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违式、填榜、科录考析】明清小说鉴赏

　　摘 要：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最为熟悉，其中有关乡试违式、填榜和科录的具体事宜，科举文献并未载录全部规制细节，小说作者却对此有所表现，他们以其亲身经历对此进行细致描述，反映了科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面貌。查找小说中的相关资料可以起到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小说；乡试；科录
　　明清小说作者参加乡试者所占比例较大，他们对科举中的乡试最为熟悉，小说中出现的乡试内容也最多。有关乡试中违式、填榜和科录的问题，科举文献均有记载，但由于史料记载模式的限制，具体细节并未全部写出。小说作者与史官不同，他们站在应试者的角度，以其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乡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进行描述，真实反映了三者在实行过程中的面貌。
　　一、违式试卷的贴出
　　明清乡会试的考规十分严格，仅就试卷而言，就有诸多要求。如果出现违式的情况，试卷会被贴出，举子按例除名不准应试，贴出的试卷单列一榜，榜单自有其形式。为了能够参照评阅，科举文献对试卷违式的相关规定记载还比较详细，至于贴出的榜单的情况就很难查寻了。
　　此制在明代较严，如果出现没有避讳、试卷写作的格式不正确（如写到圣、谕等字时未顶格）、有污损涂抹、空行空格、书写字体没按要求，甚至有“草稿不完者”均要被贴出。[1](P1605)清沿此制，只是实际上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时，已经相当宽松了。《阅世编》中有载：“科条宽简，亦从来未有。凡试卷除不完及污坏最甚而外，一概差失，并不许粘贴。宿场至次日午后，犹未誊完者，亦不许抢卷，直待誊完后类收，多士德之。”[2](P46)如果未遇到极为严重的情况，一般是不会被贴出的，这一点从明清小说中可以看出。《醒世姻缘传》中的主簿说，他的乡试试卷多做了两股就被大主考贴了出来，这部小说的作者署名西周生，即使疑其为蒲松龄，也还是生活在清代初年，此时违式之制尚严。在清代一般被贴出的试卷，违式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女开科传》写贴出的试卷，“当时受卷官捡出白卷子三束，送监临验过，登时贴出贡院门外，不在话下。”此卷贴出是因为举子交了白卷。《女开科传》固然是虚构，但模仿的细节却是当时科场的实际状况。《儿女英雄传》中写到绷僧额的试卷被贴出，其原因是试卷格式有误，据小说中的梅公子讲，他的试卷是“三道文题合诗题，都接连着写在补草的地方，却把文章从卷子的后尾，一行行往前倒写。”对于试卷格式在科举中有相关规定，如文要顶格，诗策低两格等，绷僧额的情况是严重的违式，被贴出亦是理所当然。从小说中贴出试卷的变化来看，这一制度在清代确实要宽松多了。
　　按科举制度，凡被贴出者除名，就此失去了继续考试的资格，更不可能在此科中试。但小说《梼杌闲评》中有膏粱子弟崔铎，只读过几句书便进了学，在乡试中他取中了第二名，而应考举子纷纷议论：“他二场已贴出过的，如何还得中？”崔铎虽然违式，仍由于内中原因得以取中第二名，这种情况显然不属常例。《醒世姻缘传》中写道：“他指望那科就可中得，果然头场荐了解，二场也看起来，偏偏第三场落了一问策草，誉录所举将出来，监临把来堂贴了，房考等三场不进去，急得只是暴跳，只得中了个副榜。”后又有主簿自叙：“甲子科场里本房已是荐了，只因二场表里多做了两股，大主考就把卷子贴出来了，挂出榜来，只中了一个副榜。”小说中也说到了试卷违式的情况，并提到贴出后不准继续应考，他们也不可能被取中，但是却可以取中副榜，这一点科举文献中未见到过说明。
　　违式试卷的贴出单列一榜，榜单写法还有特殊的样式，不但写明被贴出之人，还写出因何原因被贴出。《儿女英雄传》中写道：
　　托二爷也道：“便是那紫榜高悬，贴出去的人也不少。那张紫榜，我倒看见了，有的注诗文后自书阴事的；有的注卷面绘画妇人双足的；就连咱们那日看见的那个绷僧额也贴出去了。”安公子道：“那样闹法，焉得不贴！他名下是怎样注的？”
　　小说中提到，在贴出的榜单上，每名举子姓名之下都会作注，如有人在试卷上书阴事、画双足之类，如此荒诞不经的状况出现在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中，确实令人大为诧异，此类当属“污坏最甚”而被贴出一类。可见姓名后的注，用以明示贴出的原因，此项应表示科举公正之意。
