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暧昧 关于日本人的“暧昧性”分｀析
时间：2018-12-26 03:25: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日本人的暧昧性是举世皆知的日本代表国民性之一，日本人的暧昧常常让与其交往的外国人不得要领甚至屡屡失败。日本人暧昧性的形成有着地理、历史及文化方面的诸多根源。暧昧，既是客观环境造就的天生习性，也是日本人在长久的生存过程中磨炼出来的一种圆滑的处事之道。本文旨在通过对日本人暧昧性成因的分析，透视暧昧性的本质及内涵，为我们今后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摩擦，维护自身利益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日本人 暧昧 国民性
一、引言
日本人的暧昧性，是全世界所共知的日本的代表国民性，是谈论日本、研究日本时必不可少的话题之一。日语与其他语言相比，也具有暧昧不清、逻辑不强的特征。学习日语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很少像欧美人一样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好恶取舍，更不会直接进行拒绝，而总是尽量采用委婉、含糊的表达方式。日本人的暧昧，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更多地表现在行动和态度上。
二、关于日本人暧昧性的认识
客观地说，暧昧并非日本独有的国民性，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找到这种印记，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我们对此更不陌生。然而将暧昧表现得如此极致，甚至被贴上国民性标签的，却独有日本。这种独特的暧昧性，使得与其打交道的外国人不得要领、屡屡失败，进而大摇其头，甚或退避三舍。然而，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国际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中都无法回避的重要存在，因此其暧昧的国民文化虽然令人头疼，我们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进行解析、透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命于战时情报局开展对日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日本政府是否会投降、美国是否应该保留天皇制度等亟待解决的战后对日战略问题。由于处在战时，作者无法亲临日本本土获取第一手素材，而只能通过采访被监俘虏、参阅电影书刊文献等方式进行间接研究。然而作者最终写成的报告，却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分析得精准透彻、深入骨髓，连日本人也深表叹服。之后整理出版的《菊与刀》更是创下了研究性著作发行部数过百万的记录，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是研究日本的必读教材之一。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国民性格的经典阐述是：“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菊，高雅，柔和，是日本皇室家徽；刀，好斗，残忍，象征着武家文化。”这二者的矛盾与统一显示了日本文化与日本国民性的双重性格，而暧昧正是这一矛盾性格的突出体现。加藤周一提出了著名的“日本文化杂种论”，古代日本贪婪吸收东方文明，近代随着东方垂暮毅然“脱亚入欧”，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日本社会冲撞，同时又不可思议地融合着。日本人在文化吸收上的拿来主义精神，形成了多元的、杂交、矛盾的日本文化特征，也滋生了日本人在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上的暧昧性。
那么，关于日本人的暧昧性，日本人自身又是如何认识的呢？较为著名的恐怕是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作的演讲《暧昧的日本的我》。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大江健三郎精辟地指出：“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可见，大江健三郎本人对日本的暧昧深感尴尬与忧虑，对此持坚定的批判态度。《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原本暧昧味十足的日语表达，也使得日本人的暧昧性从此更加蜚声海外了。
与日本人谈话，就像是雾里看花，难得要领。因此，在国际经贸往来及外交舞台，日本人的暧昧性越来越多地让外国人莫名其妙、不知就里，批判声不绝于耳。然而，大部分日本人却仍固执地认为暧昧是“以和为贵”的表现，是一种高超的处事哲学，亦是一种美的体现。这种观点不论正确与否，但无疑仍然是其社会的主流认识。日本社会很少滋生“另类分子”，尽管偶尔也会有质疑的声音，但人们仍然顽固地传承着其独特的暧昧性，不论在语言还是行动上都拒绝明朗化。
三、日本人暧昧性形成的历史及文化原因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任何一种国民性的形成，无一例外都有其深层次的成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也许是客观自然环境使然，亦可能是长期的历史沉淀结果。
1.岛国根性
