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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语言学的对联 用文化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对联

    时间:2019-04-22 03:27: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随着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深入挖掘,对联研究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话题。作为较早系统研究对联的《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一书,无疑有着导呼先路之功。该书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网络诸家学说,建构自我的学术思维;二是溯源对联发展,追寻文化本源;三是辑录原始资料,为后来者提供研究线索。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对联;研究;评论
      杨大方先生的《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以下简称《对联论》)一书于2011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博士毕业论文《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对联研究》一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全书约28万字,主要包括著名语言学专家张公谨先生的《序》、导论、主要内容(九章)、主要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一
      从书名不难看出,要完成好此项研究,作者首先必须要厘清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文化语言学”的概念。无疑,书中呈现了作者较高的的理论构建能力。
      在对文化语言学进行分析时,作者注重对其他语言学说的搜集。在进行系统分析后,寻求各种学说与文化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为解释清楚“文化语言学”,他首先对其发展进行概说,文中引用了索绪尔、乔姆斯基的学说。他说“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学说。”并简单总结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接着作者指出“‘言语’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语言学者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乔姆斯基把‘言语’发展为‘语言运用’(和‘语言能力’相对)”。他总结认为,“随着‘语言运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环境因素,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因而研究语言和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便应运而生。”②同时,在书中他还综合了“语言文化”、“浑沌学理论”等诸多理论。
      不同于其他一些研究的是,该书并不硬套用理论,而是以文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去对中国对联这种传统的言语模式进行初步探讨。作者认为,“一方面,借此检查我们对文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程度与运用能力;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种个案研究,考察言语表达模式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而证明文化语言学理论及方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③这是作者对该课题研究意义的表述。事实上,用文化语言学来研究对联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这一点杨大方先生肯定是了然于胸的,这也正是该研究的意义所在。但作者绝不肯用“将弥补前期研究的空白”这样的文字去拔高自己的研究,这种谦逊的为学态度令人尊敬。
      正因为该书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其导师张公谨先生说:“在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研究对联,第一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把对联作为语言文化来研究;其次是用浑沌学得方法研究对联现象,这在以往的对联研究中实属罕见。”④这一评价是相当公允的。
      二
      《对联论》一书在语言学概念、民俗文化现象进行概说时,多采用追根溯源的方法,其论说具有科学性。
      对联的起源问题是学界尚无定论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列举了汉代说、晋代说、南朝说、唐代说、五代说等。通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出,杨大方先生在梳理这些文献资料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他除了翻看现代杂志《对联》外,还查阅了《尚书》、《文心雕龙》、《全唐诗话》、《石林燕语》、《履斋示儿编》等古代文献。这种回归第一手资料的学养是他能得出扎实结论的基础。
      对于某些文化现象的追问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如作为春节语言民俗中的春联,该书就进行了溯源。书中说“春联源于春节‘钉桃符’习俗”⑤他补充道:“桃符,本为守门户、驱鬼镇邪之物,因此,当初置桃符并不择时应节。后来,习俗逐渐固定在除夕悬挂或更换,注入了‘岁月更始’时祈福纳祥的新义。因此,当对偶句与之相结合而产生的对联,便称作‘春联’。”⑥《对联论》一书由此不仅体现出了语言学的价值,而且也展现了文化学的价值。
      以上从书中的具体文本出发,对书中“溯源”的部分文字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尽管有些内容并非杨大方先生首创,但是探寻有关的文化概念的原始意义却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它有助于让阅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有关概念的源流,不至于让人“陌生化”。另一方面,这样的溯源也使得论述更具有说服力。正是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得《对联论》一书对于后人重新研究文化语言学及其对联具有“百科全书”的作用。
      三
      《对联论》一书的“附录”部分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线索,其文献学价值不容忽视。
      收集资料的过程也是一种研究,“附录”展现了作者所采用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书后辑录这些文献资料,一方面是补充有关对联作为语言对称表达文化的一个标本论说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阅读视野,。
      同时,该书还摘录了《联话丛编》中的部分对联。作者解释说“《联话丛编》是中国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一部论联资料汇编,由龚联寿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⑦而熟悉该套书的读者了解,该套为八册精装大型丛书。收录了明、清、民国各代诸多联话,按大致时序编目,计有奇联摭萃、金声巧联、评释巧对、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楹联剩话、楹联丛话补遗、巧对录、巧对补录、楹联补话、楹联述录等共三十九种资料,共计三百余万字。且该书采用竖排版形式,这对现代读者的阅读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杨大方先生不辞辛劳,攫取数万字的精彩对联作品,可见他的学术眼光和学术魄力。而在书稿出版校改中,他更是对这些“无关紧要”的对联进行了认真核对,其所作出的努力甚至比正文更甚,这充分体现了作者高度的责任意识。
      我国清代文士为学总不离义理、考据、辞章,要做到三端相谐是相当困难的。本人虽不敢妄说古人治学精神惠泽了杨大方先生,但透过其所著《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一书,加之我对作者本人治学态度的了解,确乎可以运用以下三个词汇对其著作进行评鉴:真、善、美。从文本出发,能看出作者对于文化语言学的论说逻辑的严密性,展现出了求善的一面;对重要的概念,他又寻问本源,体现出求真的一面;而朴实与华美的文辞,正好证明了杨为文求美的一面。可以说,《对联论》以其特有的文化精神诠释了“真、善、美”。透过书稿本身,也将触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如对联的起源究竟为何时?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发展定位如何?对联与传统民俗文化的关系怎样?等等。这些都问题都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杨大方:《对偶观念及其在汉语表达中的体现》,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 杨大方:《对联性质综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3期。注解
      ②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③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④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
      ⑤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⑥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⑦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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