　　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乡试一章中也提及贴出之事，其云：“即将违式之名贴出，谓之蓝榜。凡贴出者除名。”[3](P67)他说贴出之榜为蓝榜，小说中与之不同，上段《儿女英雄传》引文中写的“紫榜高悬”即贴榜，然而小说所谓紫榜非蓝榜。明清科举中有五色笔之说，即不同的官吏在所司其职时，为了以示区分而使用不同的笔色，其中受卷、誊录、对读官所用笔色在明时为红，清时为紫，内收掌、书吏在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时用紫笔，余皆用蓝笔。上面几部小说中提到的负责贴出的官吏有大主考、受卷官、誊录、监临，这几位官员在清代科举中，除大主考用红笔外，其余皆用紫笔。故此，对于贴出之榜除商衍鎏所说的“蓝榜”外，还应有小说中的紫榜之例。
　　二、乡试的填榜
　　贡院内最喜庆、最热闹的场面莫过于填榜这一环节，此时经过了进场前严肃的仪式礼拜、举子在考场内的紧张考试、考官在考试之后的忙碌阅卷，此时可谓万事齐备，只需填榜收纳人才了。
　　小说作者往往喜欢描摹热闹的场面，而填榜正是他们乐于描写的场景之一，因此，若要详细了解填榜时的具体事项，就必须向小说中寻求。《儿女英雄传》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此均有描写，将两部小说结合来看，乡试填榜的全过程便一清二楚。《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五回写：
　　却说这年出榜，正定在九月初十日这天。前两天内外帘的主考、监临便隔帘商量，因本科赴试的士子较往年既多，中额自然较往年也多，填榜的时刻便须较往年宽展些才赶得及，因此到了九月初九这日，才得辰刻，便封了贡院头门，内外帘撤了关防，预先在至公堂正中设了三位主考的公案，左右设了二位监临的公案，东西对面排列着内外监试合十八房的坐次，又另设了一张桌儿，预备拆弥封后标写中签，照签填榜。当地设着一张丈许的填榜长案，大堂两旁堆着无数的墨卷箱。……不一时，预备齐集，点鼓升堂。主考才离了衡鉴堂，来到至公堂合监临相见，各官三揖。……向例填榜是先从第六名填起，全榜填完了，然后倒填前五名。……当下只见那位大主考归坐后，把前五魁魁卷挪了一挪，伸手先把那中卷里头一本第六名拿起来，照号吊了墨卷，拆开弥封。拆出来大家一看，……这个当儿，那边承书中签的两个外帘官早已研得墨浓，蘸得笔饱，等着对过朱墨卷便标写中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三回写：
　　直等到九月十二方才写榜，好不热闹。监临、主考之外，还有同考官、内外监试、提调、弥封、收掌、巡绰各官，挤满了一大堂。一面拆弥封唱名，榜吏一面写，从第六名写起，两旁的人都点了一把蜡烛来照着，也有点一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去熄了，换点新的上来，这便是什么“龙门香”、“龙门烛”了。写完了正榜，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时已经四更天光景了，众官再出来升座，再写了副榜，然后填写前五名。到了此时，那点香烛的更是热闹。直等榜填好了，卷起来，到天色黎明时，开放龙门，张挂全榜。……
　　从小说的描述中可知，填榜时间在放榜之前，填好后马上可以张挂，但是根据录取人数的多少，填榜的具体时间并不固定，多数是从放榜的前一天晚上开始，如果人数较多，一般从放榜的前一天上午就开始进行了，即小说中所说的辰时。准备填榜时，首先封了贡院头门，内外帘撤了关防，点鼓升堂，科场内的全部官吏齐集至公堂，主考位于中间公案，监临在左右两侧公案，内外监试和十八房同考并列东西对面，而提调、巡绰、收掌等官也于至公堂内各司其职。另有报喜的报子此时也屯在贡院门口，买通贡院里面的书办，等待填榜的名次传出，赶去报录领赏。在正式填榜之前，至公堂内设填榜长案，两侧放墨卷箱，以备吊取墨卷之用。填榜有其规矩，即从第六名开始填起，正榜填好后再填副榜，最后填写正榜的前五名。开始填榜，首先取出朱卷放到公案上，再吊取相应的墨卷，拆开墨卷的弥封，让大家看一看，标写中签，唱名一次，再由榜吏填到长案上的中式榜上。此时，两旁的人点着蜡烛或一把香，照一照再拿出去熄了，此烛和香以讨吉利，乃科举风俗而非规制。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所写，正榜填完已四更天，副榜填完已近黎明，正榜从第六名开始和副榜全部填完，再拿出前五名的试卷进行填写。一切完毕，最后打开龙门，张贴试榜。
　　从填榜的过程可见，其中的事项如用蜡烛或香照看取中试卷、书办与报录传递取中消息，这都是在长期的科举填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填榜的时间在放榜之前，但到底在什么时候还要看具体的乡试情况，这些内容当然从科举文献中不可能见到。小说中常有考中前列的举子，却迟迟等不到报录的消息，或报录者常常半夜登门，这都与填榜的时间和规矩有关。《型世言》中就写：“到揭晓之夜，李公子未敢信道决中，便高卧起。只见五更之时，门外鼎沸，来报中了三十一名。”五更之时报子来报喜，中了第三十一名，上述小说中也说到四更时除前五名，正榜已填好，而此时五更报录到家，时间恰好吻合。所以了解了填榜过程，很多现象就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明清会试的填榜规矩与乡试相同，小说中也有具体描述，但却不如上述两部小说详尽。对于填榜的了解，寻求于小说是最好的途径，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惟一的途径。
