员勘察地形，确定将广播电台建在延安西北的王皮湾村。
地址选定后，九分队的同志在石崖上开凿出两个大石洞，作为广播电台的机房。当时只有一台随广播发射机配来的四马力的发电机，动力不足。为此，王诤找来有关人员研究，提出用木炭炉产生煤气作燃料，以带动汽车引擎，作为发电机的动力。此举获得成功。他们还以木杆子代替铁塔，架起了天线。播音室是一孔土窑洞，没有隔音设备，他们挂上羊毛毡子代替。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从此，悦耳的声音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毛主席说“他是我军通信
工作的开山鼻祖”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26日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区对国民党军作战。为了保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顺利转战陕北，以及对全国各战场的指挥，王诤对面临的工作进行了周全部署，保障了中央军委对各战场指挥畅通，并保障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之间的通讯联络。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1947年3月19日，这是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开始转战陕北的第二天，王诤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他刚一进屋，就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指点着摊开的旧地图，一边研究着什么。这一情景，使王诤意识到又要有大行动了。过了好一阵子，毛泽东对周恩来低声说了几句话。周恩来马上拿起文件夹，快速记录后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用眼扫了一遍，“刷刷刷”在文件上写了几笔，又递给周恩来。周恩来手持文件夹，快步向王诤走来，把文件夹递给了他。王诤打开一看，电报纸的右上角上画着四个黑黑的英文字母“A”，后边加了个“毛”字。 这是一份给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的特急电报。因为，党中央放弃延安后，国民党胡宗南部，伺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就在毛泽东、周恩来率部撤退途中，发现青化砭这条三十余里的狭长地段只有一条公路，路两边全是土山，是理想的打伏击的战场。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急电彭德怀立即在青化砭设伏，消灭胡宗南部已孤军深入的第三十一旅。
王诤手持电报，飞快地跑回报务室，打开机器准备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联络。不料，发报机的一只灯泡坏了，电报无法发出。
周恩来马上命令秘书立即调车跟报务主任到三十里外的徐家沟取灯泡，并让报务员打开机器收听一下敌人在讲些什么。报务员打开收报机，正好听到占领延安的敌第二十九军军部与西安胡宗南长官部的一段通话：老百姓把窑洞统统封了起来，人也跑光了，只抓到一个老头，粮食一粒也没找到，部队就要断粮了，请长官部火速空运粮食来……报务员迅速把接收到的消息抄下来送给周恩来。
看过电文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得很！胡宗南本想到延安发笔大财，结果情况不妙，要饿肚皮喽！”
周恩来接着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恐怕连水都没得喝了。”
这时，报务主任把灯泡取回来了。换好发报机灯泡后，王诤即令报务员开机与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联络，把电报发了出去。
尽管“口袋”布置得晚了一点儿，但没有耽误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把自己装进去。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给通信兵装备中吉普以上的小车，以防震坏通讯设备。为保护电台等通讯设备，一上车，王诤就和报务人员轮流把机器抱在怀里，比母亲抱着自己的婴儿还要小心。虽然沉重的电台、发电机等设备撞得两腿生疼，身上被磕得青一块紫一块，但大家还是一直这样抱着……
1948年1月，杨尚昆派王诤、罗青长先行抵河北平山县安置中央前委，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全部转移至平山县通家口，由通讯总台负责整个通讯工作。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全过程中，军委三局的直属通讯总台保障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对三大战役的指挥通讯畅通。
1948年9月16日，中央军委三局召开了关内部队的通讯工作会议，各军区及各野战军通讯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会。王诤主持会议并做了总结报告，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指示。会后，王诤领导的三局在继续担负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电讯联系的同时，成功接管了城市的电信企事业单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王诤先后出任邮电部副部长、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4年，他被毛泽东点将，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78年8月13日，王诤在北京逝世。
对王诤，毛泽东赞誉说：“王诤同志是有功的，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责任编辑/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