正如日本文化研究专家李兆忠在《暧昧的日本人》中所说：“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的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日本是个封闭的岛国，四面环海，加之资源匮乏，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这一方面筑就了日本人的悲观意识，另一方面培养了顺从、忍耐的国民性格。艰难的生存环境使日本人深知，一旦与人发生冲突将无处可遁，下场悲惨。为了避免矛盾的发生，必须以“和”为贵，与群体为伍，于是孕育出集团意识。日本人唯恐被孤立于集团之外，在人际交往中不追求个性，只求朦胧与暧昧，处事小心谨慎，凡事留有回旋余地。因此，暧昧更多的是日本人回避矛盾、明哲保身的一种圆滑的处世之道。日语中“沉默是金”、“不言为花”的成语，正是国民生活信条的现实反映。
在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强迫日本打开国门之前，日本历史鲜有外敌入侵，也不曾经历其它民族的大量融入，日本民族是世界上罕见的单一民族,语言亦是单一语言。长期共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岛国，相同的地理及自然环境，必然造就相同的思维习惯、心理特征及种族性格，容易达成心理上的默契。因此，许多语言或者行为方式，外国人看起来虽然暧昧难懂，但日本人之间却彼此心照不宣，根本无需过于明确的表达，日本人管这种交流方式叫做“以心传心”。日语中常见的无主语、省略对象语甚至省略半句话的现象，是日本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表达习惯。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在《当今日本人》一书中这样写道：“日本人试图通过一种微妙的、几乎是直觉的相互理解过程来取得和谐，而不是通过深刻的分析对立的观点或做出明确的决定达到一致。”
2.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文化背景上，日本对古代中国文化无尚崇拜，贪婪地从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汲取养分，模仿并建成与其相近的文字、宗教、建筑甚至政府管理体制；而儒家文化于公元4、5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德川幕府时期，其影响力超过佛教成为主导思想。“克己”、“中庸”、“和谐”等儒家伦理思想至今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成为存在于日本人精神层面的律政法规，孔庙在今天也依然矗立在日本大小城镇的街道旁。自古以来，日本人遵循“以和为贵”的儒家行为规范，极力避免与人发生直接冲突，努力维护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因此做人含蓄、内敛，极力掩盖分歧，弱化矛盾，有时甚至不惜扼杀自己的尊严去维护表面的“和”，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暧昧、委婉与模糊。
3.出于自我保护的距离空间
日本人体现在语言或者行事上的暧昧性，除了对“和意识”的追求以外，有时还是为了刻意地设置彼此间的距离空间，以进行自我防卫。日本人出于岛国根性，先天缺乏安全感，而一定的距离感会令其感觉舒适。比如，日本人与人见面，既不握手更不会拥抱，而是采用独特的鞠躬礼，以避免身体的直接接触。因此，语言及行事上的暧昧，可以看作是日本人为自己设置的心灵壁垒，将暧昧、含糊作为盾牌，小心地避免对方过于贴近自己，从而达到藏而不露、隐而不发、保护自己的目的。很显然那种直来直去、实话实说的表达方式极不适应日本的国情与传统。
四、结语
作为个人的处世之道，暧昧也好，明了也罢，纯属个人自由，无可厚非，他人更是无权干涉。作为一国的国民性，我们可以分析琢磨，却无权褒贬菲薄。但是，遗憾的是，某些日本人在本应态度鲜明的时刻，却将暧昧作为手段避实就虚，回避问题的实质。某些日本政要在曾经的侵略战争问题上含糊其辞，用暧昧的语言来粉饰曾经的侵略罪行，如田中角荣曾将日本侵华说成是给中国“造成困扰”；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更是对过去的侵华历史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历来暧昧骑墙；几任首相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暧昧表态事实证明只是个“障眼法”，等等。此时，暧昧只是一种表象，其真实意图洞若观火。这种无视他国人民感情的言行是对国际关系的极大不负责任，仅用暧昧的国民性来解释是无法蒙混过关的，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总而言之，日本人的暧昧性，是客观环境造就的天生习性，日本人不喜泾渭分明，以暧昧、朦胧、留有余韵为审美取向。同时，暧昧也是日本人在长久的生存过程中磨炼出来的一种圆滑的处事哲学，当形势不明，或不利于己的时候，以暧昧为盾牌进行搪塞、缓冲；然而，一旦涉及切身利益、生死存亡的时候，却从不暧昧，决不含糊。因此，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擦亮眼睛，对“暧昧”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揣摩，既要尊重对方的国民文化特性，不能一概持否定态度，也不能对有损民族利益的“暧昧”听之任之，而必须加以反击，积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M］.金城出版社，2005年9月.
［2］［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华文出版社，2005年2月.
［3］［美］埃德温・O・赖肖尔.当今日本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0月.
［4］李叶玲.日语的文化内涵［J］.科学教育家，2008年4月.
［5］祝大鸣.强调以心传心的暧昧语言文化――日本语言文化特点续探［J］.外语学刊，1999年第1期.
［6］张志海.论日语暧昧性及其语言伦理哲学［J］.社科纵横，2004年6月.