　　三、乡试中的各种科录
　　明清科举在发榜之后，官方和私人会刻印各种科录。明清小说中出现了多种科录名称，如题名录、登科录、小录、乡试录、会试录、同年录、序齿录等。虽然明清时期每一科考试之后，都有各种科录产生，但刻印的目的、方式和内容还是略有分别，根据小说中的不同叙述，可以对此作一区分。另外，由于会试后的各种科录与乡试相似，这里一并说明。
　　题名录由来已早，唐代科举中之登科记即其端始，故题名录又称为登科录。乡、会试所刻的题名录内容相同，并且都是官方刻印的科录，它作为科举的程式之一，书写于唱名之后。《钦定大清通礼》中载：“遂拆墨卷弥封，以墨卷授正考官书名次，以朱卷授副考官书姓名，别录一纸授吏依唱姓名，及某府、州、县，某生习某经，遍告在位者，书榜、书题名录，既毕，吏敛朱墨卷于箱，奉印钤榜封题名录于函，置中案上。”[4](P374)可见题名录是在拆卷、唱名、填榜时一体完成的，完全是科举中的官方行为。小说《西湖二集》中也曾写道：“（永乐爷）因此把登科录上削去了名姓，反刊第一甲一名韩克忠、第二名王恕、第三名焦胜。”题名录可以改动，但进行改动的是“永乐爷”，这正符合题名录刊刻的官方行为。
　　官方刊刻题名录并不表示民间所有的题名录均由官府提供。小说《十二楼》中曾说：“（詹公）及至秋闱放榜，买张小录一看，果然中了经魁。”《快心编》中也说：“玉飞在门首，买得北直乡试全录，晓得科场为失火改期。”此处又提到科举科录中的“小录”和“乡试全录”，其实就是题名录，但是小说中所指的乃是坊间翻刻的官刻题名录，是科考放榜之后随处可以买到的，这表明官刻题名录于当时坊肆中翻刻的现象十分普遍。《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曾见士人方姓装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题名录，因与之“乡举之岁，恰当花甲一周”，故题诗一首，云：“字迹颇工整，首尾无漫涣，想见訡卖时，狼籍坊市遍。”[5](P208
　　209)可见，题名录虽为官刻，但于坊间十分盛行。
　　小说中提到题名录，多是讲其中人物在参加科举之后，亲朋好友由题名录中见及此人，以示科举中式的荣耀。《快心编》中写道：“见北直登科录上有‘凌六鳌’名字，系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由监生出身，中北直乡试第二名经魁。”《巧联珠》中有：“早是重阳时候，外面传进各省《题名录》来。方公展开一看，只见‘应天第十三名富榖，苏州府吴县人’。”一般从小说中来看，题名录所列的信息多是中式者的姓名、籍贯、出身、名次等项。其实，在各种科录之中，题名录所刻内容是比较全面的一类。清人震钧曾买得康熙十一年《江西题名录》，其中记有：监临，提调、监试、主考、同考以及他们的官职、品级、字号、科第、籍贯，并详载每职有几人；继而为是科考试题目，头场四书义三篇、经义每经四篇，二场论、诏、诰、表、判，三场策五道；之后为同考在五经的分房，其中“《易》三房，《书》二房，《诗》二房，《春秋》二房，《礼》二房。”[6](P50)其后录中式者，是科共五十七人，分别按名次载入他们的姓名、籍贯、所选的经义，“最后附刻诸文”，并有主考所作之序文，文辞典重、骈俪雅正，震钧说：“此录可考国初掌故，此表又可见文风之盛。”[6](P51)作为记载科举之盛、中式举子之荣耀的题名录，内容甚详，形式也极为正式，完全可以作为考查当时科举情况的重要文献，其中记录的举子的籍贯更成为研究古代科举和地域关系的重要资料。 　　乡、会试另有官刻试录，分别为乡试录和会试录。乡、会试录刻印中式者的相关信息和文章，与题名录相似。
　　同年录也是科录中之一种，乡、会试均有。《快心编》中写：“李绩道：‘《同年录》上有是有一个姓山的，老夫却忘了他籍贯。’”同年录与题名录有相同之处，其中记录了中式者的相关信息。但同年录的刻印有特殊目的，明代崔铣讲：“黄御史希武编次《乙丑同年录》，属冯无锡景祥刻之，而以序属铣。吾三人者，皆见于录中故也。凡举进士必有登科录，姓名、郡邑之类皆在焉，复编此者以省叙也，以省叙者便览也，其便览者为有事于四方者也，同年有世讲之义，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7](P370)他指出同年录的刻印之意，倾向于叙同年之谊，刻印的初衷与题名录不同。
　　此外，同年录更类似于一种姓名录，它另有查考中式者名号之用。《说郛》中《人之小名》一条记云：“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礼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8](P715)从中可见，同年录中除记中式者姓名之外，还录有字、号一类，盖《说郛》中所讲之“小名”。因此，在题名录、乡试录等各种科录并行的情况下，同年录更偏重于它所记录的同科考中者本身的相关信息。
