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偏见为底色的偏爱] 傲娇与偏见演员表全部

时间：2019-04-10 03:3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夏志清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着重力捧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四位作家，在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响。虽然他评价左翼作家张天翼的短篇小说时极尽溢美之词，可联系他的个人生平经历就会发现，无论他怎么辩驳，他的文学观、政治观始终是西化的，指涉的始终是西方的文学观念、政治观念。表现到对作家张天翼的评价上，就表现为一种“以偏见（文学观、政治）为底色的偏爱”了。
　　关键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天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07-02
　　对国内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夏志清教授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大事。《小说史》识力之敏锐、见解之独到、批评方法上的自成一家实在值人数叹，一度“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成为显学”①，并引发了一系列文学热，如：“张爱玲热”“钱钟书热”“沈从文热”。而几乎与褒扬赞誉声同时出谷，关于它的政治意识先行、评论话语情绪化等缺点也大有诘问挞伐之音。对此，夏教授先是态度明确的否认：“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有人说我是反共的，凡是共产党的作家都不好，这其实是冤枉，张天翼不就是左翼作家吗？”②，这种诡辩式的推责其论据只需推敲片刻即可发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既然只注重“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那么鲁迅、郁达夫均有一定数量的艺术性上乘的佳作，可夏教授为什么对鲁、郁的评论话语极尽刻薄与讥讽？而对张天翼的“偏爱”虽然很见眼光独到，但在论张天翼的过程中死死揪住张作的“阶级性”问题不放，著者这种缠杂不清、暧昧不明的文学观实在令人捉摸不透。不过要理清夏教授对作家张天翼的真正态度，还是要从夏教授的“捧张”说起。
　　一、“应得的偏爱”
　　夏志清先生说“张天翼是这十年（上世纪30年代）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③表述语气肯定，连“之一”都省略掉了，可见夏老对张天翼的短篇小说是何等的推崇了。他曾在多种场合表示：“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讲了四个人啊，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还有张天翼。现在大家都只说前面的三位，可张天翼却没有人反应，这样优秀的小说家，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呢？”他毫不掩饰对张的偏爱，并一再追问没有形成相应的“张天翼热”的原因，对此事耿耿于怀，真可谓对张青眼有加。夏志清为什么如此亲睐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尤其是讽刺小说呢？
　　仔细阅读《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张天翼的小说文本，可见张天翼行文的风格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一定程度地与夏著中有意无意间透露的文学趣味是暗合的。
　　（一）“道德意味的了解”问题
　　夏志清在批评中国现代小说时说到：“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地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以有无提供“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为评判准绳，鲁迅的小说在夏的眼中竟只能是“喧闹的文学”“刺激的文学”“虚张声势的文学”了。至于郁达夫这样的“有心无力的爱国分子”、不以“为人生”而以表现颓废、感伤情调为主的作家，夏认为他真是“写了好些坏书”。
　　而比照同样的艺术原则，张天翼的小说就显得深具“道德意味”且高明得多了。例如反映近代工厂里劳资关系的短篇小说《小彼得》，故事由工厂厂主养的一只洋狗（小彼得）展开，在表面的工人们杀狗吃狗的事件背后，隐藏着工人和厂主之间尖锐又紧张的矛盾，工人们痛恨厂主的剥削压榨，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强压怒火，忍气吞声。他们不敢和厂主正面抗争，便将厂主养的狗当做可报复的对象，一次趁小彼得跑出来，几个工人将之捉住宰了，并烧成一锅香肉用来泄愤。大快朵颐之余，张天翼写道：“他们感到痛快。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也就默然了：那痛快有点欠缺的，而且还隐藏着什么不满足。”这样的描述的确让人觉得这是作者对“心理真实”的尊重，而从人道主义的意蕴层面看，这段心理刻画就极具“道德意味”了。原来杀狗吃狗的过程不仅仅是灌输工人对于厂主的仇恨，更是表现了人在“复仇”后最真实的收获——广泛的关于人生的虚无感。
　　所以夏志清说：“在这里，张天翼凭高超的道德直觉，超越了他的批评家，超越了左派的陈腔滥调，作出了对于人的执拗意志的令人阢陧不安的批判。”④
　　（二）关于讽刺的力度问题
　　对于“讽刺”，夏志清推崇贺拉斯、本·琼森、赫胥黎等西方作家，他认为讽刺小说就应当“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以攻击”。因此鲁迅在《狂人日记》文末呼喊“救救孩子”、在《药》里为革命者夏瑜的坟上添一圈红白的花，就是“犯了温情主义的错误”，是讽刺不彻底，不坚定的表现。他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鲁迅在拿捏讽刺力度上的犹豫，使他不能跻身世界名讽刺家之列。
　　这种关于讽刺力度的评论有一定道理，但实在有点不近情理。夏对鲁迅的苛责，实在是冤枉，是夏评论中国现代文学时严重“去历史化倾向”的表现。鲁迅的文学愿望是“做一个精神上的医生来为国服务”，他的每一步创作都体现着对国家对社会对青年的高度关切。不管鲁迅本人愿不愿意，近代的鲁迅俨然早被奉为青年的精神导师，因此他的作品必须考虑对青年的影响，对青年负责。至于于讽刺之余常常显现的人文关怀与“温情”，这正是鲁迅作为人民作家的用心良苦，若评论者硬要抱持偏见，加以谣诼，那也只能表示无奈了。
　　不同于鲁迅的“温情”，张天翼则是一个近乎冷酷的讽刺小说家。在讽刺时, “他保持最大限度的冷静与超然, 绝不把自己的主观情感直接展露”⑤,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不带自传色彩的一位”。⑥
　　他的作品讽刺对象广涉社会的各个阶级：城市里位居上层的政客官僚、城市下层的小公务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处于最底层的封建地主和所谓“乡愿”的乡绅。胡风《张天翼论》说：“张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⑦，他的小说对乡绅、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一视同仁，都拿来当讽刺对象，这使得他避免了“将他对于社会的写实观察，跟革命乐观派的教条结合在一起”，也使他的小说讽刺力量更强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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