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禁政策下对外贸易的演变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

时间：2019-01-28 03:23:5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本文就明代不同阶段的社会条件、贸易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加以分析，以使得大家对明代对外贸易的演变有个明晰的了解。　　关键词：明初海禁政策　基本国策　朝贡贸易　朱棣　新发展　商舶贸易　趋势
　　
　　一、明初对民间的海禁政策和政府的朝贡贸易
　　
　　明初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了防止窜踞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勾结倭寇侵扰，危害刚刚建立的明政权，因此，在对外贸易上，一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人海”，“海滨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了凡“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与海外诸国相处，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实行和平友好的朝贡贸易，借此“通夷情”“羁縻”海外诸国，“怀柔”远人，消除“衅隙”避免引起侵扰边疆战争的目的。
　　明朝的朝贡本身就是一种贸易，因为每次朝贡，明政府照例依据朝贡物品偿以相当的代价。但多数朝贡国家并不以为满足，他们的贡使或附带的行商，常常运载大批货物前来互市，进行民间贸易。但当时的朝贡贸易是在明政府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不是朝贡国家“即不许其互市”。明初载在《黄明祖训》允许朝贡的国家，计有：真蜡、暹罗、苏门答腊、古里、锡兰山、满刺加、爪哇、日本等15国。这些朝贡国家的仪式和手续相当繁琐，贡期、贡道和船数都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携带勘合、表文、号簿，市舶司与之对号簿，并验视表文方物，皆无诈伪，才准人贡。管理朝贡和贸易的机关是市舶提举司，朝贡者运来的物品，除贡品外，其余货物运到京师的，由礼部派员监督，在会馆开市；运到市舶司所在地的，也可以互市。互市日期一般仅三至五天，惟朝鲜、琉球不拘限期。互市时，主要实行“给价收买”的制度。互市前由礼部申告商民，不许携带军器、铜铁器等违禁货物与外人贸易。由此可见，明朝政府控制下的朝贡贸易，因负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再加上市场狭小，至洪武术年便衰落了，出现了“诸番久缺贡”“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的现象。
　　
　　二、朱棣时期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新发展
　　
　　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联系的加强，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已经基本好转，出现了“府藏衍溢”的物质条件，加上宋元以来造船航海技术的发达，已为发展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打下了基础。这也是明帝国从此走上巩固和繁荣阶段的标志。在国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和明朝进行商品交换，扩大贸易范围。史称：“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在这种形势下朱棣出于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一方面重视朝贡贸易，另一方面派遣郑和下西洋，扩大和加强与海外各国的关系，也极大的促进了朝贡贸易的发展。
　　朱棣基本上继承了朱元璋的朝贡贸易政策，只要采取更为主动积极的态度，放宽了“祖制”的一些限制。如海外各国，只要是来朝贡的国家，都一律欢迎。对“祖制”认为是非法的一些贡使进行的贸易活动，也加以默许。至于对各国来的贡使和随同人员，从登陆口岸到京城，从京城到出口国，沿途食宿交通马匹船只之类，都由政府供应，市舶司派员护送，为了“怀柔”远人，实行“厚往薄来”的方针，回赐优厚，对贡舶附至的货物，仍旧不征税。
　　朝贡贸易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组织管理机构的加强。永乐元年，恢复了泉州，宁波和广州三市舶提举司；并分别设置来远驿、安远驿、怀远驿站，专以款待外国贡使及其随从人员。同时，又派内臣提督，大大加强了对朝贡贸易的管理；其次表现在朝贡贸易制度的完善上。比如实行“博买”制度，外国贡献的物品由政府出卖，“贫民承令博买”交税后转售民间。另外还有“牙行”制度，牙行是为买卖双方说合，抽取佣金的商行，作为买卖的中介，评定货价，维持秩序，主持公正。这些制度的产生，填补了朝贡贸易下商品流通的环节，使朝贡贸易制度日臻完善。由于朱棣采取了这些招徕的措施，从而使朝贡贸易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
　　
　　三、明中叶海禁政策开放，商舶贸易的发展
　　
　　明中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国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也增加了，这样一来，更加推动了海外贸易的新发展：朝贡贸易走向衰落，商舶贸易得到发展。
　　商舶贸易是指海商私自造舟出洋贸易和私人在东南沿海的“通番”贸易，这在海禁时期是非法的贸易活动，但明中叶后逐渐增多。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官僚地主也勾结商人，伙同进行海外贸易，甚至勾结倭寇造成明代倭寇之患。再加上葡萄牙殖民者东来，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因此，明朝再次重申严厉的海禁政策，封锁沿海港。断绝海上交通，停止一切外事活动。打击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侵扰，捍卫国家主权，这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因此而厉行海禁政策，却是一种消极的闭关主义的表现。许多官员比如提督两广侍郎林富就主张开放海禁。明朝政府在倭患大体平息的情况下，为了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便于1567年。准许“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随着海禁的开放，明朝政府又建立了对贸易的新的管理制度：出洋贸易必须领取“引票”即通行证，及特许金“引税”，同时税收制度改为饷银制，征收水饷、陆饷等，关税征收货币，这也是明代关税制度的重大变化。是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反映。
　　海禁的松弛，给商舶贸易提供了条件，因而比以前更加繁荣了，据明人庞尚鹏说：“每年夏秋之间，夷船乘风而至，往止两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成倍增焉。”同时，中国沿海起航前往东西洋的中国商舶也不少，络绎不绝于印度洋上，在东南亚航运上的地位有所增进，可算是我国和东南亚贸易的极盛时代。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影响甚大。它加强了沿海地区各省府县之间以及与国外市场的联系，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
　　由明代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海禁政策是明代对外的一项基本国策。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禁止民间的商舶贸易。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海内外的贸易需求增大，海禁政策的松弛，商舶贸易的发展终于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