　　与同年录相似的还有一种科录，即序齿录。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将序齿录归为同年录中之一种，[3](P87
　　88)但依笔者拙见，将二者分别列为科录似乎更为合适。所谓序齿录，即乡试或会试的同科中式者不按名次而按年龄的大小排名，由长至少依次排列。
　　序齿录与同年录的不同之处，还不仅仅在于排列次序的不同，序齿录中注明中式者的个人信息甚详，这是题名录等各种科录无法相比的，其中除中式者的姓名、籍贯等项之外，还有三代、兄弟、配偶的相关信息。小说《五色石》中写：“小姐道：‘今不须疑猜，只把他的序齿录来查看便了。’……只见解元黄琮名下注道：‘原聘陶氏，系前任福建臬宪、现任赣州二府陶公隐斋女，未娶而卒。’”有关序齿录的内容在小说中出现得不多，这是比较详细的一条，其中在解元名下还有小注，对于婚配情况记录颇详，故而小姐所说的“只把他的序齿录来查看便了”，此例在其他科录中不曾有过。明人孙承恩在《方齿录序》中，对其中的各项内容有所介绍，中云：
　　两京洎诸藩士之登名贤书者，复有私录制，往往殊焉。方齿录者，辛卯应天同榜诸君子所刻也，分方以列名，随方以序齿，有字焉，有号焉，及其父母焉，及其配焉，及其昆弟焉，及其子焉，及其里居焉，何详且备也，详且备者厚之也。[9](P397)
　　序齿录中的姓名、字号、父母、配偶、兄弟、子嗣、里居情况详备如许，这正是此录与其他科录大不相同之处，即使同年录也不能与之相比。
　　序齿录的刻印是中式举子的自发行为。明清小说在提到中式后的各项事宜时，常常将刻序齿录与会同年、刻朱卷等事放置一处，说明序齿录的刊刻是由举子们自己主持。李梦阳在《代同榜序齿录序》中说道：“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乡试，成业以其名并文录之献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龄等，乃相谋为私录，而齿序焉，注其字、年、籍、经，并榜之名第，题曰：‘同榜序齿录’，乃于是请之监察陈公观焉，陈公曰：‘嗟，诸生公录之矣，汝复私录之乎？’宇龄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不能无者也，以其类私而实公也。’”[10](P488)明人宗臣在《福建武举同年录后序》中也说：“嘉靖戊午十月，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樊公，既已登武之隽五十人录之矣，先是文而录者，辄又私序其齿勒之书。”[11](P134)此二序都说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即序齿录之“私录”性质。从《代同榜序齿录序》中的陈公之言，不难看出，嘉靖之前尚无序齿录之说，《福建武举同年录后序》中所叙之意与陈公相同。序齿录之前已有公录，此录实是诸生自发之举，是“惟齿之叙，则长长而少少，真弟兄”之意也，谷宇龄等人刻印序齿录均为此意，可以说序齿录是自此之后才开始刻印，并继而盛行于中式士人之间的。
　　
　　参考文献：
　　[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叶梦珠.阅世编:科举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3.
　　[4] 钦定大清通礼[M]//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5]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重宴鹿鸣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震钧.天咫偶闻[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7] 崔铣.洹词:乙丑同年便览录序[M]//四库全书:第12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陶宗仪.说郛:人之小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 孙承恩.文简集:方齿录序[M]//四库全书:第12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李梦阳.空同集:代同榜序齿录序[M]//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1] 宗臣.宗子相集:福建武举同年录后序[M]//四库全书:第12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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